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佛教认为人生是苦,是应该弃绝的,这就必然走向出世的道路。这种主张出世的人生观与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参与治世的观点是相违背的,因此佛教传入中国后,两种观点发生了一系列的相互冲突和协调,既有矛盾斗争,又有妥协融合,从而形成了新的伦理观。
        出世即是出离尘世,摆脱导致使人痛苦的秽染的世界,同时净化自己的心灵和肉体,进入寂灭清净的涅槃境界。释迦牟尼用他超绝的智慧谛观人生和世界,发现人造业受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有“无明”,“无明”即错误观点,它表现为“贪”“瞋”“痴”三个方面。其中万恶贪为首。由贪欲而造种种业,从而世代轮回,永受诸苦。因此要想摆脱轮回,出离三界,就必须舍弃欲望,放弃一切执着与追求。为了使佛教徒走上出离三界的菩提之路,戒绝贪欲,佛教制定了许多戒律,诸如“五戒”、“八戒”、“十戒”等,这些戒律都是对治人的贪欲的,其基本意义如下:第一,为善去恶,不杀生、不偷盗等。第二,遗世独立,不娶妻,不治产业,弃绝一切社会关系。第三,庄严清净,不妄语,不用华衣美食,不坐高广大床等。这种严格的戒律保证了僧徒异于常人的清贫高尚的生活方式,使之不受世间种种贪欲的染污、不受尘世的庸俗思想(如求名得利,娶妻生子)的影响。这种戒律的约束只是对治人的直接欲望,真正出世还须禅定和智慧。佛教讲的人的生活世界是非常广大的,从时间上包括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从空间上有欲界(人生活的有欲望的世界)、色界(有形色、可观察的世界)、无色界三界。遵守戒律只是出世的一种条件,真正进入涅槃必须经过禅定的修炼和智慧的悟解。

漫漫长阶(山西五台山)

短姑古迹(浙江普陀山石刻)

        大乘佛教的产生改变了出世的方式。早期佛教强调远离人居、宴坐山林、自修自悟,是离世而出世。大乘佛教则强调不离世间而出世,强调心灵的无念、无分别,不执著于世间、非世间,强调当下解脱。而且大乘菩萨以度脱众生为己任,不欣赏小乘佛教只管自己出世的自了汉。度人就必须在世间活动,这就改变了早期佛教单纯避世而出世的观念,转而以入世而出世,强调世间即涅槃、涅槃即世间。
        佛教强调出世,不仅与儒家伦理观念相矛盾,而且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现实利益。佛徒不结婚、不生子、不纳税,大量的出家人影响了纳税人的数量和税收,直接威胁了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历史上的“三武灭法”(魏太武帝、周武帝、唐武宗)就跟上述原因有关。儒家特别重视君臣父子关系,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佛教不讲君臣父子的上下关系,不生子,与儒家的伦理观是直接冲突的。韩愈《谏迎佛骨表》说佛家“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与封建纲常礼教根本对立。对于这种冲突,佛教一方面表示妥协,以大乘佛教的入世对应儒家的入世,以“戒”对应“忠孝”的戒条,但其出世的基本立场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东晋慧远等佛教大师强调佛徒的出世与一般人(包括在家居士)的在世不相妨害而且相得益彰,认为佛教徒行善去恶、劝化众生,有助于社会安定,只要出家人和品行受到严格的控制,就不会对社会构成威胁。这种观点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维护了出家人的地位和生存权。尽管历史上出现了“三武灭法”这样大规模的毁灭佛教的运动,但总的来说,佛家的出世观念还是受到大多数统治者的尊重的,并未因与儒家伦理观相冲突而遭受太多的打击。而且出世观念并非佛家独有,道家也讲超凡成仙,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每每称赞避世的贤者,主张“无道则隐,有道则仕”。出世观念对中国人并不陌生,易于接受,所以佛家不改变自己的出世观同样能够生存和发展。
        佛教出世的伦理观扩充了人们生活的视野,打破了儒家伦理观所规定的由君臣父子、纲常礼教所构成的狭隘而庸俗的社会圈,也冲击了只注意现在的及时行乐主义的颓废消极的人生观,把众生引向更为广阔的涵盖三世、三界的生活世界。同时在思想意识上提高了人的自我意识,使伦理观提升到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高度,弥补了儒家伦理思想狭隘、浮浅、束缚人的思想的缺陷。佛教的出世观还有力地冲击了儒家伦理学说美化封建专制统治和等级关系的陈腐的方面,有力地揭露了现实的苦难和不平等,并且认为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逃脱不了现实的劫难,即便统治者骄奢淫侈、花天酒地的生活也是一种苦,会受到来世的报应,不值得羡慕和效仿,功名利禄不值得追求,现世中所有的人都应当出离,应当进行自我修炼和提升,摆脱人的种种贪欲,进入清净寂灭的佛土。这就彻底否定了儒家的价值观,将儒家的理想世界“大同之世”贬为同样摆脱不了痛苦的尘世,将其理想人格——内圣外王的圣人贬为同样忍受生死轮回的俗人,所谓的“内圣外王”、“忠孝节义”都是鄙俗和不可取的。如此抨击封建礼教和儒家伦理世界,破坏了封建等级关系的结构,否定了礼教的合理性。因此佛教伦理观对中国封建社会来说具有一定的振聋发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