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各民族的文化既然都有自己的“元”,即 自我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要保持它的整齐划一, 自然会对外来异质文化产生排斥性。因此贵州一 些民族(主要为少数民族)为保护本民族文化的相 对独立和稳定,在族规、乡约和约定俗成的习惯 中,往往有许多针对性条款,如提倡同民族内婚配 等,但事实上,在贵州这个民族大杂居环境中,民 族之间在生产、生活中的频繁接触是不可避免的, 打破规距和惯例的事便时有发生。
        即以民族间通婚而言,就屡见不鲜。有一个典 型的例子:贵阳、安顺一带的顾氏,始祖为明代贵 州都指挥司使顾成,功封镇远侯,原籍安徽,他的 子孙后来落籍贵州,历经明代屡屡出任要职。但其 中一支的后裔,因战乱影响,被一位苗族收养,改 了姓,这一支便成了苗族。至今安顺顾氏仍有集体 上坟习俗,祭祖时便发生了苗、汉共祭的热闹场 面。这是发生在一个显赫的汉族移民家族中的例 子,由此可见,一般民众类似的情况可能会更多。 民族之间,婚姻的禁忌都可打破,文化上的交流更 不必说了。贵州境内各民族间文化上的交流、影响 在各个层次上都能发现。
        有的经过长期交流、学习,将异民族文化因子 消化、改造、吸收为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汉族中的屯堡人在文化上是相当封闭的,但 当屯堡人祖先移居贵州后,他们的建筑形式虽移 用了中原三合院、四合院式样,但垒墙却改用了石 块而不是砖,这虽是因地制宜,但也反映了当地原 居民布依族建筑的特点,可以说是汉族屯堡人吸 收了布依族垒石为墙的建筑文化,将它消化成为 自己的文化了。同样,地戏(傩)应是屯堡人带来的 一种戏剧样式,布依族却将它吸收,与本民族文化 结合,演变为布依地戏,从布依地戏演出的剧目和 形式,仍可看出汉族屯堡地戏的痕迹,但现在布依 地戏已成为安顺一带布依族文化的特点了。类似 的例子还可举出侗族民族建筑的标志——鼓楼。 鼓楼无疑是侗族文化的精华,它的外形与汉族类 似建筑完全不同,但它的斗拱等建筑部件,却与汉 族亭阁建筑有某种联系,无疑侗族人民是学习了 汉族有关建筑上的长处,将它吸收到本民族建筑 上来,从而成为本民族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贵州,类似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几乎遍及并 深入各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节日文化中,汉族的 春节、端午、中元、中秋已成为各民族的共同节日, 以至在某些民族区域内,如苗族,通常过两个年即 春节和苗年;而在另一些苗汉杂居区内,苗年习俗 相对淡薄,变成只过一个年即春节了。节日风俗 中,各少数民族在端午节普遍包粽子,居住水边的 还划龙舟,尽管有些民族对上述风俗的铨释与汉 族不尽相同,至少在形式上已与汉族一致。
        应当指出,在文化交流中,由于汉文化处于较 高层次,加之历代统治者的行政措施、教育措施都 积极鼓励各民族学习汉文化,汉文化便处于交流 的主导地位,许多民族上层也以学习汉文化为荣, 因此贵州还出现过一批少数民族文化名人,他们 以汉语作工具写出来的作品,水平相当高,如明代 宋昂、宋昱兄弟,他们出身水东土司世家,系仡佬 族,他们的诗集名《联芳类稿》,清代着名文人朱彝 尊编的《明诗综》就特选了他们的作品。清代安吉 士、安淦章父子(均为水西土司安氏后裔,彝族), 他们合撰过《贵州新志》,安淦章还单撰了《西南彝 志》,在史志写作和翻译彝文经典上多有贡献。
        上述的文化影响和交流,一种是吸收、消化, 一种是直接取用,无论哪一种方式,都反映了在民 族交往中,一种民族对异民族文化一方面存在着 排斥性,另方面也存在着吸纳性,在吸纳方面,各 民族文化都是互动的,既吸收异民族文化的长处 以补充自己,自己的长处也会被其他民族所吸收。 而发现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点、长处,从欣赏、消化 吸收或移植借用,这个过程尽管很漫长,但却是不 可避免的,贵州地域文化的丰富多采正是在这个 过程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