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智慧的中国人 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渐渐超越了文字记事的实用 功能,创造出“无声而有音乐之合谐,无色而有图 画之烂灿”(沈尹默语)的书法艺术。书法凝结了几 千年中国文化的精神,堪称东方艺术的结晶。陕西 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千古帝都,无论在文字胚 孕的史前刻符,还是其初级形态甲骨文、金文,文 字统一后的小篆、隶书、楷书、草书的形成发展各 个时期,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中国书法艺 术发生、发展的中心舞台。西安碑林藏石两千余 方,碑石年代从汉迄今,囊括了唐以前各体各家的 重要作品,堪称中国书法艺术的祖庭。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马家窑、龙山、 崧泽、良渚文化中都发现了原始刻符,其中陕西仰 韶文化的原始刻符年代最早,也较为丰富多样。在 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合阳莘野、铜川李家沟等地 仰韶遗址均有出土。一般刻在涂有黑色带纹的陶 钵口沿上,有烧前刻和烧后刻两种。据统计,西安 半坡发现刻有符号的陶片一百三十三件,陶符三 十七种。临潼姜寨发现一百二十九件,陶符三十八 种。郭沫若指出:“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 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 孑遗。”
        这些刻符尽管简单而又混沌,尽管借助摹仿 而又离不开实用目的,但确实具有被当作视觉艺 术来观赏的审美性质。其线条组合对称平衡,简捷 有力,清新天真。
        商周书法的成就集中体现在甲骨文和金文 上。1977年春,在岐山凤雏村西周宗庙基址西厢 窖穴中发现甲骨一万七千一百余片。其中有字卜 甲二百九十余片,计五百八十一字。字数最多的每 片三十至四十字,一般多为一个字到三个字。卜甲 大部分为龟甲。也有牛骨。周原甲骨是继1899年 殷墟甲骨发现以来甲骨文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为 研究西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提供了珍贵资料。 周原甲骨文王时最多,成王时次之,武王时最少。
        与殷商甲骨相参照,陕西周原甲骨文在书法 上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章法自由松散,顾盼穿 插,别具自然天趣。而商甲字距密、行距疏、较严 谨。第二,结字疏朗错落、字形全长趋方。接近金 文,很多字甚至和金文无异。商甲字形较长,结撰 谨严,与同期金文距离较大。第三,笔划上以曲线、 圆笔为主。横不平竖不直,多作弧线。以刀代笔注 意“书写”效果。殷甲以直线方笔为主,注重“契刻” 味道。第四,周原甲骨文,字径以长二点五至五毫 米、宽一点八至四毫米为主,字径长一至二点五毫 米、宽一至二毫米也很多。有些小字甚至长宽仅一 毫米,比小米粒还小,需用五倍以上放大镜方可辨 识,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微雕艺术珍品。
        西周金文即青铜器上的铭文在中国书法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西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特点与史 学文学价值,上一章已经说过。西周金文多鸿篇巨 制,各王的标准器多为同期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金文大致可分为三期。(1)早期:武王、成 王、康王、昭王四代。此期金文承袭商代金文遗风, 多见肥笔,雄强浑厚,凝重古拙。结构无甚规律。字 形大小长宽不尽一致,往往一字有数种写法。(2) 中期: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夷王五代。穆王时肥 笔已经减少,趋向以线为主的写法。恭王以后,笔 法已尽脱商代遗风,渐成西周自身特色。以中锋为 主,无论起笔收笔,多用藏锋。转折圆转,字距分 明。显现出平和规矩,雍容稳妥,秀逸柔和,充满活 力的特点。(3)晚期:厉王、共和、宣王、幽王四代。 虽西周已趋没落,但金文书法却走向辉煌。字的结 构规律性更强,图画意味的字已不再出现。字形普 遍竖长。中锋圆浑,细而不弱。遒劲醇厚,苍健古 朴。
        过去史学界多认为秦人文化造诣不深,近年 考古发现已改变了这种偏见。就书法而言,秦人石 鼓文、诏版、小篆的形成、隶书的出现,在中国书法 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石鼓文是刻在十个圆形鼓状石碣上的记述秦 国君渔猎等事的文字。因形得名“石鼓”,又因其内 容被称为“猎碣”。唐代宝鸡凤翔出土,当时即受到 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韩愈等书坛巨子学界领 袖的推崇。后历经磨难,金人攻下汴梁将石鼓掠往 燕京(北京),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向有“中华第 一古物”之称。拓本存世最早者当推北宋“先锋”、 “中权”、“后劲”三本。石鼓文共近五百字,分刻于 十个圆形石鼓上。为四言韵文,有类《诗经》。近人 罗振玉、马叙伦、马衡、郭沫若、唐兰等多有专门研 究。各家之说虽不尽相同,但都趋向定为春秋晚期 秦国之物。石鼓文结体近金文而奇奥多姿,用笔近小篆而古茂浓厚。故唐代张怀瓘《书断》评之为“苍 颉之嗣,小篆之祖”。石鼓文高浑朴茂雄强超迈的 书法在篆书系统中的地位是无出其右的。近代 “诗、书、画、印”四绝的大师安吉吴俊卿(昌硕)终 生致力于石鼓文的临习创造,这使他在书画印三 方面的造诣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没 有石鼓文,就没有艺坛大师吴昌硕。石鼓文之影响 于此可见一斑。
        秦诏版,是指刻有秦始皇或秦二世统一度量 衡诏书的铜版。最早着录见于颜之推的《颜氏家 训》。解放以来,在秦咸阳遗址及山西山东都有出 土。诏书系直接用刀凿刻于铜版上,故瘦劲朴茂, 转折挺铦,天真错落,于整饬之秦刻石外,别竖一 帜。
        战国之时,七雄分立,文字写法各不相同。至 秦始皇一匡天下,命李斯删减大篆而创小篆。“书 同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字统一,其文化意 义、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李斯小篆在中国书法 史上也占有特殊地位。它是秦官方书法。篆法谨 严,流畅典丽雅静而有庙堂之气。上承石鼓文之余 绪,下开汉篆之先河,是中国古文字的总结。
        秦人于战国创立隶书,当时多书于竹简木牍 上。可惜陕西气候水土极不利于竹木器的保存,所 以在今天陕西境内尚无秦竹简和木牍的发现。但 甘肃天水放马滩、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木 牍竹简弥补了我们的遗憾。秦简古隶字形正方、长 方、扁方各具其态,笔画肥瘦、刚柔并不划一。字法 隶中有篆。点画起伏已开后世汉隶波折先声。气势 纵横奔放,变化万千。
        汉朝是今文字成熟,隶书走向极盛的时代。西 汉尚无立碑之风。茂陵霍去病墓石雕刻字颇为珍 贵,主要有“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左司空”两 石。其书率意朴拙,稚趣横生。不造作,不浮华,正 所谓大朴大雕是也。西汉关中多宫阙别馆,其遗址 留下大批瓦当,其中文字瓦当书法艺术价值极高。 其字一至十二字不等,以四字为多。如:“维天降 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延寿长相思”、“千秋万 岁”、“延年益寿”、“汉并天下”、“上林”、“卫”等等。 多为小篆,偶有隶书、鸟虫书等。其字随形变化,不 拘一格,遒劲古朴、华丽简洁,素为金石家所重。另 外,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的骨签,书法有类汉铜镜 与其他铜器刻铭。曲劲真率,亦颇有可观者。
        至东汉立碑之风大盛,清代朱彝尊评碑云: “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正,一种流丽,一种奇古。”衡 之三秦汉碑,无不有之。比如《华山碑》《曹全碑》 《石门颂》等早已名满天下。《华山碑》,篆书题额 《西岳华山庙碑》,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立。高 一百五十四厘米,宽一百一十九厘米。明嘉靖三十 四年(1556)毁于关中大地震。其结体匀称,气度儒 雅,点画俯仰有致,波磔分明多姿,为汉隶方整一 路代表作。明郭宗昌《金石史》称其“结体运意乃汉 隶之壮伟者。”清朱彝尊称汉隶分方正、流丽、奇古 三路,“惟延熹《华山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 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曹全碑》,全称《汉邻 阳令曹全碑》,又名《曹景完碑》。东汉灵帝中平二 年(185)立。明万历年出土于陕西合阳莘里村。 1956年移存西安碑林。为汉隶典丽婉通一路的代 表作。此碑石质坚润,刻工精良,为汉碑中保存最 好者。其书平和简静,刚以柔出,笔画圆润而精气 内含。行云流水,美女簪花,不足喻其媚丽流畅;飘 逸风流,雅士衣锦,不足喻其品高娴雅。分书之有 《曹全》,犹宋词之有柳三变(永)也。西安碑林除现 藏《曹全碑》外,还有汉隶《苍颉庙碑》《仙人唐公房 碑》《武都太守残碑》《卓异残石》《熹平石经残石》 等。
        《石门颂》,全称《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 凿于汉中褒斜道南端石门山崖。高二百六十一厘 米,宽二百零五厘米。后以石门修水库,移存汉中 博物馆。为汉隶姿肆雄放一路的代表。其结字放纵 舒展,体势瘦劲开张。意态飘逸自然。兼之凿岩摩 崖,更显大气磅礴,真气弥漫。清张祖翼跋曰:“三 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 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 也。”汉隶之有《石门》,犹宋词之有苏东坡。汉中石 门汉隶还有蕴藉冲淡的《鄐君开通褒斜道石刻》、 宽博萧散的《杨淮表纪》等。另外刻于陕南略阳西 北栈道中的《郙阁颂》体法茂密,亦早负盛名。
        美学家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 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 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 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美学散步》)
        三国之时,陕西主要碑石有《黄初残石》和《曹 真碑》。
        《黄初残石》,三国魏黄初五年(224)刻,清乾 隆间出土于郃阳。在三国魏隶中最有特色。用笔方 圆兼施,笔法严谨中见天真稚拙,清丽烂熳,如朗 月清空。上承同地所出东汉《曹全碑》。《曹真碑》, 清道光间出土于西安南门外,现存北京故宫。其书 上承东汉《夏承碑》,用笔谨严规矩,一字万同,对 后来北朝楷书规矩的形成不无作用。
        西晋(317—420)《司马芳残碑》,1952年西安 出土,现存西安碑林。为陕西首次发现的普碑。阳 刻篆额“汉故司隶校尉京兆尹司马君之碑颂”,浅 浮雕蟠首显示出由汉碑晕首向隋唐高浮雕蟠首的 过渡特征。书法刚健姿肆,刀痕毕露,开北朝造像 书风先河。其体在楷隶之间,是当时社会隶书向楷 书嬗递的反映。
        十六国时期,碑石书法资料传留甚少,陕西西 安碑林藏《广武将军碑》《邓太尉祠碑》弥足珍贵, 为前秦仅有的两块碑石。《广武将军碑》,前秦建元 四年(368)刊立,曾数度出土佚失。1918年复出, 两年后拓本为于右任先生得。于大喜,挑灯挥毫, 作《广武将军复出歌》记之。并将其与北魏《姚伯多 造像》、北周《慕容恩碑》并列“三绝”。《广武将军 碑》虽为隶书而有行书流便之意。宽博茂朴,奇态 横生,稚气天真。碑学大师康有为跋(作于1924 年)其为“北碑近新出土以此为古雅第一”。叹为 “关中楷隶之冠”。
        北魏是南北朝时书艺水准最高的时代。清代 帖学历千年而衰,碑学大兴,北碑(或称魏碑)大受 推崇,成为北朝书法的代名词。陕西出土的北魏 《晖福寺碑》《姚伯多造像》《石门铭》华阳弘农杨氏 诸志堪称其时瑰宝。
        《晖福寺碑》,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刻。原在 澄城县,现存西安碑林。通高二百九十四厘米,宽 九十厘米。凡八百七十四字。书法拙厚茂密,锋芒 内敛,与同期龙门二十品雄健角出颇不相类。康南 海评曰:“《宕昌公晖福寺碑》书法高简,为丰厚茂 密之宗,隶楷之极则。”北碑中以造像、墓志为大 宗,罕见大碑,此亦是碑可珍之处。
        《姚伯多造像记》,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刻, 现存耀县药王山,为道教造像记。写刻不拘成法, 字形修短奇正相杂,笔画方圆中偏互用。从心所 欲,信手而成,稚拙而富天趣。为北碑奇珍。
        走过尚韵的魏晋,中国书法进入隆法求规的 第二个繁荣时期——隋唐时期。这一时期做为世 界封建文明的顶峰而定王基于长安,故陕西成为 中国书法这一重要时期的中心舞台而独领全国风 骚。这里产生了初唐四家、颜柳旭素等中国书法史 上最为耀目的书坛巨星。可以这么说,隋唐时期陕 西书法就是全国书法。
        隋唐书法的步入辉煌是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 的。第一,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最高 度统一与繁荣时期。范文澜先生曾说:在唐代空前 繁荣的社会背景下“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 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 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作为唐文化重要 内容的书法亦是如此。第二,唐太宗与其他诸多唐 代皇帝对书法的钟情与心摹手追。所谓“上有所 好,下必甚焉。”第三,隋唐设书学博士,专立书学。 书法成为新兴的科举取士的重要条件。唐后一千 年几成定制。陕西唐代丰碑巨碣存世很多,以西安 碑林和昭陵最为集中。
        隋唐书法大致可分三期。
        第一期,隋至唐初时期。上承六朝遗法,尤以 太宗酷好王右军书,一时形成风气。晋朝书法的韵 致融入初唐的新型楷书中,形成谨严整饬、瘦峻清 新的初唐楷书主流风格。其代表是活动于长安的 初唐四家。虞世南胎息智永(隋,王羲之七世孙), 身兼帝(太宗)师,儒雅藏器、萧散虚和,如“白鹤翔 云,人仰丹顶”。欧阳询清劲秀健,峭拔骨胜,“森森 然如武库矛戟”。近启其子(小欧)欧阳通,“远播夷 狄”(太宗语),为朝鲜日本所重。褚遂良祖述二王, 疏瘦凝炼,华姿绰约,“若美人婵娟,似不任平罗 绮。”初开唐楷门户而称“一代教化主”。其代表作 分别如《九成宫醴泉铭》(麟游)、《孔子庙堂碑》(现 存西安碑林)、《雁塔圣教序》(立于西安大雁塔) 等。
        第二期,盛中唐时期。盛唐之时,社会升平,玄 宗李隆基书善八分,华腴丰丽,于汉隶外别张一 军,直接导致韩择木、史惟则、李潮、蔡有邻等唐隶 四家崛起长安。李邕变右军行法,顿挫起伏,“以荒 率为沉厚,以欹侧为端凝”(王文治《快雨堂题 跋》)。碑版光照四裔。张旭、怀素以颠狂醉态将草 书推向狂逸宏博、奔放洒脱的音乐境界,“是对旧 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是“无可 仿效的天才抒发”(李泽厚《美的历程》。颜真卿“纳 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 隐括众长,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为能起八代 之衰者。于是始卓然成为唐代之书。董其昌谓唐人 书取法,要推鲁公法乃大备。”(马宗霍《书林藻 鉴》)其代表作如李隆基《石台孝经》(现存西安碑 林),李邕《李思训碑》(现存蒲城桥陵),张旭《断千 字文》《肚痛帖》,怀素《千字文》,颜真卿《多宝塔 碑》《颜勤礼碑》《颜氏家雀碑》等等。
        第三阶段,晚唐时期。颜真卿后,柳公权再变 楷法,遒媚劲健,势如破竹。以“柳骨”继“颜筋”而 施誉书坛。代表作如《玄秘塔碑》《迥元观钟楼铭》 (存碑林))等。
        宋以后鼎革汴梁(今开封),继而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移至中国东部。 三秦书坛虽曾有赵孟��等 书碑立于周至楼观,但自身不曾再产生能影响数 代极有建树的书法大师。三秦书坛渐渐失去了往 日耀目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