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经是最常见的修功求德的方式之一。它简单易行,特别为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所喜用。有的是泛泛求福,有的则怀着一定的目的,如求事成,求病愈等。以下就是一个后者的例子。
        会稽山阴县有一个书生,身患疾病,虽多方延医,始终不得痊愈,于是发愿写《维摩经》。动笔的当天夜里,他梦见天女来访,用手来回抚摸他的身体。早上醒来以后,发觉自己的病已经完全好了。这一来信心大增,很快就写完了一部。接着,他又发愿为亡亲写一部。写到《问疾品》时,梦见有神人乘云来到他的住室,对他说:“我是你的父亲,因为生前做了恶业,结果堕入黑暗地狱,日日受苦。你为我造经以后,光明便照遍了我的全身,痛苦也解除了,不久就升入了天堂。”书生问:“我的母亲现在哪里?”父亲说:“你的母亲是因贪财而死的,死后与恶鬼为伍。你的经写到《佛国品》时,她便脱离苦海,往生无动国去了。我不久也要去那边。”书生梦醒后感动得流泪,发愤再写。写过第三部后,他把它供奉起来。这一次他又梦见一位身着五彩官衣的人来到床前,对他说:“阎摩法王的召牒上原本有你的名字,但由于你写了《维摩经》,所以多赐你阳寿二十年,并且准你死后生在金粟佛土。你须努力精进,不要懈怠。”后来,书生活到七十九岁才死去,死时身体呈金色,并且放射光芒。人们都说这是他要往生金粟佛土的征兆。

沙门寺寿冶书《大方广佛华严经》(山西五台山)

        为求福而写经,自然是虔诚信仰的表现,有所得应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为了扩大影响,佛教希望将一切与它有过关系的人都划入自己的阵线。于是,在佛教故事中,凡是写过经的,即使不是信徒,也被归为积德有福之人。比如有一个故事说,唐高宗乾封年间,一个书生死后被冥官拘到阴府。但是他的右手忽然放出耀眼的光芒,使那里管事的息诤王大吃一惊,忙问:“先生修了什么功德,使您的手大放光明?”书生回答不曾做什么功德,也不知道为什么手会放光。息诤王调出案卷一查,原来他曾奉高宗的敕令抄过《大般若经》十卷,抄书用的就是右手。结果这只手救了他的性命——他被赦免,又返回了阳世。
        这位书生写经,毕竟长达十卷,而且既为皇差,想必也是兢兢业业,可以说功在不没。但是另外一个故事却还要奇妙:有一个人擅长书法,叫张志达。他信仰道教,从来不读佛经。一次去朋友家串门,朋友正在写大品《般若经》,他不懂,认为是在写老子《道德经》。问人家是不是,人家开玩笑说是。无奈他一时技痒,抓起笔就写。抄了三行,感觉不对,遂放下笔,嘿然而去。三年后他患病死去,但第二天又活转来,并急忙跑到朋友家道谢。原来他到地府后,阎王非常生气,斥责他“不识佛法,信邪师道”。检查档案,二十多页过去,尽是“恶业”,不见“善行”。岂知看到最后一页,阎王露出了微笑:“想不到你还做过大功德……。”只因为三行佛经,张志达被阎王增寿,还入本身,得免一死。最后活到八十三岁,在千佛迎接之下,以《般若经》为双翼,往生净土去了。这个故事比前面的故事更进了一步。张志达写经并无严肃目的,而且所写不过数行,所为纯是戏谑,及至结算人生,其为功德,依然是有一算一,略不爽失。我们很难判断,通过这个故事,信仰是得到了强调呢,还是被削弱了?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行”受到了肯定。行久必能使身心受到影响,发生同一倾向的变化。因此,偶然写经之亦为功德,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一种宗教来说,罪大莫过于背叛。但是叛教的罪也可以用写经来赎偿。有故事说,唐朝散大夫孙宣德初信佛教,发愿写《华严经》。不久遇事,信仰崩溃,《华严经》亦罢手不写。后打猎杀生,无恶不作,被千万无辜遭杀的生灵告到阎王面前,他自己亦身死赴冥,行将论罪加刑。此时善财童子降临,以孙发愿时信心充实,广结善缘,不宜因后恶而舍前善为由,将他救出。这个故事以及前面的几个故事都想说明佛恩的广被,佛教不曾也不会忽略人的任何功德(当然是佛教意义上的功德)。无论这些功德怎样微小,怎样偶然,也不管它甚至被本人抛弃过,佛教都替你记得牢牢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佛教里功德观念的重要。它既包含着宗教对于人的劝戒,又体现着宗教对于人的系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