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来源于原始时期的宗教信仰,这些原始 信仰包括对自然、图腾以及祖先的崇拜,但祭祀又 与原始的宗教信仰不同。原始宗教有自身的发展 历程,如果说起初对于自然和图腾的崇拜尚为一 种“不含欺骗成分”的“自发的宗教”的话,那么后 来对于祖先的崇拜应是一种“人为的宗教”(《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页)。而祭祀正是与 这种“人为的宗教”相伴而生的,具有更为浓重的 人文理念性质。周代祭祀制度与世俗社会中的制 度糅合在一起,成了维护人伦社会等级秩序的重 要制度,在周礼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所以,《礼记· 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 于祭。”
        殷商时期,祭祀已与战争同等重要,丧失“师 祀”与丧失“天命”无异。周朝代殷以后,祭祀与战 争更是国之大事,因而祭祀之礼大都十分庄严隆 重,还有相应的乐舞与之配合。一般地说,祭祀的 目的是为了祈求福祐、答报神恩或者驱邪避恶,但 有时他们并不追究神明的存在与否,只是关注祭 祀这种形式。《礼记·明堂位》说:“唯祭祀之礼,主 人自尽焉尔,岂知神之所飨?亦以主人有齐敬之心 也。”看来,维系现世秩序才是祭祀的终极目的。
        祭祀既然主要是为现世而设,那么在祭祀时 便有了不少严格的规制,如“天子祭天地,诸侯祭 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 三公,四读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礼记·王制》)。又如,就祭祖而言,宗庙制度的 规定便比较细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 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 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 祭于寝”(《礼记·王制》)。再如,仅宗庙里的昭穆 便不可违反了“次世之长幼”和“等胄之亲疏”的顺 序,如果“犯顺”和“易神之班”,就是“不祥”(《国语 ·鲁语上》),就会招致祸殃。
        鲁国一直十分重视祭祀之礼。始封之初,周室 所赐就有不少与祭祀有关,如赐鲁以祝、宗,祝为 主祭祀用币及读辞者;宗即“宗伯”,负责为国君掌 管祭祀之礼。从文献记载看,除周室外,只有鲁国 有“宗伯”之官,其他国家只有“宗”或“宗人”。另外 还赐给鲁国备物、典策以及宗庙祭祀之彝器。除专 司礼仪的人员外,鲁国在宗庙祭祀时还有代表死 者受祭的“尸”,《国语·鲁语上》说“祭养尸,享养 上宾”,祭祀以“尸”为中心,“尸”一般由受祭者子 孙或同姓承当,届时接受祭拜,并为祭者祝福。
        鲁人在祭祀对象的选择上也有一定标准,鲁 大夫柳下惠表述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 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 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 典。……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高 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 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 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 也;及天之三辰,民之所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 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 在祀典”(《国语·鲁语上》)。鲁与周王室在祭祀对 象上基本一致;他们都要祭祀天地、社稷、祖宗、日 月星辰、名山大川、五祀百神,这些祭祀对象都有 “功烈”于民,具有某种“善”的品质。柳下惠认为, 人们进行祭祀时,应该服从“圣王”的这种制祀原 则,因为祭祀乃“国之大节”,关系到政治的成败, 而不得在此原则之外“无故加典”。鲁僖公时,一种 叫“爰居”的海鸟在鲁东门之外停留了三天,鲁大 夫臧文仲令国人祭之,柳下惠认为它只是在躲避 海上的灾祸,并无“功烈于民”,便批评臧文仲此举 “不仁”、“不智”。
        祭祀除定期举行外,遇有重大的庆典或行动, 如国君即位、建筑、征战、婚嫁、丧葬等,也要进行 祭祀,但这些祭祀并不随意举行。《礼记·祭义》 说:“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由 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禘秋尝。”祭祀 不可过繁,亦不可荒疏,只有严格遵守祭祀制度, 才既可避免由于厌烦祭祀而造成的对鬼神的不 敬,又不会因荒疏怠慢而遗忘神灵。
        《诗经·鲁颂·宫》为我们描述了鲁国贵族 祭天祀祖的奢华场面。该诗作于鲁僖公时期,所记 述的便是此时的祭祀盛况。诗中首先追述了周的 始祖姜嫄、后稷到太王、文王、武王时周族的起源 与兴盛过程,继而叙述鲁国受封的由来,僖公所祭 祀的便是这些在周族和鲁国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 用的列祖列宗。诗歌描述鲁僖公的祭祀,“春秋匪 解,享祀不忒”,“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祭祀场面 则“龙旗承祀,六辔耳耳”,“白牡骍刚,牺尊将将”, “毛炰胾羹,笾豆大房”,同时还有“洋洋”的万舞与 祭祀相配合。这些祭祀活动,无非是祈求神灵保祐 国泰民安、“鲁邦是常”,保祐“令妻寿母”、“眉寿无 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