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出现“三藏”这一名词,并用“三藏”来类别佛典。
        三藏组织法的出现与古代印度的佛典庋藏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当时,印度佛教僧侣常把同一性质的佛典汇聚在一起,收藏在一个筐、箱或笼中。梵语称这类盛物的器皿为作“藏”。因此,“藏”逐渐演变成为佛典的组织形式,并出现经、律、论三藏的分类法:经藏,汇聚释迦牟尼关于教理的论述。律藏,汇聚释迦牟尼关于戒律的论述。论藏,汇聚佛弟子撰写的,阐述佛教义理的著作。
        部派佛教时期,印度各小乘部派几乎都有自己的三藏。各部派三藏的内容既有相通之处,也有相异的地方,组织形式也不尽相同。如上座部用五分法组织三藏。经的五分即五部阿含——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相应部阿含与小部阿含(又称“杂藏”)。律的五分是:(1)比丘戒本的解说;(2)比丘尼戒本的解说;(3)楗度(关于受戒、安居等诸事);(4)本母(关于戒律的通论);(5)增一毗尼(对戒律的补充解释)。论的五分财为:(1)问(对佛教从多种门类去加以分析);(2)非问(即不加分析);(3)摄(不同诸法之性质可相互包容的,归为一类);(4)相应(诸法中虽有相互联系,但不能归为一类的);(5)发趣(不仅相摄、相应,而且相望为因果的)。而说一切有部的三藏,其经藏由四部阿含组成。其中尤重相应部阿含,把它置为经藏之首,结构是四分十诵。律藏也是十诵,故称《十诵律》。论藏共有二十一部,构成一部法蕴。不同的藏经组织形态反映了各部派理论的差异。
        大乘产生,出现大批大乘经典。起初,大乘经典自立于小乘三藏之外。《大智度论》卷一百称:“佛口所说,以文字、语言分为两种:三藏是声闻法;摩诃衍是大乘法。”并称:“是故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在修多罗经中,以经大事异,故别说。是故不在集三藏中。”后来有一种理论主张应根机上下之不同,三藏亦可分为小乘声闻乘之经、律、论三藏与大乘菩萨乘之经、律、论三藏,即总共分为六藏。但是,这只是一种藏经分类的理论,实际上印度是否真正出现过总摄所有大乘经典的大乘三藏,尚需考证。后密教产生,大批密教经典涌现,又对印度佛藏产生新的影响。
        总之,与古印度诸国分立的政治局面相适应,印度佛教亦从不统一。印度人倾向于认为,无数相互对立的集团与派别,各种异质东西的并存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他们无意于从事统一佛藏的工作。因此,印度也就不存在标准的、规范化的佛藏。大小乘各派各自传承自己的典籍,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如有的小乘部派主张传承经、律、论、杂四藏;大众部传承经、律、论、咒、杂五藏;法藏部则传承经、律、论、咒、菩萨五藏,这显然是受大乘影响所致。但同样深受大乘影响的《成实论》却主张传承经、律、论、杂、菩萨五藏;《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卷一主张由经藏、律藏、论藏、般若波罗蜜多藏、陀罗尼藏而成五藏;《菩萨处胎经》卷七则提出释迦牟尼一代教法应由胎化藏、中阴藏、摩诃衍方等藏、戒律藏、十住菩萨藏、杂藏、金刚藏、佛藏等八藏组成。除了藏的区分不定之外,各藏亦未形成标准的目录与固定的规范。虽同为经藏,不同部派可以传承相互不同的典籍。所以来中国传教以及西行求法的僧人往往均依各自所得而传译不同的经典。七世纪时,我国著名僧人玄奘西行求法,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记载,他带回的经本是: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十五部;大众部经律论,十五部;三弥底部经律论,十五部;弥沙塞部经律论,二十二部;迦叶臂耶部经律论,十七部;法密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因明论,十六部;声论,十三部。总计五百二十捆大梵夹,六百五十七部。这张取经清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印度佛藏流传百花齐放、并不统一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