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重镇
大同是我国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位于山西大同盆地北部,内外长城之间;三面环山,东有采凉山,西有武周山,北有孤山、方山;桑干河流经其南,故称:“山环采凉,水抱桑干,长城界其北,雁塞恃其南,西眺朔漠,东瞻白登,屏全晋而拱神京,巍然重镇。”明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大同:“府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为京师之藩屏。”特殊的地理形势决定了大同自古便是边防军事重镇。
大同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春秋时期,大同为北狄所居。到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倡导“胡服骑射”,驱逐匈奴,开拓疆土,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大同属云中郡。秦统一六国后,正式设置平城县(今大同),属雁门郡统辖。汉承秦制。汉高祖七年(前200),匈奴南犯,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北征,被匈奴冒顿单于十万精骑围困于平城白登山,相持七日,汉兵内外不能救援,后采用陈平计,贿赂冒顿单于之妻,方才解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从此,平城成为我国历史上北方军事重镇。东汉定都洛阳,山西遂成为北方门户,平城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后汉书·王霸传》记:建武十三年(37),“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
三国、两晋时,鲜卑族崛起,修旧平城为南郡。398年,北魏将国都从盛乐迁到平城,“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并在城西武周山开凿了规模宏大的云冈石窟。直到439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平城一直是北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平城日益衰落。北齐、隋、唐初,平城易名恒安镇。唐贞观十四年(640)改置定襄县,为云州治。
大同之名始于辽代。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升云州为大同府,建为西京。辽金两代,大同作为陪都达二百多年。由于统治者崇信佛教,营建了一大批宗教建筑物,华严寺、善化寺、观音堂等名刹均建于此时。
明洪武五年(1372),大将军徐达任大同总兵,开始在辽金旧垣基础上修筑大同城垣。后来大同被定为九边重镇之一,再次加以修建。在明朝九边中,大同曾获“金城汤池”的美喻。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山西对于京师的屏蔽作用转移到大同一线,由大同通向河北的飞狐口是重要的关隘之一。正统十四年(1449),瓦刺分数路进攻明朝,其中先率一路攻大同,并尾追明兵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大败明军,俘获明英宗。这个史称“土木之变”的事件,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由此可见大同对于京师的安危关系之重大。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占据了大同,在此休整后直捣京师。不久,清军入关,清摄政王多尔衮率精兵围困大同。由于城内军民合作得好,加上城池坚固,清军久攻不下。后在全城绝粮的情况下,守兵杨震威开了城门,清军乘势攻下大同,大同惨遭涂炭。
作为边防重镇的大同,古往今来曾有许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歌咏戍边将士,描绘塞外风光的边塞诗篇。如李贺《平城东》诗曰:“饥寒平城下,夜夜守明月。别剑无玉花,海风断鬓发。塞长连白云,遥见汉旗红。青帐吹短笛,烟雾湿画龙。日晚在城上,依稀望城下。风吹枯蓬起,城中嘶瘦马。借问筑城吏:‘去关几千里?’惟愁裹尸归,不惜倒戈死。”于谦的《云中即事》云:“目击烟沙草带霜,天寒岁暮景苍茫。炕头炽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百二连营秦壁垒,五原封琐汉封疆。边陲无事风尘静,坐听笳声送夕阳。”
大同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春秋时期,大同为北狄所居。到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倡导“胡服骑射”,驱逐匈奴,开拓疆土,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大同属云中郡。秦统一六国后,正式设置平城县(今大同),属雁门郡统辖。汉承秦制。汉高祖七年(前200),匈奴南犯,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北征,被匈奴冒顿单于十万精骑围困于平城白登山,相持七日,汉兵内外不能救援,后采用陈平计,贿赂冒顿单于之妻,方才解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从此,平城成为我国历史上北方军事重镇。东汉定都洛阳,山西遂成为北方门户,平城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后汉书·王霸传》记:建武十三年(37),“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
三国、两晋时,鲜卑族崛起,修旧平城为南郡。398年,北魏将国都从盛乐迁到平城,“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并在城西武周山开凿了规模宏大的云冈石窟。直到439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平城一直是北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平城日益衰落。北齐、隋、唐初,平城易名恒安镇。唐贞观十四年(640)改置定襄县,为云州治。
大同之名始于辽代。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升云州为大同府,建为西京。辽金两代,大同作为陪都达二百多年。由于统治者崇信佛教,营建了一大批宗教建筑物,华严寺、善化寺、观音堂等名刹均建于此时。
明洪武五年(1372),大将军徐达任大同总兵,开始在辽金旧垣基础上修筑大同城垣。后来大同被定为九边重镇之一,再次加以修建。在明朝九边中,大同曾获“金城汤池”的美喻。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山西对于京师的屏蔽作用转移到大同一线,由大同通向河北的飞狐口是重要的关隘之一。正统十四年(1449),瓦刺分数路进攻明朝,其中先率一路攻大同,并尾追明兵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大败明军,俘获明英宗。这个史称“土木之变”的事件,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由此可见大同对于京师的安危关系之重大。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占据了大同,在此休整后直捣京师。不久,清军入关,清摄政王多尔衮率精兵围困大同。由于城内军民合作得好,加上城池坚固,清军久攻不下。后在全城绝粮的情况下,守兵杨震威开了城门,清军乘势攻下大同,大同惨遭涂炭。
作为边防重镇的大同,古往今来曾有许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歌咏戍边将士,描绘塞外风光的边塞诗篇。如李贺《平城东》诗曰:“饥寒平城下,夜夜守明月。别剑无玉花,海风断鬓发。塞长连白云,遥见汉旗红。青帐吹短笛,烟雾湿画龙。日晚在城上,依稀望城下。风吹枯蓬起,城中嘶瘦马。借问筑城吏:‘去关几千里?’惟愁裹尸归,不惜倒戈死。”于谦的《云中即事》云:“目击烟沙草带霜,天寒岁暮景苍茫。炕头炽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百二连营秦壁垒,五原封琐汉封疆。边陲无事风尘静,坐听笳声送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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