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大同就是中原通往西北边地的门户,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大同以北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内蒙;由大同向南,人们的生产由畜牧业逐渐转变为半农半牧和以农业为主,因此边塞古城大同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交接地区。在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的交往、融合的过程中,大同一直是十分重要的地区。据说远在春秋时代,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汉族与游牧民族人民进行交换的聚落。战国时期,位于晋北的赵国与北方游牧民族楼烦、林胡、东胡来往密切。赵武灵王认识到他们的骑射技术在丘陵和山地作战的长处,出于边防和兼并战争的需要,决定在国内组成一支精于骑射的军队,为此还决定袭用胡人便于骑射的服装。“胡服骑射”的政策打破了华夏族盲目的自尊观念,开创了由国家倡导的向少数民族学习的范例,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意义深远,而且“胡服骑射以后,骑马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游牧民族和华夏民族的交融,从此得到大幅度的正式的开展,对于发展壮大中华文明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对于华夏中原文化——黄河文明的更新及其强大的生命力,也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见唐嘉弘《论赵文化及其历史地位》)。“胡服骑射”取得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后,赵武灵王便在今大同之地建立了城邑,其位置就在今御河左岸的古城村。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石刻佛像(北魏)

        东汉初年,“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见《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南匈奴八部四五万人归汉,被安置于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代等郡,其中四郡均在包括大同的晋北地区。南匈奴迁入塞内后,助汉守边,使北部边境出现了“边城晏闭,牛羊布野”的景象。下层民众在与汉民族杂居的过程中,也逐渐汉化。
        十六国末年,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建国之初,拓跋珪下令“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改变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氏族制度。到太武帝拓跋涛时又颁布了“均田令”,实行百官奉禄制,改定礼仪、官制、律令,并提倡汉服、汉话,使民族之间的融合更加深入。开凿于北魏时的云冈石窟就带有明显的民族融合的特点。窟中主佛像是依照北魏五位皇帝的形象建造的,其相貌不像印度人,而是带有北方鲜卑人的雄厚劲道。其佛装则“褒衣博带”,将汉族士大夫的常服加之于佛身。北魏时期,大同既是北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北方民族和汉族商业往来、文化交流的城市。据史书记载,各族人民常在这里互市,交换牛羊、马匹、食盐、纺织品以及生产工具等,各族人民的舞蹈、杂耍、音乐也常常在集市上演出。当年的关税楼、城门、马市、贸易市场的遗迹至今仍在。
        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和融合,不仅使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文化得以提高,而且也使汉民族文化受到影响。这里的汉民族受游牧民族的影响,形成了强悍、尚武的风俗,慷慨、豪放的边塞诗,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这一风尚的薰染。大同的古代建筑也带有明显的多民族文化的特点。可以说,三晋文化中的突出特点——中原华夏文化与邻近民族文化的冲突融合,在古城大同的历史文化中有最突出的体现。多民族文化的并存与融合使三晋文化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