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在佛道辩论中,佛教攻击道教徒,说道士们手拿桃符,腰挎红口袋,走大街串小巷,去捉妖驱鬼,简直像个巫师。佛教僧侣认为这是非常低级庸俗的东西,佛教里是没有这一套的。
        说一部分僧侣不搞这一套是对的,说僧侣们都不搞这一套是不对的;说有的道士搞这一套是对的,说全部道士都搞这一套也未必对。至于佛道两家谁多谁少,那要专门研究。这里只谈谈佛教中的情况。
        中国古代医学,从春秋时代开始,就反对鬼神迷信。《内经》成书时,反对把病因归于鬼神,因而也反对咒禁。认为咒禁法可行于古代,不可行于当今(秦汉之时)。咒禁驱鬼治病虽然在世俗生活中从未断绝,但医学却不承认它的地位。
        从晋代起,医学著作又逐渐开始谈论咒禁。比如葛洪的《肘后方》,就有咒禁内容,但不多。到南北朝末和隋唐之际,医学著作谈论咒禁的就多起来。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千金方》,都有咒禁专章。而隋唐国家,也正式把咒禁列为一科。
        咒禁术的发展,完全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但佛教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南朝初年,周朗上书朝廷,指出当时的人们不懂诊脉,不懂医药,有了病,就求神拜佛,不找医生。佛教僧侣们则借治病,用些乱七八糟的方术,其中当然包括念咒驱鬼等等。南朝末,郭祖深上书朝廷,说治国与治病一样,治病不应该去找巫师驱鬼,而应去找医生。而人们有了病,却不少去找和尚道士的。道士劝病人上奏章向上帝鬼神忏悔,和尚则劝病人吃斋念佛,总之是不找医生。周朗和郭祖深的议论,说明佛教在医病这问题上,和医生的办法是大相径庭的。
        北朝时,有个和尚惠怜,自己宣称经他念过咒的水,喝下后能治百病。找他看病的,每天有上千人。惠怜的行为得到了掌握国家大权的灵太后的支持。灵太后命令供给他衣食需要,让他在城南给百姓治病。
        惠怜前后,用咒禁治病的僧侣,不断见于历史记载。而咒禁的目的,自然是驱鬼。在这点上,和道士没有什么不同。
        重要的是,和尚用咒禁治病,不是个别人的兴趣和爱好,而是有着教义的根据。
        佛教的四谛说,把疾病列为八苦之一。因此,修行的目的,也是为了解脱病苦。那么,修行的手段也就是解除病苦的手段。这些手段,首先是吃斋、念佛、止观、明心等等。然而,止观、明心等等手段也总夹杂着念咒。
        《大般若经》是大乘空宗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部头太大,一般人很难读完。后来,人们把它的核心要义浓缩成几百字的《心经》。《心经》开头说,观自在菩萨修行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度脱一切苦厄,自然包括病苦。这部经主要是讲空,照见一切皆空,就消除了一切灾难和痛苦。这是它的宗旨、纲领、核心要义。但《心经》最后,也有咒语:“揭谛,揭谛……”这些音译的咒语,意义玄奥难解。《心经》说,这咒是最上等的咒,最伟大的咒,最有效的咒,什么咒都比不上它。那么,念着它,自然可以度一切苦厄,包括疾病这种痛苦。
        除了这种一般性的、度一切苦难的咒语以外,还有一些专门对付疾病的咒,并且汇集成书,作为经典。比如《咒时气病经》、《咒目经》、《咒小儿经》、《咒牙痛经》、《疗痔病经》等等。这些经,有些是密宗的经典,有些也不是。也就是说,用咒禁术治病的,也是佛教各宗派普遍使用的方法。
        比如前面讲的智��。 他既然把鬼神作祟当成三大病因之一,自然主张念咒驱鬼。然而他在一般理论上,又主张不可念咒。这种自相矛盾,也是佛教僧侣们普遍具有的现象。
        佛教的咒禁活动,对中医咒禁术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