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也叫地理形势或地理背景,包括自 然的、人文的各方面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生活 的客观基础。一般说来,一定的地理环境是一定的 民族和地域文化形成某种类型或个性的前提因 素。如果把各个民族和地域文化有声有色的表演 比喻为一幕幕的悲喜剧,那末,这些民族和地域所 处的地理环境便是这一幕幕的悲喜剧得以演出的 舞台和场景。英国著名的李约瑟教授曾说:“地理 背景——演出中国文化发展这出戏的舞台。实际 上,地理因素不仅是一个背景,……它是造成中国 和欧洲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 的重要因素。”(《中国科学技术史》)同样,作为中 华地域文化之一的三晋古文化,也深深受到古代 山西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以下,我们着重从三 个方面谈谈古代山西地理环境的特点。
        山西省地理方位和建制沿革
        今山西省是我国的地方行政区之一,其方位 约在北纬34.5°至40.5°、东经110.2°至114.5°之 间,其轮廓有似由东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边形。山 西省的四邻,东、南、西三面与邻省有天然的分界: 东面以太行山脉与河北、河南为界,南面以黄河、 中条山脉与河南为界,西面以黄河、吕梁山脉与陕 西为界,北面则以人工修筑的古长城与内蒙古接 壤。今日的山西地区,在古代仅是地理上的泛称, 因其位于太行山以西,故称“山西”;古人按照座北 朝南的方向看,它又在太行山右侧,故也被称作 “山右”。
        山西作为我国的行政区建制始于元代。秦始 皇统一后实行“郡县制”,今山西地区被置为太原、 上党、河东、雁门、云中、代等六郡。汉武帝时实行 “十三州刺史部”,今山西地区被置为并州刺史部, 统辖除河东、代郡以外的其他各郡和内蒙、河北的 一部分。唐太宗时实行“道”的行政建制,今山西地 区被置为河东道,所辖大体相当今山西全境及陕 西、内蒙、河北一部。宋太宗时以“路”代替了道的 建制,改唐的河东道为河东路。由于山西地区位于 黄河以东,唐宋时代的河东道和河东路又主要占 据今山西省全境,故后世也往往以“河东”作为山 西地区的泛称。元灭南宋后实行中书省和行中书 省制,今山西地区被置为“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 直属中书省,辖山西全境。这是以“山西”作为我国 地方行政区域名称的开始。明初继续实行中书省 和行中书省制,设置了“山西行中书省”,简称“山 西省”,随后改为“山西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山西 布政司”。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山西省”名 称。清代正式设置山西省行政区,今沿不改。由于 古代晋国和魏、韩、赵三晋国家疆域的主体在今山 西省境,故直至今日,人们多以“晋”或“三晋”作为 山西地区或山西省的代称或简称。
        铸造农耕文化的优越的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是地理环境的自然因素,也叫自然 地理环境,主要是指地质、水文、气象、物产资源等 各种条件。古代山西地区,尤其是晋南古河东地 区,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它属于黄土高原腹地,土 壤疏松肥沃;位于黄河流域中下游,水利资源丰 富;气候温暖湿润,物产繁茂丰盛。这些方面的有 机结合,为发展农业生产、铸造农耕文化提供了优 越的天时、地利条件。
        (1) 山西属于黄土高原腹地,通称山西高原。 其东、西两侧耸立着太行、吕梁两大山系,中部为 一列串珠状盆地贯通,自东北向西南有大同盆地、 忻州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等,略呈 北高南低的阶梯状排列。盆地周围环绕着起伏不 等的黄土丘陵。盆地和丘陵带黄土堆积深厚,土壤 结构均匀,质地疏松,矿物成分丰富,不易风化,并 具有良好的保水、供水性能,不但容易耕垦,而且 非常肥沃,有利于作物栽培。正象李约瑟教授说的 那样:“黄土是非常肥沃的未经淋滤的土壤,栽培 作物可以多年不施肥。它的保墒能力使它能在雨 水很少的条件下获得丰收。因此,可以想见,为什 么黄土区是中国古代农业最老的中心区。”(《中国 科学技术史》)
        (2) 山西省境西部和南部为黄河环绕,南部 处于黄河中游和下游交汇处,这里水面宽阔,水流 量大,黄河及其大小支流纵横交错。黄河第二大支 流汾河自北向南流贯中部盆地,其他支流还有南 部的浍河、涑水河、沁河等。省境东部和北部又有 属于海河水系的桑干河、滹沱河、漳河等。在原始 社会早期阶段,人类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河流 是被用以维持生命的主要饮水之源;当原始农业 日益成为主要的谋生方式时,河流则是作为浇灌 土地、提高收成的基本条件。所以,原始人类始终 遵循着“择水而居”这样一条生活原则,原始农业 生产无一不是在河流的庇护下形成发展起来的。 这就是黄河被人们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或“母亲 河”的原因。
        (3) 远古时代的山西,曾是气候温暖湿润、河 湖遍布、林草茂密、动物繁盛之地。尤其是南部地 区,受到黄河水、汾河水的浸润,加之纬度、地势较 低,气温相对较高,更加适宜于动植物成长发育和 人类繁衍生息。如这里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动 物化石,既有哺乳类动物的大象、野牛、野马以及 剑齿象,披毛犀等等,又有水生类动物的鱼、鳖、巨 河狸等等,更有属于亚热带型动物的大熊猫、东方 剑齿象、华南巨貘、苏门羚羊等等。进入新石器时 代后,气温再度回升。从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到夏商 周时代,这里的大部分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两度 左右,冬季气温高三至五度(见竺可桢《中国近五 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因而雨量充沛,林 草遍地。据说,当时山西地区的森林面积约占土地 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三,草地占百分之六(《中国农 史》:《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直到今天,在中条 山舜王坪西南方向的群峰之中,纵横达二百余平 方公里的地带,仍完整地保存着面积约一万二千 亩的原始大森林,其中还发现亚热带罕见的连香 树古生树种和一些稀有的国家级保护动物,是目 前所知我国北方地区仅有的一片原始森林区。
        新石器时代是走向文明社会的前夜,它以农 业和畜牧业的出现为划时代的标志,表明人类已 由依赖自然的采集狩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 产经济,原始农业生产已经成为人们经济生活来 源的主要手段。中华文明的本质是农业文明,中华 文化的主体是农耕文化。古代山西地区,特别是晋 南古河东地区,由于具备发展农业生产、铸造农耕 文化的优越自然条件,而率先升起了文明的曙光, 构成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直接源头。
        自古兵家必争的重要的战略位置
        古代山西地理环境的又一特点,是它的山川 形势和地理位置具有军事上政治上的重要战略意 义。
        山西的地势,如同清代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 所说,“表里山河,称为完固”(《读史方舆纪要》), 退可守,进可攻,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东部以太 行山脉为主,恒山、五台山、太岳山、中条山等,呈 东北——西南向“多”字型构造排列,是山西高原 和华北平原的天然分界;西部有以吕梁山脉为骨 干构成的山系,又有奔腾于晋陕大峡谷间的涛涛 黄河;南部有中条山和黄河互为表里;北部外有阴 山、大漠,内有长城、关隘。山川形势构成一道天然 的屏障。东部太行山间有“太行八陉”,为山西高原 与华北平原间的交通孔道;北部长城关隘,是进入 中原地区的必由之路;贯通中部的一列串珠状盆 地,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道;境内纵横交错的河流 河谷,提供了进出省境之便。因此,在军事上,据有 山西,即可凭山控水,据高负险,进退攻守,因势乘 便,只要据险势,开资源,做好屯兵、戍守、转输,就 能保固山西;保有山西,就能“拊天下之背而扼其 吭”,立于不败之地。这说明,山西的地理形势有重 要的军事战略意义,自古为兵家必争。
        同时,山西地处我国南北要冲。南部属于中原 农耕文化区,这里是中国原始人类最早开发的地 区之一,也是华夏文明的曙光最早升起的地方,有 着悠久的农耕文化传统;北部属于北方游牧文化 区,这里是中国古代戎狄民族跃马扬鞭、纵横驰骋 的广阔场地,有着深厚的游牧文化根基。所以,在 中国历史上,山西地区成为中原古文化区与北方 古文化区的有机结合部,成为华夏(汉)民族与戎 狄(胡)民族错综交往的大舞台。这不但奠定了山 西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格局,而且对我国历代王 朝的更迭也有重要的政治战略意义。中国历史上 出现的统一而强大的王朝始于夏代。虽然,除了夏 王朝早期建都于山西(安邑)外,其余如周、秦、汉、 隋、唐、北宋、元、明、清等王朝都不曾在山西建都, 然而它们的都城都不曾远离山西地区,无论北宋 以前的“西京”(今陕西长安)、“东京”(今河南洛 阳、开封),或者元代以后的“北京”(今北京市),都 是在山西地区周围。正是由于山西具备屡在京师 附近的政治地理特点和“表里山河,称为完固”的 山川地理优势,自古以来一直处于“京师安危之所 系”的重要战略位置。
        山西地理形势的重要战略意义,可以概括为 这样一句话:“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也就是 顾祖禹所说的:“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 “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读史方舆纪要》)。
        一方面,当中央政权强大巩固的时候,山西就 是重要的屏障,起着拱卫京师的屏藩作用。在中国 历史上,对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的外部势力,主 要来自“人性劲悍,习于戎马”(《隋书·地理志》) 的北方游牧民族,因此,凭借山西的地理优势,恃 河为守,依山为塞,外可以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下入 侵,内可以治平叛乱,稳定政局。同时,山西又有 “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顾祖禹《读史方 舆纪要》)以及丰富的粮、煤、铁等物产资源,正如 唐太宗李世民所说,“河东(指山西地区)殷富,京 邑所资”,是中央王朝的财政和军需来源之地,对 于外御强敌,内修统一起着重要的物质保证作用。 所以,历代王朝无不高度重视山西地区的军事建 设,屯驻重兵,委任重臣,修筑长城,储粮备边,使 山西成为巩固中央政权的军国重镇。这种状况,从 西周初年晋国作为屏藩周室的重要诸侯国开始, 直到封建社会末期的明王朝,莫不如此。明成祖迁 都北京前,山西的大同府和太原府曾是抵御蒙古 族南下入侵的两大边防重镇;定都北京后,山西对 于京师的屏藩作用更加直接和突出了。如标志着 明王朝走向衰败的“土木之变”,就是在蒙古族瓦 剌部攻破大同防线后大败明军并俘虏了明英宗 的;又如灭亡明王朝的李自成起义军,也是由山西 自南向北推移,经由大同、宣化而进抵北京的。所 以顾祖禹总结说:“明既定都于燕,而京师之安危, 常视山西之治乱。盖以上游之势,系于山西也。” (《读史方舆纪要》)
        另一方面,当中央政权削弱崩溃的时候,领有 山西的地方势力或入据山西的北方民族,往往可 以在这里形成割据一方、称雄一时的强藩。他们凭 借山西进退攻守、因势乘便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 物产资源,或西入关中,或南下中原,直接威逼并 进而控制和颠复中央王朝,天下一旦大乱,便可以 称王称霸。如李渊、李世民父子便是由山西太原起 兵而进逼长安,灭掉隋王朝,建立起大唐帝国的。 而且,越是政局动乱的时候,山西的战略地位便显 得越是突出。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十六国北 朝、唐末五代是为时最久的大动乱时期,山西在这 些历史时期也就成了乱世强藩左右天下大势的策 源地。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的晋国和魏、韩、赵三 晋国家所以能够长期雄踞天下,其重要的客观条 件就在于占有了山西这个战略要地。正如晋楚争 霸的大决战城濮之战前晋大夫狐偃所作的分析: “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 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以,顾祖禹曾说: “秦之能灭晋者,以晋分为三,而力不足以拒秦 也”。(《读史方舆纪要》)十六国北朝,从西晋末年 汉赵国出现开始到北朝结束为止,持续了约近三 百年之久。这个时期,山西再度成为乱世强藩的活 动基地。最引人注目的是,战乱的序幕首先是在山 西地区揭开,最后又在山西地区落下帷幕。首先, 匈奴人刘渊在山西平阳(今临汾市)建立的汉赵 国,开启了十六国纷争的战端;最后,鲜卑族拓拔 氏在山西平城(今大同市)建立的北魏国,结束了 北方割据局面。这一百多年间,山西对于中原地区 乃至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 意义。唐末五代,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 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历时半个世纪之久。其 中,除后唐建都洛阳外,都以开封为国都。而后唐、 后晋、后汉又都是以“地险粟多”(《旧五代史·晋 高祖纪》)的山西太原为根据地而发展为割据一方 的强大势力,进而挥师渡河南下建立起国家政权 的,再一次显示了山西地区在全国政局发展中的 重要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