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发展 的一个重要标志。吴越是我国刻书业的发祥地。据 唐诗人元稹所作《白氏长庆集·序》称,扬越间有 人专门把白居易与元稹的杂诗集刻了“卖于市肆 之中”。五代时,吴越国佛教昌盛,刊刻了大量的佛 经。因佛经的刊刻,中国的雕刻业便逐步发达起来 了。
        吴越也是我国刻书业最发达地区。自北宋开 始,杭州因纸质精良,刻印技术高超,而成为江南 刻印业的中心。当时,国子监有一大半“监本”刻于 杭州。首都的南移,则进一步促进了江南刻书业的 发展。自宋代开始,江南还形成了定规,官家多刻 经史,私家以刻诗文为主。
        明清时期,江南刻书业趋于繁荣。明代刻书的 机构之多,刻书的地区之广,刻书的数量之大以及 刻书家之普遍,都是以前任何时代不能比拟的。不 仅官刻发达,私刻更发达。“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 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清袁 栋《书隐丛说》)。
        私刻的发达,是明代刻书业十分突出的一个 特点。这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优惠政策的鼓励分 不开。明代自洪武元年八月始,为促进刻书业的发 展,曾下令“除书籍税”(龙文彬《明会要》卷二十 六)。经营出版业有利可图,于是,在重文风气影响 下,明代的私刻业便蓬勃发展起来了。吴越地区是 私刻最发达地区。据李致忠等统计,南直隶所辖十 八府,仅职业性民间出版机构(书林、书铺等)便有 五十余家(《明代刻业述略》,《文史》二十三辑)。著 名的有南京唐姓十二家、周姓七家、秣陵陈大来继 志斋、金陵萧腾鸿师俭堂等。当时,南京的三山街、 内桥一带,是书坊的集中地。他们为投市民所好, 大量刊刻售卖插图本的戏曲和小说。苏州阊门内 外和吴县等地是书坊的集中地,有民间书坊四十 余家,刻工数百人,时有“书肆之胜,比于京师”一 说。明中叶人胡应麟称:“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 也,闽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
        与此相适应,吴越地区的私宅刻书出版家也 颇有影响。如黄省曾、赵用贤等二十多人,尤其是 毛氏汲古阁。汲古阁在常熟,刻书始于毛晋。毛晋 是钱谦益的学生,他受钱氏“通经汲古”影响深。为 了推动经史之业,毛氏便以“汲古”命其阁。毛氏家 境富裕,为了刻书,特悬告示,高价收购各种古今 善本图书,于是各地书舶云集七星桥毛氏之门。邑 中为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 (《汲古阁校刻书目》)前后积书至四万八千册。汲 古阁的规模相当大。汲古阁刻书时间很长,前后共 刻了六百多种。像《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津逮秘 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列朝诗集》《六十种曲》 等书,都是很有特色又很有用的书。
        明清时期吴越刻书业的特点是,南京、苏州、 常州三地刻书业发达,杭州稍差。胡应麟称:“余所 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
        除刻书业发达外,雕刻技艺的进步也值得留 意。一则是无锡华、安两家的活字印刷。活字印刷 术虽发明于宋代,但只见记载,未见实物流传。真 正普遍运用活字印刷术印书则在明代。华、安两家 所用是铜活字还是锡活字,今有争议,但使用金属 活字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二是彩色套印技术的使 用。套印始于程大约主持编刻的《墨苑》。湖州乌程 县的凌、闵二家继承并发展为多版分色套印技术, 这又是印刷技术的一大进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 镂刻套印的经史子集各类图书,约有一百三十余 种。虽然今天各大图书馆不乏收藏,但也不可多得 了。总之,江南发达的印刷术,为江南文化的兴盛, 做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