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以后,我国佛教趋于衰落。衰落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思想史的角度,举其大者,可以提出如下几点:一、禅宗已把佛教理论推向极端,在禅宗的框架内佛教理论已经很难发展。二、新传入的密教因为不符合汉族人民的伦理习惯而未能传播开来。三、印度佛教趋于灭亡,源头活水已断。四、宋明理学吸收了佛教的哲学思想,使得佛教徒具一个宗教的外壳。所以,北宋以后,佛教开始走上禅净双修的道路。
        这一时期倡导禅净双修的高僧,如北宋的延寿、赞宁、明代的四大高僧、近代的印光等,在本书的“翠竹黄花说禅宗”与“净土佛国”这两章中已作介绍。本节再介绍几位近代的高僧。
        寄禅
        寄禅,名敬安,号八指头陀。俗姓黄,湖南湘潭人。生于清咸丰元年(1851)。寄禅家境贫寒,世代务农。年幼时父母双亡,只好为人放牛。后因为得到塾师周云帆的怜悯,收留他在家,教他读书认字。周逝世后,寄禅先后当过书童、学徒。同治七年(1868),一天,忽见篱笆间盛开的白桃花被风雨摧折,不禁感怀身世,失声痛哭,于是到湘阴法华寺落发出家。同年到南岳祝圣寺受具足戒。然后到衡阳岐州仁瑞寺拜恒志禅师为师,并充当苦行僧职。当时寄禅专心学习佛学,对其他的事物了不挂心。一次,他到岳阳看望舅父,游览岳阳楼,当时有人在那里分韵作诗。寄禅极目四顾,水天一色,自然吟出一句“洞庭波送一僧来”。这句诗得到当时诗人郭菊荪的赏识,说寄禅“语有神助”,劝他学诗,还送他一本《唐诗三百首》。从此寄禅开始学诗,一发而不可收拾。
        清光绪元年(1875)到光绪十年(1884),寄禅离开湖南到江浙一带参学。遍访镇江、杭州、宁波,历游金山寺、阿育王寺、天童寺、天台寺、雪窦寺等名刹,参访名宿耆旧。他在阿育王寺时燃二指供养佛,从此自号:“八指头陀”。参学过程中,他潜心诗事。光绪七年(1881),他的第一本诗集《嚼梅吟》在宁波刊行。九年的参学,使他在江浙一带的佛教界有了一定的名气,在当时的诗坛也有了一定的地位。
        光绪十年,寄禅回到湖南,从此时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寄禅先后住持过衡阳罗汉寺、南岳上封寺、大善寺、宁乡沩山密印寺、湘阴神鼎寺、长沙上林寺等寺庙,成为湖南佛教界的头面人物。在这期间,他应邀加入湖南名士创立的碧湖诗社,与诸名士往来酬唱,诗名播于海内。光绪十四年(1888),将自己的诗作结集为《八指头陀诗集》五卷刊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将后十年的诗作结集为后五卷,合前共计十卷,仍以《八指头陀诗集》为名刊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应宁波天童寺之邀担任天童寺住持。天童寺是江南著名古刹,始建于西晋永康年间,为禅宗五山之一,清末衰落不振。寄禅住持该寺后,整顿寺务,夏讲冬禅,使天童寺大有起色。当时佛教界都认识到佛教发展存在着绝大的危机,寄禅认为僧众人才缺乏是最大的危机。于是在宁波创办僧教育会,任会长。并创办僧众小学、民众小学等,从事佛教教育事业。
        辛亥革命后,1912年4月,一些佛教徒发起在上海成立近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寄禅被推为首任会长。革命之初,不少地方为了兴办学校、破除迷信,兴起没收庙产、销毁佛像的浪潮。寄禅认为寺庙财产应该依法得到保护,寺庙自己也可以从事教育事业。1912年11月,作为中华佛教总会的会长,他带领弟子到北京向当时的北洋政府内务部请愿,但未获结果。同年12月2日,在北京法源寺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太虚
        太虚,俗姓吕,浙江桐乡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家庭贫苦,自幼父母双亡。十五岁时到一个百货商店当学徒,因不堪忍受折磨欺凌,产生出家的念头。十六岁时到苏州平望小九华寺落发为僧。不久在宁波天童寺依名僧寄禅受具足戒。
        清朝末年,国家腐败。佛教也极其衰微,不少寺院缺乏管理,僧人佛学水平很低,甚至一字不识。僧团内部宗派斗争不断。太虚在学习佛学的同时,还学习了康有为的《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邹容的《革命军》以及《民报》等书刊,深深认识到国家要革命,佛教也必须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1911年,他与同学仁山法师等一起在金山寺创立中国佛教协进会,从事佛教改革活动。接着,公开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等佛教三大革命的口号。所谓“教理革命”,主要指革除鬼神祸福等迷信思想,以五戒十善为人生的基本道德,提倡大乘自利、利他的精神,以此指导人生。所谓“教制革命”,指改革原有的丛林制度,建立适合共和立宪制国家精神的新的僧团制度。所谓“教产革命”,指打破少数住持独占寺院财产和本宗、本山法脉继承寺院遗产的私占私有陋习,把寺院财产变为教团公有。将寺院财产用于供养老年僧人、培养青年僧人、开展佛教教育。太虚认为,上述佛教的三大革命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在佛教中的体现。教理革命就是民权主义,教制革命就是民族主义,教产革命就是民生主义。
        此后,太虚到处奔波,呼吁他的佛教三大革命。太虚的主张,得到佛教界一大批有为青年的支持,也得到佛教界之外一大批有识之士的支持。为了实践自己的改革理论,太虚先后在广州、杭州、武昌、福建等地建立佛学精舍、永明学舍、佛教慈幼院、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等,开展佛教教育,培育新的佛教人才。这在当时形成一种风气,当时全国各地成立了一大批佛教研究与教学机构,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南京的支那内学院、北京的三时学会等。一些著名的大学也都开设佛学与印度哲学课程。一批佛教刊物涌现出来,促进了佛教研究的深入与普及。其后,全国佛教界代表集会成立中国佛学会,太虚被推举为会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太虚奔走抗日救国事业,“七七”事变以后,他呼吁组织佛教徒抗战救护队、运输队,积极参加抗战。
        太虚还积极与世界各国佛教徒与佛教组织建立联系,扩大交流。1924年,他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1925年,他率团出席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东亚佛教大会。1928年,他应邀赴英、法、德、荷、比、美等国宣讲佛教,并在巴黎筹建世界佛学院。抗战期间,他组团出访印度、斯里兰卡以及东南亚各国,呼吁各国佛教徒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抗战胜利后,太虚从四川回到南京。1947年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五十九岁。
        太虚是新时代中国佛教革新的代表,对中国佛教的近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弘一
        弘一,俗姓李,名叔同,法名演音。原籍浙江平湖,清光绪六年(1880)出生在天津。家庭本为经营盐业及银钱业的官宦,幼年丧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学日本,学习西方绘画,同时学习音乐与戏剧。在日期间,曾经与欧阳予倩等共同创办春柳社,提倡现代话剧。并登台演出《黑奴吁天录》、《茶花女》等名剧。宣统二年(1910)从日本返回,先在天津一所中学教音乐与绘画,后到杭州两级师范学校任教,1915年又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我国培养了一批音乐、绘画人才。

弘一大师造像(丰子恺作)

弘一大师绝笔

        1918年,他到杭州虎跑寺依了悟和尚出家,同年在杭州灵隐寺受具足戒。他先修净土,后习律宗。出家后生活十分简朴,常作头陀苦行,律己极严,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被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弘一还是杰出的书法、篆刻家。出家以后,经常以书法结缘,故传世的书法作品较多。抗战期间,弘一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口号,在佛教界有一定的影响。1942年10月,因病在福建泉州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李叔同出生富贵家庭,青年时蜚声艺苑,是有名的才子,其后为人师表,深受学生与友人的尊重,但终于毅然出家,成为一代高僧。他的经历,代表了我国部分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
        圆瑛
        圆瑛,俗姓吴,福建古田县人,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五岁时父母双亡,稍长业儒,过目成诵。十七岁时觉得人生如梦,想要出家,但被其叔父阻拦,未能如愿。十八岁得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坚决要求出家,遂到福州鼓山涌泉寺依增西和尚落发,第二年依同寺妙莲和尚受具足戒。
        圆瑛受戒后,便外出参学。他先到常州天宁寺跟从冶开和尚修习禅定五年,又到宁波天童寺跟从著名的寄禅和尚习禅六年。三十六岁那年,因读了永明、莲池两位大师的著作,开始深信净土法门,从此走上禅净双修的道路。
        为了使佛教适应时代的要求,圆瑛很重视佛教团体的建立。辛亥革命后,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圆瑛就积极参与其事,1914年被选为该会参议长。1928年,第一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决议成立中国佛教会,选举圆瑛担任第一任主席与理事长。此后,他连续担任七届主席与理事长。在任期间,倡导佛教教育,如创办圆明讲堂,设立楞严专宗学院和上海圆明佛学院等等,为佛教界培养了一批人材。他热心慈善事业,曾经在福州开元寺设立开元慈儿院收容失去父母的孤儿。并到处讲经弘法,先后在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福州、潮州、长沙、武汉、台湾、香港等地以及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地开讲《楞严经》、《法华经》、《心经》、《金刚经》、《阿弥陀经》、《大乘起信论》等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圆瑛以中国佛教界领袖的身份,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号召两国佛教徒共同制止日本侵略。“七七”事变以后,圆瑛号召全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并亲自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组织救护团,建立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收容、救护难民与抗战受伤将士。为了筹集佛教医院与收容所的经费,圆瑛两次到南洋各地进行募捐,宣传抗日。为此,1939年9月,当圆瑛等第二次从南洋返回上海不久,日本宪兵司令部以“抗日分子”罪名将圆瑛及其弟子明旸逮捕,严刑审讯。但圆瑛等坚毅不屈,后被释放。其后日本方面几次要圆瑛出任“中日佛教会长”,均被拒绝。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圆瑛作为中国佛教界代表出席了会议,并签署《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各国佛教徒联合声明》,宣布:“制止侵略、保卫和平,是当前每一个人的迫切任务,也是我们佛教徒的迫切任务。因此,我们号召各国佛教徒团结起来,为实现亚太和平会议的决议而作出一切努力。”1953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圆瑛因病未能参加,但大会选举他担任第一任会长。1953年9月,圆瑛因病在宁波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圆瑛一生先后住持福州崇善禅寺、宁波七塔报恩禅寺、天童禅寺、福州鼓山涌泉禅寺、福州瑞林林阳寺、南洋槟榔屿极乐寺等十座寺庙,都以“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等“十二不”要求自己并当众宣誓,得到僧众的高度赞扬。
        圆瑛的一生,是爱国爱教的一生,是新时代佛教徒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