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
李汝珍著。李汝珍(约1763—约1830),字松石,直隶太兴人,长期寓居海州。一百回,嘉庆二十三年 (1818) 苏州原刻本。
《镜花缘》是一部“把目光投向海外的广阔天地”的长篇小说,这一点,使它获得其他名著都不曾具备的历史的价值。小说把所叙故事的时代背景放在唐武则天时代,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唐代是我国继汉代之后的又一个开放的时代,唐代的航海事业已极为发达。写于785年至805年的贾耽的 《四夷路程》,就确切地记载由中国广州出发,沿越南暹罗海岸,取道马六甲海峡至波斯湾和弗利剌(幼发拉底) 河口的路线。到了 《镜花缘》成书的清代,中国人对于海的了解益加深入。写于1730年的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以日本为东洋;以吕宋、文莱为东南洋; 以暹罗柔佛等地为南洋; 以印度洋为小西洋; 以欧洲为大西洋”,就是一例。李汝珍在海州 “久作寓公”,传说青年时代曾不止一次随做鹾商的舅兄飘洋过海,《镜花缘》中的唐敖,很可能就是作者的自况。对海的强烈兴趣,促使李汝珍创作了这部杰出的小说。不过,李汝珍虽然有过海上生活的经历,但毕竟不曾踏上异国的土地,真正“走向世界”,“于学无所不窥”的李汝珍,只好凭借 《山海经》等古代典籍的丰富资料,融合进自身的体验,铺衍出唐敖等人充满奇幻色彩的海的探险和海外世界的发现的故事来。
“观于海者难为水”。唐敖甫到大洋,“四周眺望,眼界为之一宽”: 茫茫沧海,风浪甚险,加之旅途艰辛,往返难以刻期,是什么力量驱使人们出海冒险的呢?奥秘恐怕就在这个“眼界为之一宽”。人的本性,就是要不断地去探索未知。大海不仅是令人望而却步自甘与外界隔绝的障得,而且是激发人们去征服它的诱因。当然,这种探索未知的本性,表现在不同人物身上,必将化为不同的动机,从 《镜花缘》 的具体描写看,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一、政治避难。武则天自立为帝,改唐为周。徐敬业起兵讨伐,兵败被杀。“其兄徐敬功带领家眷在外洋;骆宾王竟无下落,其父骆龙带领孙女,亦逃在海外;余如唐之奇、杜求仁、魏思温、薛仲璋诸人,悉皆奔逃”: 这是近期的政治变故。讲得远一点,“廉锦枫曾祖向居岭南,因避南北朝之乱,逃至海外,就在君子国成家立业”,已历三世。二、求仙问道。唐敖年已半百,功名无望,业已看破红尘,想到大洋看看海岛山水之胜,解解愁烦。再说“四海之大,岂无际遇”: 更思求仙问道,以求善果。三、海外贸易。林之洋本河北德州平原郡人氏,寄居岭南,素日作些海船生意,“贩些零星货物到外洋碰碰财运,强如在家坐吃山空”; 多九公幼年也曾入学,因不得中,替人管船拿柁为生,儒巾久已不戴。以上三种类型,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先民海外冒险的全部动机,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平自由的民族性格。
《镜花缘》以生动传神的笔触,饶有兴致地展示了海外那陌生而神异的世界。唐敖等登上东荒第一大岭东口山,就碰上“其形如猪,身长六尺,高四尺,浑身青色,两只大耳,口中伸出四个长牙,如象牙一般拖在外面” 的怪兽 “当康”,“其形似鸦,身黑如墨,嘴如白玉,两只红足,头上斑斑点点,有许多花纹”,啄石以填海的小鸟“精卫”,结着稻米的大树“禾木”,能够益寿延年的肉芝、朱草等等。李汝珍笔下形形色色的奇花异草,野鸟怪兽,既使探险者大开眼界,流连忘返,也给读者以赏心悦目的审美情趣。
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海外的同类,亦即那“绝域之国,殊类之人”,则会比花草鸟兽有更为强烈的兴趣。袁珂指出:“《山海经》所记海外各国,非异形即异秉”。由 《山海经》生发出来的 《镜花缘》,对于海外各国的描写,也紧扣住异形与异秉两个方面进行。
所谓异形,主要是因人种的不同,显现在外形上差异。比如,按长短来说,有身长八九寸的靖人国,又有身长七八丈的长人国,还有身长八尺,身宽也是八尺的跂踵国; 按肤色来说,有通身如墨,连牙齿也是黑的黑齿国,又有面如白玉的白民国,还有上身皮色与常人一样,惟腿脚以下黑如锅底的元股国; 按形体来说,有耳垂至肩的聂耳国,又有一身长毛的毛民国,还有人身狗头的犬封国,等等。对于海外各国的异形的描写,《镜花缘》运用了不同的艺术手法,如黑齿国,白民国,基本上是写实的; 靖人国、跂踵国之类,则运用了变形和夸张; 至于翼民国、厌火国、轩辕国,又采用了神话的怪诞、象征的手法,有的可能是将图腾的形象当作民族自身的外形加以描写,所以无不千姿百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他民族的辨异,构成了民族心理的一对矛盾。外形上的差异,固然能使别一民族的人们一时产生异样的感觉,但它终究只属于较浅层次的区别,随着交往的频繁,相互熟悉的程度的加深,这种差异感就会逐渐淡化。而从民族的文化的心理构成来说,不同民族的气质秉赋、风俗民情,亦即 “异秉”,则属于较深层次的差别,更易于吸引他民族的强烈的关注。《镜花缘》中君子国的好让不争,劳民国的操劳浮躁,犬封国的讲究吃喝,淑士国的一身酸气,都属于这种情况。对于他民族从“异形”到“异秉”的发现和认识,是文化交流中最一般的规律。《镜花缘》着力描写唐敖等历时九月,所过三十余国的见闻,它的历史价值主要不表现在继承 《山海经》的传统,对海外的花草鸟兽的静态描写,而表现在关于同海外异域的人民相互交往的动态描写中,尤其表现在唐敖等人精神状态的描写中。唐敖等人从中国固有的文化的眼光出发,对于异国的风土人情一一进行审视,并作出自己褒贬取舍的评价和抉择来。其中,有两个带倾向性的特点特别应该予以重视:
第一,自觉克服种族偏见,主动发现、吸取海外民族的优点和长处。最典型的事例是游黑齿国。黑齿国人 “不但通身如黑,连牙齿也是黑的,再映着一点朱唇,两道红眉,一身红衣,更觉其黑无比。”久惯飘洋的多九公虽屡过此地,“因他生的面貌可憎,想来语言也就无味,因此从未上来”。这一次唐敖要去走走,多九公勉强相随,说:“大约我们不过借此上来舒舒筋骨,要想有甚可观可谈之点,只怕未必。唐兄只看其人,其余就可想见。”足见偏见之深。不料进得城来,发现国人礼节甚明,已觉意外; 身游学塾,与两名黑女谈文,又大为出丑,方悟 “以貌取人”之谬。唐敖感慨道:
刚才小弟因这国人过黑,未将他的面目十分留神,此时一路看来,只觉个个美貌无比。而且无论男妇,都是满脸书卷秀气,那种风流儒雅光景,倒是都从这个黑气中透出来的。细细看去,不但面上这股黑气万不可少,并且回想那些脂粉之流,反觉其丑。
以致表示愿在二位黑女面前自称晚生,“不但毫不委屈,并且心悦诚服”。相比之下,那“个个面如白玉,唇似涂朱,再映着两道弯眉,一双俊目,莫不美貌异常” 的清俊风流的白民国,尽管一时令人然起敬,卑躬侍立,然而一旦窥破他们 “不通” 的底细,就不免嗤之以鼻了。须知当今世界还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由此反过去看二百年前李汝珍消除种族偏见的思想,真是熠熠生光!
《镜花缘》写唐敖游历海外三十余国,以君子国始,以轩辕国终,这样结构安排更反映了李汝珍发现、吸取海外民族的长处和优点的主导思想。按 《山海经·海外东经》曰: “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镜花缘》突出 “好让不争”一点,描绘出一幅高度文明的君子之邦的气象来,在那里不仅平民交易之间,好让不争,即高居相位的吴氏兄弟,亦谦恭和蔼,脱尽仕途习气。尤可称道的是,唐敖向一位老翁问其何以 “好让不争”之故,老翁听了,竟一毫不懂,可见君子之雅化仁风,已出于人心之自然。与君子国相类的是大人国。《山海经·海外东经》载:“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博物志·外国》则云: “大人国,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头,其儿则长大,能乘云而不能走,盖龙类。”《镜花缘》舍弃 “为人大”的说法,专从下面有云托足一点大做文章,说 “此云本由足生,非人力可能勉强。其色以五彩为贵,黄色次之,其余无所区别,惟黑色为卑”,而各人所登之云颜色不同,“其色全由心生,总在行为善恶,不在富贵贫贱。如果胸襟光明正大,足下自现彩云; 倘或满腔奸私暗昧,足下自生黑云。云由足生,色随心变,丝毫不能勉强”。由于受到这一层的制约,“国人皆以黑云为耻,遇见恶事,都是藏身退后;遇见善事,莫不踊跃争先:毫无小人习气,因而邻邦都以 ‘大人国’ 呼之”。君子国以“惟善为宝”为宗旨,个个向善,出于自然;大人国则以足下黑云为耻,勉力从善,较之君子国,稍有做作之嫌。轩辕国是西海第一大邦,其民都是人面蛇身,一条蛇尾,盘交头上。这种外形,不给人以恐怖之感,原因乃在“此地国王,乃黄帝之后,向来为人圣德,凡有邻邦,无论远近,莫不和好。而且有求必应,最肯排难解纷。每遇两国争斗,他即代为解和,海外因此省了许多刀兵,活了若干民命”。如果说对君子国的称赞是因了他们国内人仁爱向善,那么,对于轩辕国,就是因了他的睦邻和平了。
“中国失礼,求之四夷”。唐敖等人,不单发现了别国的长处,还由此反观了自身的不足。君子国的吴之和自称其国 “僻处海隅,略有知识,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但又坦率地对于“天朝”的殡葬、求福、争讼、宰牛、宴客、缠足、合婚、崇尚奢华等俗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令唐敖敬服不已,这就同那种以“天朝”自居的盲目自大心理有了本质的不同。《镜花缘》还写唐敖等人热心学习海外异域的文化科学知识,他们为了学习歧舌国的音韵学,真不知费了多少苦心,智佳国的筹算术,也引起了他们学习的愿望。这种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态度,也是十分可贵的。
当然,《镜花缘》也写了一些并不可爱,反而唤起人们强烈憎恶的国度,如正面和颜悦色、满面谦恭、浩然巾后面又藏着一张恶脸的两面国;风俗硗薄,人最寡情,满口说的都是相反的话的诡诈异常的靖人国,都是国际交往中不可不提防的对象,自有深意存焉。
第二、充满民族自信,积极从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为全人类造福。《镜花缘》中,“天朝为万邦之首”的观念异常突出,从作品所描写的唐代的历史的情况和作品的具体氛围看,这种观念显示了一种民族的自信和为全人类造福的精神。唐敖初次出海,林之洋劝其买些货物碰碰机会,唐敖走到市上,单买了许多花盆并几担生铁,林之洋颇不以为然。我以为作者这样写是有深意的。陶瓷器的发明以中国为最早,远在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已有精美的彩陶出现。自汉代以来,我国的陶瓷器就已经输入东南亚,唐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都以陶瓷为大宗。冶铁业在中国亦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末年,铁制工具已在生产中广泛使用,是中国高度文明的标志之一。陶瓷与生铁的出口之受到欢迎,是十分自然的。除了生产资料之外,中国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如治水、养蚕、医药等等。养蚕治茧的技术,传说起于黄帝元妃嫘祖,是世界公认的中国人民的重大发明,古代中西交通,实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丝绸之路”,名闻天下。《镜花缘》写巫咸国中盛产桑树,居民不知养蚕,以之为柴,却以木棉之棉絮织而为衣,唐敖道:
小弟向日因古人传说: “巫咸之人,采桑往来”,以为必是产丝之地,那知却是有桑无蚕。可惜如此好桑,竟为无用之物!
按《山海经·海外西经》: “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郭璞注: “采药往来。”袁珂案: “郭注盖本《大荒西经》 ‘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为说,然细究之,‘采药’ 只是群巫所作次要工作,其主要者,厥为下宣神旨,上达民情。” 《镜花缘》易 “采药往来”为“采桑往来”,发挥出一通“地尽其利”的议论来。又写薛蘅香、姚芷馨随父母逃到巫咸,“因见此处桑树极盛,故以养蚕纺织为生。不期在此日久,邻舍妇女也都跟着学会,因此四处轰传”。将中国先进的养蚕治茧技术传播此方,本是极好之事,却因忤了当地以木棉为经纪的保守势力,竟将蚕呼为“毒虫”,将养蚕织机称为“恶术”,至欲加害于弱小女子,唐敖只得将她们接回天朝。当然,中国的先进技术,一般还是受到海外人民欢迎的。如麟凤山上的狻猊,经常伤损田苗,甚至出来伤人,附近居民,屡受其害。魏思温之连珠枪,天下驰名,遂为当地居民聘请,驱除野兽,打死狻猊不计其数。连珠枪乃一先进火器,而火药,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
《镜花缘》第三十五回 “揭黄榜唐义士治河”,详尽细密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总结出来的水利科学理论。唐敖说: “吾闻禹疏九河,这个 ‘疏’ 字,却是治河主脑: 疏通众水,使之各有所归,所谓 ‘来有来源,去有去路’。根源既清,中无雍滞,自然不至为患了。”复经实地察看,又进一步作了一番恰中其弊的剖析,致令女儿国国舅称赞“足见天朝贵人留心时务,识见高明”。唐敖将所带之生铁命工匠打造器具,将样儿画了,一一指点。开河以后,又早出晚归,日夜辛勤,女儿国人人感仰,仿照唐敖相貌,立了一个生祠,金字匾额上写“泽共水长”四个大字。这种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文化科技成果贡献给异国,帮助他们战胜灾害、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义举,正反映了中国的先民对外交施行仁义的宗旨。
《镜花缘》还写了多九公施方治人的动人故事。唐敖患痢,服了多九公药末,竟自痊愈,便劝道: “既这等神效,九公何不刊刻流传,使天下人皆免此患,共登寿域,岂不是好事?”多九公经过思想斗争,克服了“恐一经通行,家中缺了养赡”的顾虑,决心“将祖上所有秘方也都发刻,以为济世之道”,并准备“沿途施送,使海外人也得此方”。唐敖所说的 “天下”,已经突破了传统的 “天下” 即中国的框框,多九公更径直地用 “海外人” 的概念,显示出了中国人民的博大胸襟。
不过,事情又有复杂的一面。文化科技的交流,应该是互惠互利的。《镜花缘》写多九公利用医药技术的领先地位,把它作为一种专利,以求取歧舌国的音韵学知识,无疑更有现代型的特点。歧舌国颇深韵学,海外有口号道:“若临歧舌不知韵,如入宝山空手回”。无奈歧舌国王“因近日本处文风不及邻国,其能与邻邦并驾齐驱者,全仗音韵之学,就如周饶国能为机巧,以飞车为不传之秘,都是一意。他恐邻国再把音韵学去,更难出人头地,因此禁止国人,毋行私相传授”。一句话,实行了严厉的封锁政策。为了打破这封锁的壁垒,多九公施展了他在医术上优势。他先用起死妙药,治愈了因坠马跌伤、命在旦夕的世子,赢得了国人的敬服。国王捧出谢仪一千两,外银一百两求赐原方,以为润笔之费。多九公道: “老夫前者虽揭黄榜,因舟中带有药料,可治世子之病,原图济世,并非希图钱财。至于药方,顷刻可写,不过举笔之劳,何须厚赠。……老夫别无他求,惟求国王见赐韵书一部,或将韵学略为指示,心愿已足,断不敢领厚赐。”谁知国王情愿再添厚赠,不肯传韵学。多九公闻知二位王妃都有重恙,国王心绪不宁,又抓住时机提出治愈王妃以为交换,国王一心要治王妃之病,只得勉强应允,“与诸臣计议,足足议了三日,这才写了几个字母,密密封固,命通使交给多九公,再三叮嘱,千万不可轻易传人,俟到贵邦,再为拆看,字虽无多,精华俱在其内,慢慢揣摩,自能得其三味”。多九公亦连书 《铁扇散》、《七厘散》、《忍冬汤》、《大归汤》数方以付之。这种专利交换专利的描写,在小说史上甚称创举。
总之,国无论大小,都各有短长,因此,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对于各个民族来说,都是好事。《镜花缘》以艺术形象的创造,提出了一个面向海外,去发现那新的世界的问题,这无疑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在那黑夜如磐、大雾弥天的时代里,李汝珍创作出 《镜花缘》这部喊出时代的声音的小说,确实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胆识,这种勇气和胆识,正是中华民族决不是天生闭关自守的民族的证明,那种认为只是西方列强鸦片战争的大炮才轰醒了中国人的迷梦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毋庸讳言,李汝珍并不了解十九世纪初期海外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心目的海外民族的文化习俗,实际上只不过是中国文化的变态和折光。但这能怪李汝珍吗? 不能。相反,我们倒是应该肯定,李汝珍在他所处的环境的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凭借他从旧籍中所掌握到的渊博知识,还是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海外世界,因而让自己的作品获得了相当的审美的价值。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 中,把《镜花缘》归入“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以为小说不过是作者自显其才学的手段,甚至认为“惟于小说又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则博学多通又害之”。自鲁迅以后,一般都认为博学多通妨碍了形象思维,是《镜花缘》的一大缺点。如果从海外世界的发现的角度看,问题就可能大为不同。试想,为了表现海外世界之奇之异,不发挥渊博学识的优势行吗? 比如第二十回对鸟王国那一幕慑人心魄的争斗场面的精彩描写,就不光得力于作家丰富的想象力,尤其得力于作家渊博的学识。孙佳讯先生 《镜花缘与古代神话》一文已对鹦勺、跂踵这两员凤凰麾下的猛将作了精密的考证,实际上, 作品里写到的每一种奇禽怪鸟, 都有其出处可循。 如鹔, 洪兴祖《楚辞·大招》补注曰: “鹔, 长颈绿身, 其形似雁。”正与《镜花缘》同。鹔手下之山鸡,欲以毛色之美压倒众鸟,当场卖弄,恰用 “山鸡舞镜”之典。刘敬叔《异苑》卷三: “山鸡爱其毛羽,映水则舞。魏武时,南方献之,帝欲其鸣舞而无由。公子苍舒令置大镜其前,鸡鉴形而舞不知止。”那九头怪鸟,谓之‘鸧鸹’,亦自有据。鸧鸹一说为九尾之鸟:《广韵》: “鸧鸹,《韩诗》云: ‘孔子渡江,见之异,众莫能名。孔子尝闻河上人歌曰: 鸹兮鹘兮,递毛衰兮,一身九尾长兮。’”而 《文选》郭璞《江赋》云: “若乃龙鲤一角,奇鸧九头。”似又是九头之鸟了。《镜花缘》兼采二说,变为九尾九头之鸟,而又故神其说,曰此鸟本有十首, 不知何时被犬咬去一个, 其项至今流血。 从而巧妙地引出鸟战而胜之的趣事来。按据 《尔雅·释鸟》:“,天狗。”注:“小鸟也,青似翠,食鱼, 江东呼为天狗。”天狗本为之异名, 《镜花缘》巧为曲解, 谓鸟鸣了几声,宛如狗呔,九头鸟一闻此声,早已抱头鼠窜,令人读来,忍俊不禁。诸如此类奇禽怪鸟的描写,莫不言之有据,既可悦读者欣赏娱乐之目,又能服学者考古论证之心,这正是最大的成功。
或谓《镜花缘》之炫耀才学,不免损害人物性格刻画,这也并不尽然。如“紫衣女殷勤问字,白发翁傲慢谈文”,多九公在黑齿国因轻视黑女,傲慢谈文,以至反受其辱的故事,共占整整三回的篇幅,其中几乎全是关于识字、辨音、正义的问难纠驳,但恰恰是于这问难纠驳之中,二人的性格才得以跃然纸上: 乍一见面,多九公对 “海外幼女”心存轻视之心,面上虽摆出谦逊的姿态,口中却大大咧咧地说: “至于眼前文义,粗枝大叶,也还略知一二。” 紫衣女子问“敦”字读音,多九公一口气说出十种读法,本已难得,但又要夸口说: “除此十音之外,不独经传未有他音,就是别的书上也就少了。”话说得太满,所以当紫衣女子就还有: “吞音”、“俦音”之类时,多九公不好细问,只得说道: “这些文字小事,每每一字数音甚多,老夫那里还去记他,况记几个冷字,也算不得学问。这都是小孩子的工课,若过于讲究,未免反觉其丑。可惜你们都是好好质地,未经明人指教,把工夫都错用了。”第一回合,多九公明明输了,却仍不脱好为人师的故伎,一旦找到一个机会,他就发起了反击,有意诘问 《毛诗》的协韵,企图难倒对方。而当紫衣女子以充分的证据得出 “音随世转”的规律,多九公本已无话可说,却硬要强词夺理,说:“据才女所讲各音古今不同,老夫心中终觉疑惑,心须才女把古人找来,老夫同他谈谈,听他到底是个甚么声音,才能放心。若不如此,这番高论,只好将来遇见古人,才女再同他谈罢”。简直是无赖声口了。及至谈到《周易》注家,多九公所知至多不过五六十种,听紫衣女了说有九十三家,便自夸向日所见约有百余种,意欲引其说出九十三家卷帙、姓名,出出其丑,不想紫衣女子口中滔滔不绝,把当时天下所传九十三种说得丝毫不错,多九公登时惊得目瞪口呆。这下轮到紫衣女子反攻了:“刚才大贤曾言百余种之多,此刻只求大贤除婢子所言九十三种,再说七个,共凑一百数。此事极其容易,难道还吝教么?”红衣女子又道: “如两个不能,就是一个,一个不能,就是半个也是好的。”无奈多九公竟连半个也说不上,恨无地缝可钻,可谓吃足苦头,受够了教训。紫衣女子之论《毛诗》“爰居爱处,爰丧其与,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论语》“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无不具有新见,其用 “吴郡老大倚闾满盈” 的反切来骂多九公,又显出一种富于才华的淘气。凡此种种,离开了“才学”的因素,就完全成为不可能。《镜花缘》对海外风物描写的成功经验,证明 “作家的学者化”是一个正确的口号。
《镜花缘》是一部“把目光投向海外的广阔天地”的长篇小说,这一点,使它获得其他名著都不曾具备的历史的价值。小说把所叙故事的时代背景放在唐武则天时代,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唐代是我国继汉代之后的又一个开放的时代,唐代的航海事业已极为发达。写于785年至805年的贾耽的 《四夷路程》,就确切地记载由中国广州出发,沿越南暹罗海岸,取道马六甲海峡至波斯湾和弗利剌(幼发拉底) 河口的路线。到了 《镜花缘》成书的清代,中国人对于海的了解益加深入。写于1730年的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以日本为东洋;以吕宋、文莱为东南洋; 以暹罗柔佛等地为南洋; 以印度洋为小西洋; 以欧洲为大西洋”,就是一例。李汝珍在海州 “久作寓公”,传说青年时代曾不止一次随做鹾商的舅兄飘洋过海,《镜花缘》中的唐敖,很可能就是作者的自况。对海的强烈兴趣,促使李汝珍创作了这部杰出的小说。不过,李汝珍虽然有过海上生活的经历,但毕竟不曾踏上异国的土地,真正“走向世界”,“于学无所不窥”的李汝珍,只好凭借 《山海经》等古代典籍的丰富资料,融合进自身的体验,铺衍出唐敖等人充满奇幻色彩的海的探险和海外世界的发现的故事来。
“观于海者难为水”。唐敖甫到大洋,“四周眺望,眼界为之一宽”: 茫茫沧海,风浪甚险,加之旅途艰辛,往返难以刻期,是什么力量驱使人们出海冒险的呢?奥秘恐怕就在这个“眼界为之一宽”。人的本性,就是要不断地去探索未知。大海不仅是令人望而却步自甘与外界隔绝的障得,而且是激发人们去征服它的诱因。当然,这种探索未知的本性,表现在不同人物身上,必将化为不同的动机,从 《镜花缘》 的具体描写看,大体上有三种类型: 一、政治避难。武则天自立为帝,改唐为周。徐敬业起兵讨伐,兵败被杀。“其兄徐敬功带领家眷在外洋;骆宾王竟无下落,其父骆龙带领孙女,亦逃在海外;余如唐之奇、杜求仁、魏思温、薛仲璋诸人,悉皆奔逃”: 这是近期的政治变故。讲得远一点,“廉锦枫曾祖向居岭南,因避南北朝之乱,逃至海外,就在君子国成家立业”,已历三世。二、求仙问道。唐敖年已半百,功名无望,业已看破红尘,想到大洋看看海岛山水之胜,解解愁烦。再说“四海之大,岂无际遇”: 更思求仙问道,以求善果。三、海外贸易。林之洋本河北德州平原郡人氏,寄居岭南,素日作些海船生意,“贩些零星货物到外洋碰碰财运,强如在家坐吃山空”; 多九公幼年也曾入学,因不得中,替人管船拿柁为生,儒巾久已不戴。以上三种类型,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先民海外冒险的全部动机,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平自由的民族性格。
《镜花缘》以生动传神的笔触,饶有兴致地展示了海外那陌生而神异的世界。唐敖等登上东荒第一大岭东口山,就碰上“其形如猪,身长六尺,高四尺,浑身青色,两只大耳,口中伸出四个长牙,如象牙一般拖在外面” 的怪兽 “当康”,“其形似鸦,身黑如墨,嘴如白玉,两只红足,头上斑斑点点,有许多花纹”,啄石以填海的小鸟“精卫”,结着稻米的大树“禾木”,能够益寿延年的肉芝、朱草等等。李汝珍笔下形形色色的奇花异草,野鸟怪兽,既使探险者大开眼界,流连忘返,也给读者以赏心悦目的审美情趣。
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海外的同类,亦即那“绝域之国,殊类之人”,则会比花草鸟兽有更为强烈的兴趣。袁珂指出:“《山海经》所记海外各国,非异形即异秉”。由 《山海经》生发出来的 《镜花缘》,对于海外各国的描写,也紧扣住异形与异秉两个方面进行。
所谓异形,主要是因人种的不同,显现在外形上差异。比如,按长短来说,有身长八九寸的靖人国,又有身长七八丈的长人国,还有身长八尺,身宽也是八尺的跂踵国; 按肤色来说,有通身如墨,连牙齿也是黑的黑齿国,又有面如白玉的白民国,还有上身皮色与常人一样,惟腿脚以下黑如锅底的元股国; 按形体来说,有耳垂至肩的聂耳国,又有一身长毛的毛民国,还有人身狗头的犬封国,等等。对于海外各国的异形的描写,《镜花缘》运用了不同的艺术手法,如黑齿国,白民国,基本上是写实的; 靖人国、跂踵国之类,则运用了变形和夸张; 至于翼民国、厌火国、轩辕国,又采用了神话的怪诞、象征的手法,有的可能是将图腾的形象当作民族自身的外形加以描写,所以无不千姿百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他民族的辨异,构成了民族心理的一对矛盾。外形上的差异,固然能使别一民族的人们一时产生异样的感觉,但它终究只属于较浅层次的区别,随着交往的频繁,相互熟悉的程度的加深,这种差异感就会逐渐淡化。而从民族的文化的心理构成来说,不同民族的气质秉赋、风俗民情,亦即 “异秉”,则属于较深层次的差别,更易于吸引他民族的强烈的关注。《镜花缘》中君子国的好让不争,劳民国的操劳浮躁,犬封国的讲究吃喝,淑士国的一身酸气,都属于这种情况。对于他民族从“异形”到“异秉”的发现和认识,是文化交流中最一般的规律。《镜花缘》着力描写唐敖等历时九月,所过三十余国的见闻,它的历史价值主要不表现在继承 《山海经》的传统,对海外的花草鸟兽的静态描写,而表现在关于同海外异域的人民相互交往的动态描写中,尤其表现在唐敖等人精神状态的描写中。唐敖等人从中国固有的文化的眼光出发,对于异国的风土人情一一进行审视,并作出自己褒贬取舍的评价和抉择来。其中,有两个带倾向性的特点特别应该予以重视:
第一,自觉克服种族偏见,主动发现、吸取海外民族的优点和长处。最典型的事例是游黑齿国。黑齿国人 “不但通身如黑,连牙齿也是黑的,再映着一点朱唇,两道红眉,一身红衣,更觉其黑无比。”久惯飘洋的多九公虽屡过此地,“因他生的面貌可憎,想来语言也就无味,因此从未上来”。这一次唐敖要去走走,多九公勉强相随,说:“大约我们不过借此上来舒舒筋骨,要想有甚可观可谈之点,只怕未必。唐兄只看其人,其余就可想见。”足见偏见之深。不料进得城来,发现国人礼节甚明,已觉意外; 身游学塾,与两名黑女谈文,又大为出丑,方悟 “以貌取人”之谬。唐敖感慨道:
刚才小弟因这国人过黑,未将他的面目十分留神,此时一路看来,只觉个个美貌无比。而且无论男妇,都是满脸书卷秀气,那种风流儒雅光景,倒是都从这个黑气中透出来的。细细看去,不但面上这股黑气万不可少,并且回想那些脂粉之流,反觉其丑。
以致表示愿在二位黑女面前自称晚生,“不但毫不委屈,并且心悦诚服”。相比之下,那“个个面如白玉,唇似涂朱,再映着两道弯眉,一双俊目,莫不美貌异常” 的清俊风流的白民国,尽管一时令人然起敬,卑躬侍立,然而一旦窥破他们 “不通” 的底细,就不免嗤之以鼻了。须知当今世界还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由此反过去看二百年前李汝珍消除种族偏见的思想,真是熠熠生光!
《镜花缘》写唐敖游历海外三十余国,以君子国始,以轩辕国终,这样结构安排更反映了李汝珍发现、吸取海外民族的长处和优点的主导思想。按 《山海经·海外东经》曰: “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镜花缘》突出 “好让不争”一点,描绘出一幅高度文明的君子之邦的气象来,在那里不仅平民交易之间,好让不争,即高居相位的吴氏兄弟,亦谦恭和蔼,脱尽仕途习气。尤可称道的是,唐敖向一位老翁问其何以 “好让不争”之故,老翁听了,竟一毫不懂,可见君子之雅化仁风,已出于人心之自然。与君子国相类的是大人国。《山海经·海外东经》载:“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博物志·外国》则云: “大人国,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头,其儿则长大,能乘云而不能走,盖龙类。”《镜花缘》舍弃 “为人大”的说法,专从下面有云托足一点大做文章,说 “此云本由足生,非人力可能勉强。其色以五彩为贵,黄色次之,其余无所区别,惟黑色为卑”,而各人所登之云颜色不同,“其色全由心生,总在行为善恶,不在富贵贫贱。如果胸襟光明正大,足下自现彩云; 倘或满腔奸私暗昧,足下自生黑云。云由足生,色随心变,丝毫不能勉强”。由于受到这一层的制约,“国人皆以黑云为耻,遇见恶事,都是藏身退后;遇见善事,莫不踊跃争先:毫无小人习气,因而邻邦都以 ‘大人国’ 呼之”。君子国以“惟善为宝”为宗旨,个个向善,出于自然;大人国则以足下黑云为耻,勉力从善,较之君子国,稍有做作之嫌。轩辕国是西海第一大邦,其民都是人面蛇身,一条蛇尾,盘交头上。这种外形,不给人以恐怖之感,原因乃在“此地国王,乃黄帝之后,向来为人圣德,凡有邻邦,无论远近,莫不和好。而且有求必应,最肯排难解纷。每遇两国争斗,他即代为解和,海外因此省了许多刀兵,活了若干民命”。如果说对君子国的称赞是因了他们国内人仁爱向善,那么,对于轩辕国,就是因了他的睦邻和平了。
“中国失礼,求之四夷”。唐敖等人,不单发现了别国的长处,还由此反观了自身的不足。君子国的吴之和自称其国 “僻处海隅,略有知识,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但又坦率地对于“天朝”的殡葬、求福、争讼、宰牛、宴客、缠足、合婚、崇尚奢华等俗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令唐敖敬服不已,这就同那种以“天朝”自居的盲目自大心理有了本质的不同。《镜花缘》还写唐敖等人热心学习海外异域的文化科学知识,他们为了学习歧舌国的音韵学,真不知费了多少苦心,智佳国的筹算术,也引起了他们学习的愿望。这种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态度,也是十分可贵的。
当然,《镜花缘》也写了一些并不可爱,反而唤起人们强烈憎恶的国度,如正面和颜悦色、满面谦恭、浩然巾后面又藏着一张恶脸的两面国;风俗硗薄,人最寡情,满口说的都是相反的话的诡诈异常的靖人国,都是国际交往中不可不提防的对象,自有深意存焉。
第二、充满民族自信,积极从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为全人类造福。《镜花缘》中,“天朝为万邦之首”的观念异常突出,从作品所描写的唐代的历史的情况和作品的具体氛围看,这种观念显示了一种民族的自信和为全人类造福的精神。唐敖初次出海,林之洋劝其买些货物碰碰机会,唐敖走到市上,单买了许多花盆并几担生铁,林之洋颇不以为然。我以为作者这样写是有深意的。陶瓷器的发明以中国为最早,远在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已有精美的彩陶出现。自汉代以来,我国的陶瓷器就已经输入东南亚,唐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都以陶瓷为大宗。冶铁业在中国亦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末年,铁制工具已在生产中广泛使用,是中国高度文明的标志之一。陶瓷与生铁的出口之受到欢迎,是十分自然的。除了生产资料之外,中国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如治水、养蚕、医药等等。养蚕治茧的技术,传说起于黄帝元妃嫘祖,是世界公认的中国人民的重大发明,古代中西交通,实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丝绸之路”,名闻天下。《镜花缘》写巫咸国中盛产桑树,居民不知养蚕,以之为柴,却以木棉之棉絮织而为衣,唐敖道:
小弟向日因古人传说: “巫咸之人,采桑往来”,以为必是产丝之地,那知却是有桑无蚕。可惜如此好桑,竟为无用之物!
按《山海经·海外西经》: “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郭璞注: “采药往来。”袁珂案: “郭注盖本《大荒西经》 ‘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为说,然细究之,‘采药’ 只是群巫所作次要工作,其主要者,厥为下宣神旨,上达民情。” 《镜花缘》易 “采药往来”为“采桑往来”,发挥出一通“地尽其利”的议论来。又写薛蘅香、姚芷馨随父母逃到巫咸,“因见此处桑树极盛,故以养蚕纺织为生。不期在此日久,邻舍妇女也都跟着学会,因此四处轰传”。将中国先进的养蚕治茧技术传播此方,本是极好之事,却因忤了当地以木棉为经纪的保守势力,竟将蚕呼为“毒虫”,将养蚕织机称为“恶术”,至欲加害于弱小女子,唐敖只得将她们接回天朝。当然,中国的先进技术,一般还是受到海外人民欢迎的。如麟凤山上的狻猊,经常伤损田苗,甚至出来伤人,附近居民,屡受其害。魏思温之连珠枪,天下驰名,遂为当地居民聘请,驱除野兽,打死狻猊不计其数。连珠枪乃一先进火器,而火药,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
《镜花缘》第三十五回 “揭黄榜唐义士治河”,详尽细密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总结出来的水利科学理论。唐敖说: “吾闻禹疏九河,这个 ‘疏’ 字,却是治河主脑: 疏通众水,使之各有所归,所谓 ‘来有来源,去有去路’。根源既清,中无雍滞,自然不至为患了。”复经实地察看,又进一步作了一番恰中其弊的剖析,致令女儿国国舅称赞“足见天朝贵人留心时务,识见高明”。唐敖将所带之生铁命工匠打造器具,将样儿画了,一一指点。开河以后,又早出晚归,日夜辛勤,女儿国人人感仰,仿照唐敖相貌,立了一个生祠,金字匾额上写“泽共水长”四个大字。这种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文化科技成果贡献给异国,帮助他们战胜灾害、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义举,正反映了中国的先民对外交施行仁义的宗旨。
《镜花缘》还写了多九公施方治人的动人故事。唐敖患痢,服了多九公药末,竟自痊愈,便劝道: “既这等神效,九公何不刊刻流传,使天下人皆免此患,共登寿域,岂不是好事?”多九公经过思想斗争,克服了“恐一经通行,家中缺了养赡”的顾虑,决心“将祖上所有秘方也都发刻,以为济世之道”,并准备“沿途施送,使海外人也得此方”。唐敖所说的 “天下”,已经突破了传统的 “天下” 即中国的框框,多九公更径直地用 “海外人” 的概念,显示出了中国人民的博大胸襟。
不过,事情又有复杂的一面。文化科技的交流,应该是互惠互利的。《镜花缘》写多九公利用医药技术的领先地位,把它作为一种专利,以求取歧舌国的音韵学知识,无疑更有现代型的特点。歧舌国颇深韵学,海外有口号道:“若临歧舌不知韵,如入宝山空手回”。无奈歧舌国王“因近日本处文风不及邻国,其能与邻邦并驾齐驱者,全仗音韵之学,就如周饶国能为机巧,以飞车为不传之秘,都是一意。他恐邻国再把音韵学去,更难出人头地,因此禁止国人,毋行私相传授”。一句话,实行了严厉的封锁政策。为了打破这封锁的壁垒,多九公施展了他在医术上优势。他先用起死妙药,治愈了因坠马跌伤、命在旦夕的世子,赢得了国人的敬服。国王捧出谢仪一千两,外银一百两求赐原方,以为润笔之费。多九公道: “老夫前者虽揭黄榜,因舟中带有药料,可治世子之病,原图济世,并非希图钱财。至于药方,顷刻可写,不过举笔之劳,何须厚赠。……老夫别无他求,惟求国王见赐韵书一部,或将韵学略为指示,心愿已足,断不敢领厚赐。”谁知国王情愿再添厚赠,不肯传韵学。多九公闻知二位王妃都有重恙,国王心绪不宁,又抓住时机提出治愈王妃以为交换,国王一心要治王妃之病,只得勉强应允,“与诸臣计议,足足议了三日,这才写了几个字母,密密封固,命通使交给多九公,再三叮嘱,千万不可轻易传人,俟到贵邦,再为拆看,字虽无多,精华俱在其内,慢慢揣摩,自能得其三味”。多九公亦连书 《铁扇散》、《七厘散》、《忍冬汤》、《大归汤》数方以付之。这种专利交换专利的描写,在小说史上甚称创举。
总之,国无论大小,都各有短长,因此,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对于各个民族来说,都是好事。《镜花缘》以艺术形象的创造,提出了一个面向海外,去发现那新的世界的问题,这无疑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在那黑夜如磐、大雾弥天的时代里,李汝珍创作出 《镜花缘》这部喊出时代的声音的小说,确实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胆识,这种勇气和胆识,正是中华民族决不是天生闭关自守的民族的证明,那种认为只是西方列强鸦片战争的大炮才轰醒了中国人的迷梦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毋庸讳言,李汝珍并不了解十九世纪初期海外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心目的海外民族的文化习俗,实际上只不过是中国文化的变态和折光。但这能怪李汝珍吗? 不能。相反,我们倒是应该肯定,李汝珍在他所处的环境的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凭借他从旧籍中所掌握到的渊博知识,还是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海外世界,因而让自己的作品获得了相当的审美的价值。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 中,把《镜花缘》归入“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以为小说不过是作者自显其才学的手段,甚至认为“惟于小说又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则博学多通又害之”。自鲁迅以后,一般都认为博学多通妨碍了形象思维,是《镜花缘》的一大缺点。如果从海外世界的发现的角度看,问题就可能大为不同。试想,为了表现海外世界之奇之异,不发挥渊博学识的优势行吗? 比如第二十回对鸟王国那一幕慑人心魄的争斗场面的精彩描写,就不光得力于作家丰富的想象力,尤其得力于作家渊博的学识。孙佳讯先生 《镜花缘与古代神话》一文已对鹦勺、跂踵这两员凤凰麾下的猛将作了精密的考证,实际上, 作品里写到的每一种奇禽怪鸟, 都有其出处可循。 如鹔, 洪兴祖《楚辞·大招》补注曰: “鹔, 长颈绿身, 其形似雁。”正与《镜花缘》同。鹔手下之山鸡,欲以毛色之美压倒众鸟,当场卖弄,恰用 “山鸡舞镜”之典。刘敬叔《异苑》卷三: “山鸡爱其毛羽,映水则舞。魏武时,南方献之,帝欲其鸣舞而无由。公子苍舒令置大镜其前,鸡鉴形而舞不知止。”那九头怪鸟,谓之‘鸧鸹’,亦自有据。鸧鸹一说为九尾之鸟:《广韵》: “鸧鸹,《韩诗》云: ‘孔子渡江,见之异,众莫能名。孔子尝闻河上人歌曰: 鸹兮鹘兮,递毛衰兮,一身九尾长兮。’”而 《文选》郭璞《江赋》云: “若乃龙鲤一角,奇鸧九头。”似又是九头之鸟了。《镜花缘》兼采二说,变为九尾九头之鸟,而又故神其说,曰此鸟本有十首, 不知何时被犬咬去一个, 其项至今流血。 从而巧妙地引出鸟战而胜之的趣事来。按据 《尔雅·释鸟》:“,天狗。”注:“小鸟也,青似翠,食鱼, 江东呼为天狗。”天狗本为之异名, 《镜花缘》巧为曲解, 谓鸟鸣了几声,宛如狗呔,九头鸟一闻此声,早已抱头鼠窜,令人读来,忍俊不禁。诸如此类奇禽怪鸟的描写,莫不言之有据,既可悦读者欣赏娱乐之目,又能服学者考古论证之心,这正是最大的成功。
或谓《镜花缘》之炫耀才学,不免损害人物性格刻画,这也并不尽然。如“紫衣女殷勤问字,白发翁傲慢谈文”,多九公在黑齿国因轻视黑女,傲慢谈文,以至反受其辱的故事,共占整整三回的篇幅,其中几乎全是关于识字、辨音、正义的问难纠驳,但恰恰是于这问难纠驳之中,二人的性格才得以跃然纸上: 乍一见面,多九公对 “海外幼女”心存轻视之心,面上虽摆出谦逊的姿态,口中却大大咧咧地说: “至于眼前文义,粗枝大叶,也还略知一二。” 紫衣女子问“敦”字读音,多九公一口气说出十种读法,本已难得,但又要夸口说: “除此十音之外,不独经传未有他音,就是别的书上也就少了。”话说得太满,所以当紫衣女子就还有: “吞音”、“俦音”之类时,多九公不好细问,只得说道: “这些文字小事,每每一字数音甚多,老夫那里还去记他,况记几个冷字,也算不得学问。这都是小孩子的工课,若过于讲究,未免反觉其丑。可惜你们都是好好质地,未经明人指教,把工夫都错用了。”第一回合,多九公明明输了,却仍不脱好为人师的故伎,一旦找到一个机会,他就发起了反击,有意诘问 《毛诗》的协韵,企图难倒对方。而当紫衣女子以充分的证据得出 “音随世转”的规律,多九公本已无话可说,却硬要强词夺理,说:“据才女所讲各音古今不同,老夫心中终觉疑惑,心须才女把古人找来,老夫同他谈谈,听他到底是个甚么声音,才能放心。若不如此,这番高论,只好将来遇见古人,才女再同他谈罢”。简直是无赖声口了。及至谈到《周易》注家,多九公所知至多不过五六十种,听紫衣女了说有九十三家,便自夸向日所见约有百余种,意欲引其说出九十三家卷帙、姓名,出出其丑,不想紫衣女子口中滔滔不绝,把当时天下所传九十三种说得丝毫不错,多九公登时惊得目瞪口呆。这下轮到紫衣女子反攻了:“刚才大贤曾言百余种之多,此刻只求大贤除婢子所言九十三种,再说七个,共凑一百数。此事极其容易,难道还吝教么?”红衣女子又道: “如两个不能,就是一个,一个不能,就是半个也是好的。”无奈多九公竟连半个也说不上,恨无地缝可钻,可谓吃足苦头,受够了教训。紫衣女子之论《毛诗》“爰居爱处,爰丧其与,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论语》“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无不具有新见,其用 “吴郡老大倚闾满盈” 的反切来骂多九公,又显出一种富于才华的淘气。凡此种种,离开了“才学”的因素,就完全成为不可能。《镜花缘》对海外风物描写的成功经验,证明 “作家的学者化”是一个正确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