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大藏经
除了上述各种大藏经以外,在我国历史上还出现过西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等各种文字的大藏经。这些大藏经虽然只是在一定的时期,在局部地区流传,但在其流传区域内,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在这里也作简单的介绍。
西夏文大藏经
西夏文大藏经是用西夏文转写的佛教大藏经,又称“河西字大藏经”。根据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末的一篇愿文,早在西夏立国之初,西夏便开始有计划地把汉文大藏经译作西夏文。从第一代皇帝景宗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起,到崇宗天佑民安元年(1090),前后五十三年,由国师白法信及智光等三十余人参与,共译出经典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分作三百六十二帙。翻译所用的底本是北宋赠赐的《开宝藏》。后来,在西夏仁宗大庆元年(1140)到乾佑二十四年(1193),又据《开宝藏》、《契丹藏》重校了一次。校后是否刻板雕印,尚不清楚。另外,西夏后期也翻译了不少佛经。从现有资料看,当时译经的规模不如前期那样大,但这一阶段译经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所译经典很多都来自藏文大藏经。特别是仁宗时期,更是如此。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曾由化身一行国师主持重新校勘并增补未译之经籍。至元三十年(1293),忽必烈敕令在杭州万寿寺开板雕印,于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竣工。据载,该藏竣工后的十余年间,曾刷印过一百四十余部,故该藏当时流传相当普遍。另外,据史料记载,元代还曾雕印过木活字的西夏文大藏经,现北京图书馆就收藏有活字西夏文佛经。
随着西夏的亡国和党项族流散各地,与各地民族日渐融合,西夏文大藏经也日渐湮没,直到现代才在西夏故地陆续发现。
据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介绍,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领的探险队在我国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掘到了大批西夏文文献,运回俄国后共编了八千多号,其中大部分是西夏文佛经。据前苏联已发表的目录,约有三百多种,近二千卷。
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也来到黑水城,获得不少西夏文佛教文献,然而大都为零篇散页,现藏于大英图书馆,总计约三千余号。
1917年在宁夏灵武县发现两大箱西夏文佛经。后来这批佛经辗转传藏,现分别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和甘肃、宁夏等地。日本京都大学亦藏有若干,系活字版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
五十年代前后,在宁夏、甘肃一带陆续又有发现,分藏于国内各机构及私人收藏家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当西夏文佛经重见于世,并为国内外专家重视后,有的人为了图谋私利,乘机抄写、影印、伪造西夏文佛经,使之混迹于世上,以假乱真。目前已发现此类伪经多种。研究、利用西夏文佛经时,对这种鱼目混珠的现象不可不提高警惕。
另外,据说西夏国亦曾雕印过汉文大藏经,现有西夏雕刻印本佛经传世。因传世印本数量较少,故对西夏汉文大藏经的详情,目前还不太清楚。
蒙文大藏经
蒙文大藏经是以蒙文传写的佛教大藏经,又名《如来大藏经》或《番藏经》。最早的蒙文大藏经系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在萨迦派僧人法光的主持下,由西藏、蒙古、回鹘、汉族等各民族僧人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文,在西藏刻板刷印后,在蒙古地区流通。明万历年间(1573—1619),补译了部分典籍,增入刊行。崇祯(1628—1644)初年又进行过一次刊校。其后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和硕裕亲王领衔监修,重雕甘珠尔;乾隆六年(1741)至十四年(1749),又译校重雕了丹珠尔,全藏这才完备。现该藏经有印本传世。
由于蒙文大藏经主要据藏文大藏经翻译刊刻,所以它的结构分类也仿照藏文大藏经。
满文大藏经
满文大藏经是以满文传写的佛教大藏经,又名《国语译汉全藏经》或《国语译大藏经》。这部藏经是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1773)根据汉文大藏经译为满文的。乾隆皇帝在本藏的序中说,译刻满文大藏经的目的,并不是溺于祈福求功德,而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了汉、藏、蒙等三种文字的大藏经,独缺满文,似不妥当。另外,刻印满文大藏经,还可以供中外学习满文之用。所以,这部藏经只收入汉文大藏经的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五大部外诸重单译经、密部经轨仪法陀罗尼、小乘经与集传、小乘律等,共计六百九十九种,一百零八函,二千五百三十五卷。大乘律、论及小乘论等均未译出。该藏完成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是在北京雕板印刷的,朱印。现拉萨布达拉宫藏有完整的全藏一部。承德原亦有收藏,现下落不明。
历史上,佛教曾影响了亚洲广大的地区和人民。今天,它进而传播到西欧、北美等世界许多地方。因此,佛教大藏经作为佛教的体现、佛教文化的载体,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大藏经将会在今后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璀璨的光辉。
西夏文大藏经
西夏文大藏经是用西夏文转写的佛教大藏经,又称“河西字大藏经”。根据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末的一篇愿文,早在西夏立国之初,西夏便开始有计划地把汉文大藏经译作西夏文。从第一代皇帝景宗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起,到崇宗天佑民安元年(1090),前后五十三年,由国师白法信及智光等三十余人参与,共译出经典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分作三百六十二帙。翻译所用的底本是北宋赠赐的《开宝藏》。后来,在西夏仁宗大庆元年(1140)到乾佑二十四年(1193),又据《开宝藏》、《契丹藏》重校了一次。校后是否刻板雕印,尚不清楚。另外,西夏后期也翻译了不少佛经。从现有资料看,当时译经的规模不如前期那样大,但这一阶段译经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所译经典很多都来自藏文大藏经。特别是仁宗时期,更是如此。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曾由化身一行国师主持重新校勘并增补未译之经籍。至元三十年(1293),忽必烈敕令在杭州万寿寺开板雕印,于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竣工。据载,该藏竣工后的十余年间,曾刷印过一百四十余部,故该藏当时流传相当普遍。另外,据史料记载,元代还曾雕印过木活字的西夏文大藏经,现北京图书馆就收藏有活字西夏文佛经。
随着西夏的亡国和党项族流散各地,与各地民族日渐融合,西夏文大藏经也日渐湮没,直到现代才在西夏故地陆续发现。
据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介绍,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领的探险队在我国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掘到了大批西夏文文献,运回俄国后共编了八千多号,其中大部分是西夏文佛经。据前苏联已发表的目录,约有三百多种,近二千卷。
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也来到黑水城,获得不少西夏文佛教文献,然而大都为零篇散页,现藏于大英图书馆,总计约三千余号。
1917年在宁夏灵武县发现两大箱西夏文佛经。后来这批佛经辗转传藏,现分别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和甘肃、宁夏等地。日本京都大学亦藏有若干,系活字版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
五十年代前后,在宁夏、甘肃一带陆续又有发现,分藏于国内各机构及私人收藏家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当西夏文佛经重见于世,并为国内外专家重视后,有的人为了图谋私利,乘机抄写、影印、伪造西夏文佛经,使之混迹于世上,以假乱真。目前已发现此类伪经多种。研究、利用西夏文佛经时,对这种鱼目混珠的现象不可不提高警惕。
另外,据说西夏国亦曾雕印过汉文大藏经,现有西夏雕刻印本佛经传世。因传世印本数量较少,故对西夏汉文大藏经的详情,目前还不太清楚。
蒙文大藏经
蒙文大藏经是以蒙文传写的佛教大藏经,又名《如来大藏经》或《番藏经》。最早的蒙文大藏经系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在萨迦派僧人法光的主持下,由西藏、蒙古、回鹘、汉族等各民族僧人将藏文大藏经译为蒙文,在西藏刻板刷印后,在蒙古地区流通。明万历年间(1573—1619),补译了部分典籍,增入刊行。崇祯(1628—1644)初年又进行过一次刊校。其后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和硕裕亲王领衔监修,重雕甘珠尔;乾隆六年(1741)至十四年(1749),又译校重雕了丹珠尔,全藏这才完备。现该藏经有印本传世。
由于蒙文大藏经主要据藏文大藏经翻译刊刻,所以它的结构分类也仿照藏文大藏经。
满文大藏经
满文大藏经是以满文传写的佛教大藏经,又名《国语译汉全藏经》或《国语译大藏经》。这部藏经是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1773)根据汉文大藏经译为满文的。乾隆皇帝在本藏的序中说,译刻满文大藏经的目的,并不是溺于祈福求功德,而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了汉、藏、蒙等三种文字的大藏经,独缺满文,似不妥当。另外,刻印满文大藏经,还可以供中外学习满文之用。所以,这部藏经只收入汉文大藏经的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五大部外诸重单译经、密部经轨仪法陀罗尼、小乘经与集传、小乘律等,共计六百九十九种,一百零八函,二千五百三十五卷。大乘律、论及小乘论等均未译出。该藏完成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是在北京雕板印刷的,朱印。现拉萨布达拉宫藏有完整的全藏一部。承德原亦有收藏,现下落不明。
历史上,佛教曾影响了亚洲广大的地区和人民。今天,它进而传播到西欧、北美等世界许多地方。因此,佛教大藏经作为佛教的体现、佛教文化的载体,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大藏经将会在今后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璀璨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