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既是尚文的表现,又是 尚文风气形成的原因之一。
        官学 中国文化教育复兴于宋代。东汉以后, 朝廷博士制度衰落,学业多限门第。到了北宋初 期,最高统治者鉴于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右文” 政策。于是,重振儒学,太学与各地郡县之学复苏。 兴学运动始于宋太宗庆历年间,倡导人是范仲淹。 范氏对政府科考取人不经正规学习意见很大。他 任参知政事后,便敦促太宗,下诏各州县,设立学 校,聘请名师主讲,并且规定不入官学不能应举。 于是,为了入仕,学子纷纷进官学学习,学校大盛。 以后王安石、蔡京主政时,又有过两次大规模兴学 运动,故宋代郡县学特盛。
        吴越地区是最早兴学之地。这和胡瑗(993 1059)的努力分不开。胡瑗是宋代教育的鼻祖。范 仲淹任职苏州时,出于兴学想法,让宅建学,聘胡 瑗为苏州府学教授。苏州人“从者日众,人文骎 起”。后来,胡瑗又到浙江湖州府任教授,欧阳修 称:“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 传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 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欧阳文忠集》卷二十五 《胡先生墓表》)。庆历四年,太宗下令复学,范仲淹 又把胡瑗召去主持太学,于是,胡瑗的分科教学又 成了太学教育法。胡瑗教育内容分二类,一类是 “经义”斋,学习六经;一类是“治事”斋,研究致用 之学,比较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应该说较科 学,故明代学者程敏政称“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 未有过瑗者”(《月河精舍丛钞·安定言行录》上)。 由于吴越地区经济较发达,读书求功名习浓,所 以,吴越地区的官学一直比较发达。
        义塾 吴越地区宗法观念强,人民多聚族而 居。大的宗族也兴办学校,称“义塾”。如果把县、郡 两级官学称为“中等教育”,那么,义塾不妨可理解 为“初级教育”,犹今天的小学。吴越地区义塾不 少,如浙东地区,著名的义塾有东阳南溪蒋氏义 塾、诸暨白门方氏义塾、浦江麟溪郑氏义塾(又称 东阳精舍、东阳书院)、镇海十七房郑氏义塾等。义 塾多为免费学校,同宗的穷人、富人子弟都可以受 教,它无疑为教育的普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书院 书院有多种类型,有的类义塾,如浦江 麟溪郑氏义学,便又名东明书院。东阳郭氏的石洞 书院、西园书院、南湖书院,也主要是延名师教授 子弟的。有的类官学,元明清时期,书院的官学化 倾向很重,尤其是清代书院,多习考课,和官学差 异不大。有的类研究所,有的书院政治色彩很浓, 如东林书院。最有意义、最值介绍是后两类书院。
        作为研究所式书院,始于南宋。这和理学、浙 学的兴起分不开。理学是一种讲性理的新儒学,理 学要传播开去,必定要设馆授徒。朱熹是理学集大 成者,同时也是讲学式书院的开创者。朱熹一生十 分重讲学,复建白鹿洞书院,作《揭示》,亲任主讲; 建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寒泉精舍,传播理学,四方 士友,来学者甚众。吕祖谦讲于丽泽书院,传播婺 学。象山书院传播陆学。弟子们建的书院更多,如 浙东的四明学派,传播陆学,多建书院,杨简讲于 碧沚书院、慈湖书院,袁燮讲于城南楼氏精舍,沈 焕讲于竹洲书院。杨简弟子桂万荣则作石坡书院 传杨学,另一弟子童居易的孙子,则建杜洲六先生 书院。南宋至元代,讲程朱理学和陆学的书院特 盛。明初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书院一度沉寂。到了 明中叶,由于王学的兴起,书院讲学风气复炽。王 阳明为传播心学,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他死后,弟 子为纪念他,纷纷修起了书院。整个晚明时期,由 于王学的炽盛,全国各地的讲学风、建书院风特 盛。甚至清初还有些书院仍讲理学,如关中书院、 鳌峰书院、姚江书院、漳南书院、东林书院、紫阳书 院、还古书院等。
        到了清初,书院的讲学内容发生变化,由理学 而转向经史实用之学,“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 (《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甬上证人书院记》)。宋 明理学发展到晚明的王学末流,“袭语录之糟粕, 不以六经为根,束书而从事于游谈”(《南雷文定》 后集卷三《赠编修弁王吴君墓志铭》),必然引起务 实学者的反感。晚明社会危机加深、实学思潮逐渐 兴起,王学开始遭到批判。反王学的发源地是吴 地。吴下素轻心学。嘉靖三十一年(1552)冬,松江 学人何良俊到北京,谒拜其师、王学弟子聂豹。聂 豹问何氏:“别来二十年做得甚么功夫?”何氏答 曰:“二十年来惟闭门读书,虽二十一代全史亦涉 猎两遍。”聂豹不高兴地说:“汝吴下士人,凡有资 质者,皆把精神费在这个上”。何氏听了,心中很不 服气,“盖经术所以经世务,而诸史以载历代行事 之迹,故六经如医家《素》《难》,而诸史则其药案 也。夫三代而下以至于今,经历既久,凡古人已行 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变,取古人成迹,斟酌损益, 庶有依据。苟师心自用,纵养得虚静,何能事事曲 当哉?寻常应务犹可,至于典章仪式、名物度数,其 亦可以意见处之哉?故一经变故纷集,则茫然无所 措,遂至于率意定方,误投药剂,非但无救于病,其 人遂成沉痼矣! 可无惧哉!”(《四友斋丛说》卷五) 何良俊的这番话,典型地反映出了吴地学人普遍 重经史的一些想法。
        由于吴地素有重读经史风,因而到万历末年, 无锡顾宪成兄弟重建东林书院时,便提出了“尊经 复古”的口号。复社也以“复兴古学”相标榜。特别 是钱谦益也大声疾呼“通经汲古”口号。由于钱氏 是晚明一代文宗,所以,他的倡议,对晚生后进尤 有影响力。其弟子、汲古阁主人毛晋,响应老师号 召,重刊“十三经”、“十七史”,引导全国士人读经 读史,则直接促进了这一学风的形成。
        浙地是王学的发源地,自明中叶后,浙江王学 炽盛。由于浙东禅派佛学旺盛,不久,王学便和禅 学日渐合流。黄宗羲所谓的束书不观,主要指浙东 的王学。浙东最早憎恨这一学风的是黄氏老师刘 宗周。天启年间,刘宗周在绍兴开证人会(书院), 主要目的便是纠正这一风气。他曾气愤地说:“此 乾坤何等时,犹堪吾辈从容拥皋比讲学!此所谓不 识人间羞耻者也”(《思复堂文集》卷一《刘门弟子 传序》)。刘宗周提出了“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 思想,偶而也主张读“四书六籍”。后来,黄宗羲进 一步发挥为“儒者经纬天地”,且接受了朋友钱谦 益的主张,在浙东地区也大力提倡读经读史,以此 作为“经世”的手段。
        康熙六年,越中证人会重开。黄宗羲以其仍讲 理学,不悦,而甬上则有一批青年人足为其薪火之 寄,乃移师甬上,别开甬上证人会。次年,即将证人 会改为讲五经之会。讲经会前后持续了八年,来会 者不下百余人,一时间,甬上形成了一股新的学 风,“经史之学蔚起,雨聚笠,宵继灯,一振前辈之 坠绪者”(《续甬上耆旧诗》卷七十七)。著名的清初 浙东学派正式形成。
        清初甬上讲经会是中国第一个专讲经史等实 学的书院。此后,万斯同在京、在甬,曾继续主持过 经史讲会。吴地最早讲经史实学的书院是雍正三 年(1725)重建的苏州紫阳书院。南京的钟山书院 也以讲经史为主。这些都是中国较早讲经史之学 的书院。两者相比,仍有些差异。黄宗羲、万斯同等 讲经史之学,目的是为了求“大道”,即社会改革思 想;而雍正以后则是为经史而讲经史的,是纯学术 性的,是汉学意义上的经史之学。
        汉学式书院的全盛期是乾嘉时期。其代表是 嘉庆六年(1801)阮元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诂经 精舍以实事求是、崇尚汉学、培养经史学术人才为 办学宗旨,故其楹联有云“公羊传经,司马著史。白 虎德论,雕龙文心”。诂经精舍前后持续百年多,培 育了大批学人,李元度《阮文达公事略》称“不十 年,上舍士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殚 述。东南人才,称极盛焉”(《先正事略》)卷二十 一)。一时,诂经精舍成了经史训诂书院的楷模。嘉 庆十年,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伍志伊建苏州正 谊书院,也以讲经史为主。即便到清代后期,吴越 地区仍有模仿诂经精舍,崇尚经史训诂的书院创 建。上海龙门书院建于同治四年(1865),同治十三 年(1874)上海诂经精舍建立,光绪二年(1876)苏 淞太道冯氏创上海求志书院,光绪五年(1879),宁 绍台道宗源翰建宁波辨志精舍,光绪十年(1884) 江苏学政黄体芳创江阴南菁书院,光绪十四年 (1888)布政使黄彭年创苏州学古堂,这些书院,皆 以讲经史为主。
        吴越书院数量多,影响大,对吴越的文化建 设、尤其是学术的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吴越地 区人才多,著名学者多,这正是办书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