麈尾煽玄
名士名僧的交往,主要的纽带是学问。行为放荡和出于某种利益的考虑还在其次。学问,又主要指以尊崇老庄为特点的玄学。魏晋名士们常拿一柄麈尾,本为驱蚊蝇,后来成了身份的象征。有时讲学,也充当教具。有一次,两位名士因谈玄而争执,由争执而争吵,都用麈尾柄在桌案上猛敲,企图压倒对方。饭端上来了,二人仍争吵不休,边吵边敲,麈尾毛到处乱飞,饭上也落了不少。
名僧,绝大多数加入了谈玄的行列。
西晋末年,僧人帛法祖佛理精深,在长安讲佛法,有上千人听讲。当时有个名士王颙镇守关中,非常敬重他,以师友相待。若公务清闲,夜深人静,二人常常谈论“道德”。所谓“道德”,当是佛法,但用了老子的《道德经》的名字。对帛法祖的谈吐,名士们都非常佩服。
竺法深讲学,有时讲佛经,有时讲老庄。并且都道理深刻,使人向往。他占据讲座三十多年,影响深远。多数名僧,从小都受过儒家的熏陶。因此可说是三教兼通。
谈玄对名士们的要求,要语言极其精练,对答十分敏捷,并且独出心裁,发常人所未发。比如《三国演义》上灭蜀的大将钟会,幼小时和他哥哥偷酒喝。父亲看见了,但不惊动他们,想看看他们怎么偷法。只见作哥哥的先行礼后喝酒,钟会不行礼就喝酒。后来父亲进来,问他们为什么? 哥哥说:大家都是行礼以后才喝酒,我也行礼;钟会说:偷酒本是无礼,所以我不行礼。类似的风气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一个小孩来为父亲买药。药店老板问:什么病? 小孩答:疟疾。老板说:您父亲是高尚君子,怎么也得疟疾? 小孩说:危害君子,所以叫它“疟疾”。
当时的僧人,也多精于此道。有个和尚康僧渊,祖籍西域,高鼻子,深眼窝,丞相王导常取笑他。康僧渊答道:鼻子是脸上的山,眼睛是面上的渊。山不高不灵,渊不深不清。康法畅,才思敏捷,富有辩才,为大家推崇。他的著述,不署和尚,而说是当代贤人。他常拿一柄麈尾,遇有名的客人,常常清谈终日。名士庾元规说:您的麈尾怎么能保得住? 康法畅说:廉洁者不向我要,贪婪者我不给他,所以能常在我手。
名僧们谈玄,谈老庄,因为人们必须用老庄的道理理解佛教。晋代的中国佛教有所谓“六家七宗”说,其中主要是本无宗、心无宗、即色宗。本无宗的代表是道安,心无宗的代表是支愍度,即色宗的代表是支遁。心无宗的创立,还有一段故事。说支愍度避乱渡江时,和一位北方僧人同行,两人合计道:到了江东,若还照老套子讲,恐怕难混碗饭吃,于是共同创立“心无”义。
本无宗认为,“无”在一切事物之先,是一切事物的根本。而“有”是从无中生出来的。他们的意思,完全是玄学领袖王弼“以无为本”、“无中生有”的翻版。心无宗据说是“无心于万物”。即是说,心里不起执着,不认为万物是有,万物就是空。即色宗认为,物不是自己形成的,其他的条件凑在一起形成了它,所以它是空,不真实。
这几派的意义,都是努力理解佛教哲学的基本原理:诸法皆空。在晋代的中国僧人看来,空就是无。之所以认为万法皆空,乃是因为无是有的根本,或者是只要我心里清静,世界就不存在。这些意思,还是继承了汉代学者的传统,把佛教之道和老庄之道看作是一回事。
当时的一些高僧已经明白,这样来理解佛教教义,是不准确的。和支愍度共创心无宗的那个北方僧人,后来得知支愍度仍在讲心无义,于是派人告诉支愍度说:这本是权宜之计,只求混碗饭吃,哪能就这样讲下去呢? 不要败坏了如来的意思。
但对多数人来说,还必须借助老庄等中国传统思想,传统名词来理解佛教。这样的方法叫作“格义”。从原则上,释道安反对格义,他已看出中国传统的哲学概念和佛教概念不能完全吻合。但实际上,他又不能脱离格义,他用恍惚无形、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等等思想来解释佛教的般若学原理,并且他特意允许自己的弟子慧远用“俗书”去阐讲佛理。所谓俗书,就是老庄等中国传统典籍。有一次,慧远讲课,一位听讲者提出问题,二人往复辩论,越辩对方越糊涂。于是慧远引用《庄子》,多方比说,使对方终于清楚明白。这说明,直到东晋时代,用中国传统概念去理解佛教,还是必要的方法。
魏晋时代谈玄成风,某种意义上就是谈老庄成风。当时注解《老子》、《庄子》的,有几十家,但注《老子》以王弼最出名,注《庄子》则以向秀、郭象最出名。向秀、郭象的《庄子注》,代表了魏晋时代对《庄子》理解的最高水平,所以广为流传。多少年里,没人能超过他们。
向秀、郭象认为,《庄子》的基本意思,就是任其自然,即按自己的自然本性无拘无束地行动。如牛马要让它们在山野里,不要抓来戴上笼头,穿上鼻具给人拉车,让人坐骑;野鸡要让它在草原上,不要抓来关进笼子。人也是如此,应让他们自由自在,不要用仁义、礼制这样的“笼头”、“鼻具”去限制他们。
自由自在就是“逍遥”。《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也被认为是《庄子》全书的纲领,并认为“逍遥”是庄子追求的最高境界。什么是逍遥? 郭象说:任其本性就是逍遥。大鹏鸟能飞上九万里的高空,小雀儿却只能在草丛中飞来飞去,那都是它们的本性。只要让它们任其本性,就是它们的逍遥。小雀儿不必羡慕大鹏,大鹏也不必瞧不起雀儿。
长时期里,没人能对此发表疑义。但支遁说,这不过是让饿肚子者吃饱饭,渴的人喝够水,算什么逍遥!这都是低级的欲望满足。那最高尚的至人,乘天地间的正气,超然于世俗之见;宇宙万物都在他的心里,他不会为某些具体事物所拘限;使万物都完成它们自己的使命却不被外物支配,于是胸怀远大,不把什么据为己有;不知不觉之中就使万物感动,似乎无所作为,并不着急忙碌,但一切都迅速进行,悄然无声,到处适宜。这才叫作逍遥。
支遁理论一出,深为大家敬服。以后再谈论庄子,大家就以支遁的理解为准了。正因为他谈玄如此高超,才博得士大夫们的敬重。
后来不少人认为,佛教传入之初,是借助于老庄得以广泛传播,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老子被道教尊为太上老君,依附老庄,也就是依附道教,佛教和道教结伴而行,并让道教为自己开路,共同在儒家的统治之下求得发展,是魏晋时期三教关系的基本格局。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百年之久。
僧人,包括西域的僧人,力图通晓中国传统学术;中国士大夫,在谈玄的同时,也把理解佛理作为自己增进学问、增进修养的手段。魏晋时代,士大夫们撰写了不少佛学论文。那时候,印度传来的《维摩诘经》十分流行。维摩诘是个俗人,过着奢华的世俗生活,但谈佛理甚至比佛弟子还要高超,佛的弟子们都不敢和他辩论。维摩诘的形象,也是魏晋士大夫的形象。那时,多数士大夫还不排斥这外来的宗教。
名僧,绝大多数加入了谈玄的行列。
西晋末年,僧人帛法祖佛理精深,在长安讲佛法,有上千人听讲。当时有个名士王颙镇守关中,非常敬重他,以师友相待。若公务清闲,夜深人静,二人常常谈论“道德”。所谓“道德”,当是佛法,但用了老子的《道德经》的名字。对帛法祖的谈吐,名士们都非常佩服。
竺法深讲学,有时讲佛经,有时讲老庄。并且都道理深刻,使人向往。他占据讲座三十多年,影响深远。多数名僧,从小都受过儒家的熏陶。因此可说是三教兼通。
谈玄对名士们的要求,要语言极其精练,对答十分敏捷,并且独出心裁,发常人所未发。比如《三国演义》上灭蜀的大将钟会,幼小时和他哥哥偷酒喝。父亲看见了,但不惊动他们,想看看他们怎么偷法。只见作哥哥的先行礼后喝酒,钟会不行礼就喝酒。后来父亲进来,问他们为什么? 哥哥说:大家都是行礼以后才喝酒,我也行礼;钟会说:偷酒本是无礼,所以我不行礼。类似的风气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一个小孩来为父亲买药。药店老板问:什么病? 小孩答:疟疾。老板说:您父亲是高尚君子,怎么也得疟疾? 小孩说:危害君子,所以叫它“疟疾”。
当时的僧人,也多精于此道。有个和尚康僧渊,祖籍西域,高鼻子,深眼窝,丞相王导常取笑他。康僧渊答道:鼻子是脸上的山,眼睛是面上的渊。山不高不灵,渊不深不清。康法畅,才思敏捷,富有辩才,为大家推崇。他的著述,不署和尚,而说是当代贤人。他常拿一柄麈尾,遇有名的客人,常常清谈终日。名士庾元规说:您的麈尾怎么能保得住? 康法畅说:廉洁者不向我要,贪婪者我不给他,所以能常在我手。
名僧们谈玄,谈老庄,因为人们必须用老庄的道理理解佛教。晋代的中国佛教有所谓“六家七宗”说,其中主要是本无宗、心无宗、即色宗。本无宗的代表是道安,心无宗的代表是支愍度,即色宗的代表是支遁。心无宗的创立,还有一段故事。说支愍度避乱渡江时,和一位北方僧人同行,两人合计道:到了江东,若还照老套子讲,恐怕难混碗饭吃,于是共同创立“心无”义。
本无宗认为,“无”在一切事物之先,是一切事物的根本。而“有”是从无中生出来的。他们的意思,完全是玄学领袖王弼“以无为本”、“无中生有”的翻版。心无宗据说是“无心于万物”。即是说,心里不起执着,不认为万物是有,万物就是空。即色宗认为,物不是自己形成的,其他的条件凑在一起形成了它,所以它是空,不真实。
这几派的意义,都是努力理解佛教哲学的基本原理:诸法皆空。在晋代的中国僧人看来,空就是无。之所以认为万法皆空,乃是因为无是有的根本,或者是只要我心里清静,世界就不存在。这些意思,还是继承了汉代学者的传统,把佛教之道和老庄之道看作是一回事。
当时的一些高僧已经明白,这样来理解佛教教义,是不准确的。和支愍度共创心无宗的那个北方僧人,后来得知支愍度仍在讲心无义,于是派人告诉支愍度说:这本是权宜之计,只求混碗饭吃,哪能就这样讲下去呢? 不要败坏了如来的意思。
但对多数人来说,还必须借助老庄等中国传统思想,传统名词来理解佛教。这样的方法叫作“格义”。从原则上,释道安反对格义,他已看出中国传统的哲学概念和佛教概念不能完全吻合。但实际上,他又不能脱离格义,他用恍惚无形、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等等思想来解释佛教的般若学原理,并且他特意允许自己的弟子慧远用“俗书”去阐讲佛理。所谓俗书,就是老庄等中国传统典籍。有一次,慧远讲课,一位听讲者提出问题,二人往复辩论,越辩对方越糊涂。于是慧远引用《庄子》,多方比说,使对方终于清楚明白。这说明,直到东晋时代,用中国传统概念去理解佛教,还是必要的方法。
魏晋时代谈玄成风,某种意义上就是谈老庄成风。当时注解《老子》、《庄子》的,有几十家,但注《老子》以王弼最出名,注《庄子》则以向秀、郭象最出名。向秀、郭象的《庄子注》,代表了魏晋时代对《庄子》理解的最高水平,所以广为流传。多少年里,没人能超过他们。
向秀、郭象认为,《庄子》的基本意思,就是任其自然,即按自己的自然本性无拘无束地行动。如牛马要让它们在山野里,不要抓来戴上笼头,穿上鼻具给人拉车,让人坐骑;野鸡要让它在草原上,不要抓来关进笼子。人也是如此,应让他们自由自在,不要用仁义、礼制这样的“笼头”、“鼻具”去限制他们。
自由自在就是“逍遥”。《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也被认为是《庄子》全书的纲领,并认为“逍遥”是庄子追求的最高境界。什么是逍遥? 郭象说:任其本性就是逍遥。大鹏鸟能飞上九万里的高空,小雀儿却只能在草丛中飞来飞去,那都是它们的本性。只要让它们任其本性,就是它们的逍遥。小雀儿不必羡慕大鹏,大鹏也不必瞧不起雀儿。
长时期里,没人能对此发表疑义。但支遁说,这不过是让饿肚子者吃饱饭,渴的人喝够水,算什么逍遥!这都是低级的欲望满足。那最高尚的至人,乘天地间的正气,超然于世俗之见;宇宙万物都在他的心里,他不会为某些具体事物所拘限;使万物都完成它们自己的使命却不被外物支配,于是胸怀远大,不把什么据为己有;不知不觉之中就使万物感动,似乎无所作为,并不着急忙碌,但一切都迅速进行,悄然无声,到处适宜。这才叫作逍遥。
支遁理论一出,深为大家敬服。以后再谈论庄子,大家就以支遁的理解为准了。正因为他谈玄如此高超,才博得士大夫们的敬重。
后来不少人认为,佛教传入之初,是借助于老庄得以广泛传播,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老子被道教尊为太上老君,依附老庄,也就是依附道教,佛教和道教结伴而行,并让道教为自己开路,共同在儒家的统治之下求得发展,是魏晋时期三教关系的基本格局。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百年之久。
僧人,包括西域的僧人,力图通晓中国传统学术;中国士大夫,在谈玄的同时,也把理解佛理作为自己增进学问、增进修养的手段。魏晋时代,士大夫们撰写了不少佛学论文。那时候,印度传来的《维摩诘经》十分流行。维摩诘是个俗人,过着奢华的世俗生活,但谈佛理甚至比佛弟子还要高超,佛的弟子们都不敢和他辩论。维摩诘的形象,也是魏晋士大夫的形象。那时,多数士大夫还不排斥这外来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