关于郭沫若的评价及其它

刘茂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郭沫若与20世纪中国文化”, 这是一个大话题。因为这首先牵涉到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总体评估, 然后再看郭沫若在其中的作用。这里我只想谈一点对郭沫若自身文化的评价问题。

 

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可以这么说, 在郭沫若去世后, 对他的研究才真正开始。二十多年来, 这方面的文章和专著发表了不少。“郭学”的命题也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对郭沫若的评价中, 也越来越多地听到不同的声音。总的来说, 这是正常的。和其他领域一样, 正因为有争鸣, 才使人物、事件、学术和作品, 面貌更加清晰, 价值更容易为人们分辨。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 只能说好, 不能说坏;只能赞扬, 不能批评, 这不仅有失公允, 也对文化发展不利。

 

但是, 人物评价有评价的游戏规则, 这就是力求做到客观、公允。要做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特别是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人, 要做到就很难。还有人有一种政治情结, 即是对凡是站在政治对立面一方的人, 无论他在学术文化上多么杰出, 也是贬多褒少, 或只贬不褒。这都牵涉到一个评价标准问题。表现在对郭沫若的评价上, 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人认为,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文化伟人, 在文学、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校

 

言学等诸多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尽管他在为人、为学方面有不少缺欠和失误, 但他仍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大宗师。另一些人认为, 郭沫若只是“御用”学者, 文化上一无是处, 不是抄袭, 就是学舌, 是看毛泽东脸色行事。学术上则攻其一点, 不及其余。甚至挑出他曾结过三次婚之类大加挞伐。

 

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就因为有些人不遵守那种约定俗成的学术批评规则, 戴着一副有色眼镜。如果光凭个人好恶而任意褒贬, 那历史就无是非可言了。我们评价郭沫若就要将郭沫若放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 看他对中国文化做出了什么贡献。是促进还是促退, 是有益还是有害, 它的社会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究竟如何?这样, 我们才能反映或接近历史的真实。如果像余英时、金达凯等人那样歪曲或无中生有地加给郭沫若种种恶谥, 虽为评价, 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最近读了香港出版的《中国文学散论》中关于评价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一章, 作者对郭沫若为什么要写《李白与杜甫》倒是摸着了一些儿边际。可惜, 由于作者对郭沫若存有很深的厌恶情结, 因而未能深入探讨下去, 只是做了一些儿猜测。这就是作者心底里先存有一个否定郭沫若的概念, 然后去找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 而置全书内涵于不顾, 对那些深刻解剖、沉痛反思的内容视而不见, 只能提出一个疑问, 自己却无力解答。这也说明, 人物评价, 学术评价, 都需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公正的立场。

 

学术需要百家争鸣。当然, 我这里说的不是两家, 也不是一边香花, 一边毒草。而是不同学术流派、文学流派、艺术流派共同发展, 互相争鸣, 各输风采。让人民群众去评判, 去选择, 让历史去决定弃取。“郭学”是否能长留于世, 郭沫若的文学艺术能否与历史同在, 这都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我是相信“郭学”与郭沫若的文学艺术创作会长存于天地间的。一些恶意的攻讦将不会得到人们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