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是一定时代衡量人们行为规范的标准。 然而,在夏、商时代,德并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由 于夏人“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 神”(《礼记·表记》),就有人称夏文化为“尊命文 化”,商文化为“尊神文化”。在夏、商的尊命与尊神 文化中,人们只相信神的意志,认为国家的兴亡, 人世的祸福,都是神意的表现。但夏、商的相继灭 亡以及周人的勃兴,人们对于天意的虔信发生了 动摇,他们感到“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 王》),不能单独去依靠鬼神与上帝,还须在人世间 倾注一部分精力。
        在这次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周公走在了人 们的前头。他清醒地认识到夏、商的灭亡根本不是 什么天意,而是因为桀、纣等统治者“不敬厥德” (《尚书·召诰》),他认为周人必须“克明德”(《尚 书·康诰》),发扬“德”的教化力量,使之成为治国 的根本。
        从周公执政时期始,“德”便被提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周公把提倡“德”作为稳定社会秩序、巩 固周朝政权的当务之急。今《尚书》中的《大诰》《洛 浩》以及《多方》《多士》等篇,都是史官记录的周公 对殷遗民和周臣民的训话,从中可充分看出周公 的政治思想及其由此而制定的制度和政策。王国 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康诰》以下九篇,周之 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其中皆以民为言,《召诰》一 篇言之尤为反覆详尽,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 者一以贯之。”而这四者之中,又应该以“德”为其 理论核心,如谨遵天命,勤政慎罚,重视下民等都 是由此而派生的。
        周公是周礼的制定者,杨向奎说:“自周公制 礼作乐开始,才是我国第一次对于‘礼’的加工和 改造,他开始用‘德’字来概括原始礼的全过程。以 ‘德’来代替礼。‘德’不仅包含着人们主观方面的 修养,也包含有客观方面的行为规范。这就丰富了 礼的内容,减轻了对等交换的性质,而使礼纳入道 德范畴。”又说:“周公对礼的加工,主要在于减轻 了它原有的交易内容,加重了它的道德含义”(《关 于周公“制礼作乐”》,《文史知识》1986年第6 期)。《左传》文公十八年记鲁国季文子所说的话 道:“先君周公制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 度功,功以食民。”这是说礼仪用来观察德行,德行 是用来处置事情,而事情则是用来衡量功劳,功劳 是用来取食于民。由此亦可见德在周礼中的重要 位置。
        西周以至春秋时期,崇德成为社会上人们的 共识。一般人要名留青史,则须“大上有立德”(《左 传》襄公二十四年)。而统治者为政以德更为重要, “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左传》僖 公二十四年)。鲁国是执行周公礼制的典型,在鲁 国人中,德便被更多地提起。如历仕于庄、闵、僖、 文四世的重臣臧文仲就主张统治者应以德治民, 认为“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左传》文公五年)。鲁 文公五年冬楚公子燮灭蓼时,臧文仲听说六国和 蓼国都灭亡了,其先祖皋陶、庭坚一下子就没有人 祭祀了,感到很伤心。这是因为他们的国君不建立 德行,百姓也不会为其尽忠效力,而要做到民心无 违,就必须实行德治。又如僖公二十一年(前 639),宋襄公欲合诸侯。臧文仲评论说:“以欲从 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僖公二十年)。 就是说推己之所欲以从人,使人同得所欲是可以 的,但强迫他人以逞一己之欲是很难成功的。所 以,推己及人,以德为标准支配自己的政治行为十 分重要。鲁国大思想家孔子也强调“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种推己及人的行 为方式体现在统治者身上便是“为政以德”(《论语 ·为政》)。
        也是由于崇德,鲁国出现了不少的道德典范, 而他们的道德行为与道德思想乃是以坚持周礼为 前提的,即所谓“君子礼以坊德”。如善于讲究贵族 礼节,且颇具儒家道德理想形象的柳下惠便是以 周礼作为自己道德堤防的。为了遵循周礼,他“言 不废大伦”,行不犯色而思虑;因为坚持周礼,他事 人以直道,不易其操守。
        从实质上说,重德的目的在于使国治邦安,而 邦国的安定又仰赖于人民的稳定,因而“保民”、 “宁民”便被常常提起。童书业在所著《春秋史》中 认为,周人传统的政治和道德观念是“敬事上天, 遵法先祖,尊重君上,慈爱臣民,修明道德,慎用刑 罚,勤修政事,屏除奢侈,以礼教治国,兵威镇众, 而励用中道。”除了敬天、法祖、尊君之外,其他内 容都与爱民相联系,慎罚、勤政、不过度奢侈,都是 讲统治者不可过度压迫和剥夺民众。鲁人的观念 即是如此。他们有时也讲以刑“威民”,如《国语· 鲁语上》就记臧文仲之语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 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所以 威民也。”但与“威民”相比,他们更看重以德“训 民”和在位“恤民”。国无患,民无难,人民安居乐 业,是以国家太平。即使国家遇有凶险,只要在上 者建立德行,以德待民,就能得到人民的救援,凶 险亦可安全度过。否则,“德之不建”,则“民之无 援”。为此,国家应重视人民,急民之所急,即使“铸 名器,藏宝财”,也应以“民之殄病是待“(《国语· 鲁语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稷江山的稳固。
        鲁国不少人大倡“重民”之论,这与西周特别 是春秋以来“重民轻神”、“重民轻天”的思想是一 致的。他们已初步了解到迷信鬼神无用,唯有得到 “民”(即“国人”)这个贵族统治实力支柱的支持, 才能很好地生存和发展。如鲁僖公二十一年(前 639)夏,鲁大旱,僖公要烧死巫人和尪者,认为大 旱与他们有关。臧文仲认为烧死他们并不是防备 旱灾的办法,应该在民艰于食的情况下修理城郭, 稍给民食,这才不失为救荒之策。与之同时,贬损 饮食,节省开支,劝人施舍,并致力农事,使旱不舍 农,以补救灾荒。而巫人、尪者能做什么呢?“天欲 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左传》僖 公二十一年)。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话,故这一年 虽有饥荒,却没有伤害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