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在北京的南城偏西,是一个有山有水、湖光山色相映成趣的地方。园中的湖泊东与龙潭湖相对,北与三海相望。全园占地面积59公顷,近300亩湖面占公园面积的三分之一。
        湖泊从园北一个叫窑台的地方,向南分东西两面伸展,构成一个不规则的长椭园形,环抱着一个葫芦形的小岛,陶然亭就在这小岛的西南端。现在,挖掘湖底的泥土堆成的七座连绵起伏的小山早已是郁郁葱葱,一派盎然生机。陶然亭声名也因人们的吟咏而远播全国。
        陶然亭的历史颇值得咀嚼。
        问江藻:是亭还是轩?
        江藻字鱼依,又名用侯,湖北汉阳人,懂建筑,且长于诗文。清康熙时曾任工部官员,监修过紫禁城中太和殿。有《太和殿纪事》、《龙岩县志》、《陶然亭诗草》等著作问世。陶然亭就是他建的,因此,又称“江亭”。陶然亭是三间敞轩,为什么是轩却名亭?对此,有两种说法。我国历史上有十里一亭的制度,建亭供路人休息。封建士大夫自称为“宦海游人”,到这敞轩中聚会,就是在宦海中的临时休息,故以亭名之。江藻在《陶然吟》序文中说:京城南隅有慈悲庵,居南厂之中。康熙乙亥岁,余以工部郎官监督厂事,公余清暇,登临览观,得至其地。庵不数楹,中供大士像,面西有陂池,多水草,极望清幽,无一点尘埃气,恍置身于山溪沼沚间,坐而乐之,时时往游焉。因构小轩于庵之西偏,偶忆白乐天有一醉一陶然之句,余虽不饮酒,然从九衢尘土中来此,亦复有心醉者,遂名曰陶然,系之以诗。另一说法云:先有亭,后改亭为轩,而名称依旧。
        辽金石幢自安详
        陶然亭在慈悲庵西厢。慈悲庵是一座创建于元朝的古刹,曾叫“招提胜境”,也称观音庵。清康熙二年(1663)重修。殿前阶下有一石碑,上刻“创于元,沿于清”字句。陶然亭未建之前,慈悲庵只是一座靠近苇塘的孤庙,正如翁方纲楹联所说:“烟笼古寺无人到,树倚深堂有月来。”
        慈悲庵的院落南北向,山门上有一块长方形的石额,上刻“古刹慈悲禅林”。门内檐挂着一块横匾,有江藻手书“陶然”二字。入山门是三间南殿、三间北殿还有一排后配殿。南殿叫准提殿,供准提菩萨;北殿叫观音殿,有三大士塑像。陶然亭小轩在庵里偏西处。
        慈悲庵有一个著名的金代石幢,为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九年(1131)的遗物。这是一座有5尺来高的八面形的石塔,上面刻着间错排列的五尊佛像,还有三段梵文咒语。金幢上的佛像,个个螺髻袒胸,脑后有火焰纹圆光,盘腿而坐,神态安详,各佛手势不同。
        庵东跨院有文昌阁,阁前还有一辽代石幢,全名叫“慈智大德师佛顶尊胜大悲陀罗尼幢”。它立于辽寿昌五年(1099),幢文记载慈智大师寿昌四年三月九日圆寂、五年四月十三日葬于辽南京城的东郊,石幢就是慈智大师坟上的纪念物。
        文昌阁阁下原供奉梓潼帝君(道教所奉主宰功名、禄位之神)、魁星(奎星,主宰文章兴衰之神,其形头似鬼,一足后翘、一手持笔、一手持斗,笔点中之人便会中举)。阁上奉祀玉皇大帝,故清朝年间进京应试的举人入试之前蜂拥而至,求神佑护。
        陶然亭在慈悲庵最西,是一三间敞轩,外加游廊,南墙是江藻《陶然吟》和其族兄江臬《陶然亭记》两块嵌于墙上的石刻,北墙原有樊增祥《彩云曲》、《后彩云曲》和张大千的《彩云像》。
        诸公衮衮皆才彦
        元明时陶然亭水泊错落,为一萧索荒野。至清代,蒲渚参差的窑台成为京都士人登眺的胜地。一些诗人以窑台有伤清雅,改称“瑶台”。几百年来,秋雨春风中流传着不少文人佳话。
        窑台西有古庙称龙泉,寺旁有野凫潭,极其清幽,明英宗正统年间智林和尚重修过这座小庙,后来在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又几经修缮。这小小的龙泉寺当年香火颇盛,也留下许多故事。龚自珍有一首七绝:“朝借一经覆以簦,暮还一经龛已灯。龙华相见再相谢,借经功德龙泉僧”。记述了他向龙泉寺住持僧借经阅读之事。写有长达二十卷的《国策地名考》的史学家程春海,清嘉庆年间就长期借住龙泉寺编撰此宏篇巨制。为此,学者阮元曾邀著名画家戴熙绘制了一幅《龙泉寺检书图》纪念他,许多同代名人都在图上题词。清末许多维新人士都到过陶然亭。变法失败以后,谭嗣同、刘光第、杨深秀、杨锐、林旭、康广仁六君子被西太后下令杀害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康有为胞弟康广仁牺牲后,灵柩就曾存于龙泉寺。变法重要人物谭嗣同出生在离陶然亭不远的烂漫胡同里,长大后在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的“莽苍苍斋”写下许多著述。他从小就在兄长带领下到陶然亭游玩,看到的是清末中国的衰败景象,他十二岁时,瘟疫同时夺去了他母、姊、兄三位亲人,他从此随父在外飘泊十余载,再回陶然亭畔时已是二十八岁。重登窑台,思绪联翩,他不禁写下一篇《城南思旧铭》,深深地叹息道:“……余于城南,乌乎忘情,又乌乎与言哉!”“明明城南,如何云忘?城南明明,千里恻怆!”谭嗣同为中国的变法图强奔走呐喊,年仅三十三岁即为中国血洒城南。
        事隔十五年后的1913年,袁世凯欲窃国称帝,怕著名革命党人章太炎(炳麟)反对,章太炎从上海一到北京,袁就派宪兵将他监视起来,并不准他发表文章,章太炎只得决定南下。与共和党朋友们话别时,他们以骂袁作酒令,“一人骂则众人饮,不骂者罚”。1914年1月6日,章太炎即将南返,却被袁派出的宪兵押解到陶然亭龙泉寺软禁起来。章太炎在这里两次绝食,“以死争之”,并写下了《致袁世凯书》。在龙泉寺被监押一百四十余日后,押至钱粮胡同一旧宅,直到袁世凯死去,才重获自由。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领导湖南公民驱张总请愿团到京,陶然亭是他召集会议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邓中夏、周长宽、易克嶷等人,在陶然亭讨论驱张斗争的问题,并在慈悲庵古槐下合影留念。1920年8月16日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天津“觉悟社”五团体代表二十多人,在陶然亭慈悲庵准提殿后西配殿中召开了联席会议,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郭隆贞、刘清扬等出席了会议,确定了“到民间去”的道路。
        国画大师齐白石曾有一幅《月下寻归图》,题诗曰:“草庐三顾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海上清风明月满,杖藜抉梦访徐熙。一朝不见令人思,重聚陶然未有期。深信人间神鬼力,白皮松外暗风吹。”诗与画记下了齐白石与徐悲鸿的一段友谊,徐悲鸿以艺术学院院长身份,三次登门邀白石作艺术学院国画教授,二人结下深厚友谊。后徐悲鸿因无法忍受保守势力围攻,愤然辞职南下,齐白石为他送行并作诗画相赠。二位大师与陶然亭有深厚感情。齐白石八十二岁重游陶然亭,又购下锦秋墩一块墓地,打算百年后葬于此。
        陶然亭畔锦秋墩北坡前松林中,有两座合为一体的墓地,就是高君宇石评梅墓。高君宇是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三十岁时因阑尾炎猝发而去世,人们根据他生前遗愿将他安葬于陶然亭畔。石评梅三年以后也追随高君宇而去,仅二十六岁。人们将她葬在她一往情深的爱人身旁,为他们竖起两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墓碑。
        龙泉寺东南角不远处曾有一座龙树寺,因这里曾有一状如龙爪的古槐,故名。旧名兴诚寺,唐代所建。明朝名臣杨椒山弹劾严嵩被害,灵柩就曾停放于此。清道光年间,僧人海昌因崇拜杨椒山气节,特重修寺院,供奉杨的画像,一时名动京师。张之洞在湖北学政任满回京后,亦常邀文人名士来此作诗酒之会。张之洞,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是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反对过崇厚与沙俄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在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任上都有政绩。1895年他曾捐五千金列名北京强学会、上海强学会,而次年北京强学会遭禁时,他却下令查禁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并撰《劝学篇》,把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传播说成是“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戊戌变法,吹捧清朝政府。
        张之洞常邀人同游龙树寺,在此进行学术辩论等党人的“清议”活动。他们也分南北两派,张之洞为北派首领,推崇李鸿藻。张曾有《龙树寺》、《龙树寺西楼》等诗,并出资在寺内建了一排厅堂,因近倚危楼、遥对苇荡,故名“蒹葭䔟”,又在“蒹葭䔟”东侧建别墅一座,名“抱冰堂”。他死后,其弟子在抱冰堂供奉了他的画像。
        窑台荒冢千古谜
        陶然亭锦秋墩有两个并排而立的小冢,一曰香冢,一曰鹦鹉冢。这两个小冢有许多故事和传说。香冢前曾有石碑一通,上刻铭文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铭文之后有绝句一首:“飘零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河。落尽夭桃又浓李,不堪重读瘗花铭。”这哀婉动人的文字,记述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有人说曾有一外省举子来京会试,与歌妓蒨云相恋,举子却无力救蒨云出苦海,一富商欲买蒨云作妾,蒨云无奈自刎身亡,举子悲痛欲绝,用这一抔黄土埋葬了这位姑娘。又有人说,这里埋的不是蒨云而是京师名妓李蓉君,更有说是乾隆宠妃香妃。有些传说则带点政治色彩,说清人入主中原,令汉人更衣改冠,一明朝遗老在此设一衣冠冢,并假托美人香草之名祭奠之。也有人说这香冢并非衣冠冢,是清一御史的奏章,因不得皇帝赏识,故弄此玄虚,埋于此地。更有人说,这香冢中埋葬的,不是他物,恰恰是进京应试的书生们把玩了一生的纸墨笔砚、诗文试卷。当中痛楚,何人能体会?
        鹦鹉冢与香冢并肩而立。相传就是那个叫张春陔的清御史,同时作两小冢,埋下了奏章谏书。又传说晚清时,一学者名邓完白,携一白鹤一鹦鹉到京,邓对它们十分珍爱。不料,一天他正与好友张惠言闲谈,他家的大狸猫却将鹦鹉咬死,邓完白痛惜倍至,张惠言建议说:“尝闻陶然亭有鹦鹉冢,现今已然不存,你何不将此鹦鹉埋入,以续前人故事呢?”于是,这里成了真正的鹦鹉之冢。
        锦秋墩还有醉郭墓,醉郭名瑞,北京西郊人,庚子之变中破产,流落街头,讨钱买醉,并沿街演唱“庚子拳变”前因后果。死后,北京报界名人彭翼仲集资将他葬于此,碑阳为彭手书碑名,碑阴有林琴南撰、祝椿年书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