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水浒传
题“青莲室主人辑”。四十五回,清初刊本,首序,署“采虹桥上客题于天花藏”。
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是《水浒》续书中成书较早而又较有特色的一种。从内容看,《后水浒传》和《水浒》其实是两码事。作者是怎样将它所描写的南宋初年杨么等人据洞庭湖起义的事同《水浒》所描写的北宋末年宋江等人据梁山泊聚义的事挂上钩,以至径自以《水浒》的续书名之呢?
小说第一回“燕小乙访旧事暗伤心,罗真人指新魔重出世”,叙燕青重游梁山水浒,但见一片寂寥萧条,又闻知宋江、卢俊义为奸臣所害,心中不得明白,便去求罗真人指示迷端,于是就引出罗真人一通 “天道循环”、“气运劫数”的议论来。罗真人又说,宋江、卢俊义等众义士,虽遭奸人暗害,但又将托生为杨么、王摩等复聚于异世,“以完劫运,以报奸仇”: 这样一来,就使杨么与宋江之间,产生了一种“前世”、“托生”的关系,叙杨么的《后水浒传》也就因此获得了“后以续前”的续书的资格。再者,水泊梁山为一“水浒”,洞庭湖亦为一“水浒”:“天下皆水,是水皆浒,何定于梁山一泊?”既然梁山水泊其时已“山枯水竭,树木凋残,恐不能复兴忠义”,杨么、王摩另择洞庭而居之,“洞庭可作梁山筑”,有何不可? 梁山既为前“水浒”,则洞庭为后 “水浒”,《后水浒传》 的书名因之也就得到了落实。
诚然,宋江之据梁山,与杨么之据洞庭,二者并无内在的因果联系; 小说用 “气运劫数” 的理论,生拉硬扯地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虚幻的联系,仿佛是由于宋江遭害,重新结冤,才引起了杨么消冤的后劫,这种“后以证前”的观点,显然是唯心的。但是,小说毕竟看到了宋江、杨么等人聚义造反的社会现象不断重复出现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且猜测其中可能有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规律性,这就使得这种虚幻的因果联系,包含了闪光的合理的内核。罗真人说:“无奈国家之前劫虽消,而后劫尚隐伏于未起,故不得不借奸臣屠戮忠良,以酿后患,此宋公明众义士所以遭其暗害,重结新冤以为后劫者也。”这无异于承认,封建社会内部各种复杂尖锐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前劫虽消,而后劫又起; 镇压了宋江的起义,并不能从此一劳永逸地阻止新的宋江式起义的重新暴发。一切社会动乱的总根源,则是以 “奸臣造恶” 为显著标志的封建统治集团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只要这一社会根源依然存在,宋江式的聚义、造反,也就必然无可遏止地暴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水浒传》把杨么起义视为宋江事业的续篇,确实是颇具胆识的。
实际上,《后水浒》并没有停留在“气数劫运”、“善恶报应”的肤浅、表面的附会的水平上,而是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即人物与周围环境的矛盾斗争的充满激情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严峻的社会真实。在《水浒》 中,蔡京、童贯、高俅、杨戬被列为 “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四个“贼臣”,《后水浒》则云蔡京托生为握有重权的奸臣贺省,童贯托生为钦赐荣身冠戴的国课商人董索,高俅托生为卖主求荣的家奴夏霖,杨戬托生为横行地方的恶棍王豹。这种“托生”的处理,就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对社会生活和矛盾冲突加以概括提炼和精心安排的结果。四个同一类型的 “贼臣”,化为组成压迫者集团的各个侧翼的典型,显示了作者深邃的历史眼光和驾御题材的能力。在《后水浒》中,除了描写这班压迫者集团的代表人物在正常的情况下运用传统的方式对民众进行迫害之外——如贺省为荫庇子孙荣贵,恃势在柳壤村择地安葬,又千方百计排陷为民仗义的杨么; 董索凭借他堆积如山的钱财,勾通官府谋死殷尚赤、孙本,倚强逼夺孙本之妻等等——还突出了在金兵突入内地,徽钦二帝蒙尘、康王南渡的非常情况下这班奸贼的丑恶表演。如贺省身为掌兵太尉,当金兵攻汴京时,他却按兵武昌,拥兵自固,妄想金兵一来,就反宋归金,以保富贵,及至康王渡江,东南一带仍是宋地,贺省恐人说他不忠,就以征剿杨么为名,遮掩世人耳目; 王豹俟汴京失守,人民无主,一发恣意行凶,占人田土以及妇女,自称“阳城王”,霸占一方;夏霖更是卖身投靠金人,谋得伪职,搜索富户,刻薄小民,被百姓骂为 “夏剥皮”,等等。这种对于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错杂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人民所受的巨大苦难的描绘,意味着 “天道循环” 的模式在续作中实际上已经被突破了,历史的真实性战胜了先验的循环论的局限。另外,《后水浒》所着意鞭挞的黄潜善、秦桧这两个大奸臣,却不是 《水浒》 中什么人所托生的,因而也似乎在 “劫数” 的圈子之外。太师黄潜善之子黄金为图谋王月仙,不惜将其夫邰元陷害入狱,下劣与高衙内如出一辙; 秦桧剥尽民膏,枉刑屈法,凑集十万贯金银打点黄潜善汪伯彦等执政,比梁中书之进生辰纲更为令人发指。这些都足以表明: 封建统治集团的残酷和险毒,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不是什么先验的因果、劫数的产物。既然封建社会的母体中,能不断重复产生出贺省、董索乃至黄潜善、秦桧这样的压迫者的代表,那么,它也将不断重复产生出杨么、王摩这样的反抗者的代表来。《后水浒序》说: “贺太尉不夺地造阡,则杨么何由刺配;黑恶不逆首开封,则孙本岂致报仇; 邰元之杀人,黄金奸月仙之所致也; 谢公墩之被兵,王豹欺配军所致也。种种祸端,实起于贪秽之夫,不良之宵小,酝火于邓林之木,捋须于猛虎之颔,一时冤呜若雷,怨积成党,突而噬肉焚林,岂不令鳌足难支,天维触折哉! 请一思之,是谁之过欤?”这正是对于“官逼民反”的必然性与正义性的肯定。
小说第四十二回“众豪杰大悟前身”,叙杨么在轩辕井中得一四方铁匣,中有两片铁叶,凿得无数小字,俱不是人间字迹。后蒙四维真人指点,方知是众豪杰的“前身”。但是,正如恶人不是其“前身”的简单重复一样,众豪杰也同样与其 “前身”大有差违。其中除何能之与吴用,贺云龙之与公孙胜,马霳之与李逵,岑用七之与阮小七等尚具本来面目外,其余大多已有了质的变化。如凤子龙孙的天贵星柴进,却托生为押狱节级孙本,母大虫顾大嫂,又托生为波波俏俏的马上娇屠俏等等。尤为令人瞩目的是杨么与宋江的不同。关于二人气质秉赋的差异,留待下再论,单就他们的反抗斗争而论,也大有不同之点,杨么毕竟是在一种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活动的,他有宋江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而且还依据客观情势的变化,提出更新的政治口号,采用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来发动群众,组织队伍,与统治集团进行殊死的斗争。杨么的起义,比起宋江来,可以说已进入更为高级的阶段。
杨么继承了宋江济困扶危、锄强去暴的传统。他一再劝戒各山头的绿林豪杰,“只可取之奸佞贪婪,不可伤损小民以及滥杀”,“必要戮佞扶忠,做番事业,方不虚生”、“勿嗜杀,勿妄劫,勿贪淫,只戮佞除奸,伸冤理枉,做些事业”。不同的是,杨么还进一步提出了 “均贫富,等贵贱”的政治口号,所谓“仇恨奸佞与贪夫,以外皆平等”,“久欲人无贫富,因劫富以济贫;昔视性有善恶,故惩恶以劝善。乡民知者以为平等,愚人不知者以为逞强”,就是这一政治口号的体现。应该说,小说这样写是有相当历史真实性的。历史上的钟相就说过:“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又以 “杀人为行法”,“劫财为均平”,“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反映了被压迫者要求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的愿望,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后水浒》中的杨么,已经成了这种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理想的代表,较之《水浒》“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无疑是大大地进了一步的。
杨么还注意了新装备新武器的发明和应用,战斗力较宋江更为强大。杨么见农夫脚踏水车,受到触动,便发明了巧夺天工、日行千里的大轮船:“众水手一齐踏动车轮,一时水声若雷,船行如雾,瞬息百里。杨么自执号旗,立在船头,挥左则左驰,展右则右骋,无不应于转折”。这是有历史根据的。杨么又在洞庭湖上迭土成山,将君山裹绕环抱,又在水底下砌成一条暗道,从水下即可走上君山。三千余只战舰俱列在沙堤滩岛之前,大轮船则停在君山之下。杨么自豪地说:“洞庭水雄,君山势壮,是天设其险。今又被我险中设险,备处添备,即纤小分毫,无不缜密。我杨么有此山川之险,有此众位弟兄,有此绝技轮船,有此神授铁棍,便有百万军兵、万千战舰,谁敢轻进,谁敢进我君山,谁敢捣我巢穴?”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杨么遂能横行洞庭,霸占全楚,且四出进击,锋芒所向,直指长江下游之广陵,山东半岛之莱州,“虽是百尺竿头,己登一级;若奋勇前驱,当一蹴可就”。在这大好形势下,杨么等人又以清醒的头脑,正视了宋江的前车之鉴。书中有诗云: “从前错处今分辨,以后心坚共生死”。宋江从前的 “错处”是什么呢? 且看第二十七回众好汉大闹开封府救出杨么后的一段对话:
……只见王摩忽立起身,向杨么问道:“方才哥哥说出梁山泊好汉劫救宋江。只这宋江,哥哥可学他么? 可说俺兄弟晓得。”杨么也立起身说道:“宋江的仗义疏财、结识弟兄,便可学得; 宋江的懦弱没主见、带累弟兄遭人谋害,便不可学他。”王摩听得大快,忙来扶定杨么,说道:“俺王摩向来笑宋江没用。向日有言在先,若有人与王摩意见相同,就拜他做白云寨主。前日听见哥哥面貌相同,许多好处,只不知哥哥主意可与王摩相同。故此方才只分宾主,还要慢慢商量。不期哥哥恰提着劫救宋江来比较。他们俱被宋江害得零落,自己也被人谋死。今日俺弟兄们救哥哥出来,恰与他一般模样。你若学了宋江,将你做了寨主,岂不将俺弟兄也要被你害得零落,岂不又是一场笑话?故此急要问你。你今主意却与王摩一样心肠,心同貌同,必能与众弟兄共得生死,做得事业。俺王摩今日同众弟兄拜你做哥哥,坐第一把交椅。”
宋江托生的杨么,却来批判宋江的“懦弱没主见,带累弟兄遭人谋害”,意味着在吸取了宋江失败的惨痛教训以后,杨么起义的领导层确实具备了较为自觉的斗争意识。按理说,这支义军不是完全可以避开历史的挫折与弯路,最终取得彻底的胜利了吗?然而,铁的事实却是: 它同样避免不了梁山义军悲剧的结局。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杨么等人,并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虽然提出了 “人无贫富”的理想,但是,他们所能运用的实现这种理想的手段,却只能是“因劫富以济贫”,实际上根本不能触动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丝毫毛。杨么由于坚持“不可徒恃劫掠”的原则,致使义军自身尚且军食不敷,又何能实现百姓之间的均平? 王摩、马霳要算是最为彻底的激进分子了,他们虽欲彻底否定宋江的招安道路,他们的理想也不过是“想望恩荣”,借扶植杨么做个皇帝,从此“大富大贵”、“兀也快活”而已。他们即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充其量也不过是改朝换代罢了。相形之下,倒是比较稳健的杨么,具有较为深刻的政治远见。他说:“大富大贵,孰不愿为?亦必见有可为而为。”他所说的 “可为”是什么呢?那就是“欲行仁义,救民水火”。这志向无疑是高尚的。问题在于,杨么所处的时代,不可能使他明了使人民沉溺于水火的根源乃在封建剥削制度本身。他希望救民水火,创造一块人与人平等、平均的人间乐土,但他所开出的药方,却只能局限于当时条件所允许的有限范围之中。他说过:“杨么向来心志,以为国家丧亡,实因主昏。主昏则奸佞生; 主若不昏,满朝尽是忠良,虽有天意亦可挽回。……今我据此湖中,实欲杀奸戮佞,为忠良吐气,再能使昏者能新其德,才是杨么本念。”在杨么看来,如果他不以救民倒悬为己任,而“僭称王号,岂不自耻?”他根本不会想到,只有凭借争得的国家政权的力量,才能解救人民的苦难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由于不能洞察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和摧毁这种制度的必要性,只是看到 “主昏臣奸” 的表面现象,就必然导致对于“明主”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杨么疑心南渡的康王赵构“外有谋臣良将,内有忠良,不复徽、钦之昏暗。若不昏暗,必尽改前人之非,天下事正未可料。”即使当他潜入临安,目睹赵构无恢复之志,日拥吴姬,湎于酒色,知其 “无能为矣”之后,犹贸然入宫直谏君非,说: “君能悔过,远谗去佞,近贤用能,挽回宋室,么即归朝作名正言顺之事。”连赵构也不得不赞叹“孰谓杨么盗贼!具此忠君爱国之念,诚当今勇义之士,行千古不敢行之事!”忠君与爱国,在彼时彼此的人们看来,是统一的,所以杨么才对赵构说出这样的话来:“今杨么非不爱君,向有两事在心:朝有奸佞不归,无人能胜杨么者不归。今奸佞满庭,此身未敢可许,陛下若能诛秦桧等,么必愿为良臣;再有人以力屈服杨么者,亦愿为良臣。如其不然,非所愿也。”对于宋江的“忠义”思想,杨么是完全赞同的,从根本上说,他是爱君的,是愿意做一名良臣的; 他只是把奸臣视为一切罪恶之源。所以,他对宋高宗提出了 “朝有奸佞不归,无人能胜杨么者不归”的条件。然而,第二个条件实际上已经取消他自己最重要的前提,为有条件的受招安作了某种承诺。
杨么不仅在宋高宗面前过不了关,在岳飞面前也同样过不了关。“消劫功成尊武穆”。前来征剿的官军如若是闻人成,是张浚、吴玠、吴璘,都可以力制之;如若是岳飞,却莫可奈何矣。岳飞的精忠报国,使得他的名字本身,似乎也闪耀出一种令人敬畏的奇妙的光彩,产生出一种不容置疑的迷信和崇拜。以致模糊了对于他的镇压者面目的清醒认识。如岳飞采用的“以湖贼攻湖贼”的策略,用空札填名的方式去收买叛徒,瓦解义军的手段,本来是极为阴险毒辣的,据史载,到了绍兴二十六年,“宰执言: ‘绍兴四年,给降空名官告绫纸补帖等,付王折彦质招收黄诚、 杨么等用, 自后并不曾申到书填过数目。’ 上曰: ‘此非良法。将士有功,自合开具姓名闻奏,候朝廷给降付,见空名官告只为大将照顾亲戚而已。’”连最高统治者也认为法不可取,而小说竟直书岳飞行之,义军因之涣散。又,岳飞劝说黄佐归降时说:“新君贤而且明,寤寐求治,卑宫菲食,刍苕必采,一枝不遗;忠贤迭起,任贤是用”,唯不提奸佞擅权一字,分明是欺人自欺。岳飞虽然承认义军中 “亦有忠良,或迫于饥寒,或迫于惧罪,或迫于受愚,或迫于因时”,但当杨么表示愿降,岳飞竟说: “杨么虽有忠义之心,其余虎性岂能易驯?幸得入柙,留之必遗后患!”表示要斩尽杀绝。但出于对岳飞的迷信,杨么至死不悟,这实在是一场莫大的悲剧! 杨么的结局,《后水浒》处理为宋军围攻,十分危急,杨么欲拔剑自刎之际,“不期一阵旋风平白地将这座轮船掀出木筏,直到见机岭下”,众兄弟“各带器械,走到笑傲亭旁,踅入地道,直到轩辕井底”; 及至岳兵赶到井边,“忙向井中一看,只见井中满贮清泉,那里有甚路可通”?这固然避免了“水擒杨么”的煞风景的场面,表明作者不愿正面写他所爱敬的杨么的失败,但实际上,这哪里是什么 “神龙见首不见尾”?“真人引入轩辕井”、“从今不出俱宁静”,分明是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似乎已经看到了宋江悲剧的要害,又仍然避免不了梁山义军悲剧的命运;洞庭义军的悲剧正在这里。这一悲剧,固然是杨么的悲剧,却又是不能由杨么个人来负责的。作为《水浒》的续书,《后水浒》写出了梁山义军的悲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演,不过,这种重演,不是历史的循环和简单重复,而是客观运动进程的进一步深化,从而给后人以更为深刻的启示。这就是《后水浒》可贵的认识价值所在。
《后水浒》名为《水浒》的续书,但实际上却是另起炉灶,写出了杨么、王摩与南宋统治集团在洞庭湖争锋的又一壮烈篇章。因此,它之与《水浒》的联系,全然是人为的。这种人为性表现在,当作者铺叙情节和刻画人物时,时刻不忘使之与《水浒》的精神相互呼应。这样,《后水浒》就不仅反映了对于客观运动进程的深化,也反映了对于这一客观运动的主观认识的深化,具体地说,反映了对于《水浒》这部伟大作品的认识和评价亦即 《水浒》观的深化。
《水浒》写的是“盗”,要为《水浒》的存在进行有效的辩护,在封建社会的具体历史环境中,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识见的。写于万历己丑 (1589) 的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叙》,是这种进步的 《水浒》观的代表作。叙引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的经义,大胆地提出了这样的命题:“若辈俱以匹夫亡命,千里横行,焚杵叫嚣,揭竿响应,此不过窃钩者耳”;而“蔡京、童贯、高俅之徒,雍蔽主聪,操弄神器,卒使宋室之元气索然,厌厌不振,以就夷虏之手。此诚窃国之大盗也。”两者相比,有王者作,更应该诛除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是第一层; 宋江等人,“原其初,不过以小罪犯有司,为庸吏所迫,无以自明。既蒿目君侧之奸,拊膺以愤,而又审华夷之分,不肯右辽而左金,让郦琼、王性之逆。遂啸聚山林,凭陵郡邑。虽掠金帛,而不掳子女。唯翦婪墨,而不戕善良。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 是亦有足嘉者。”不唯盗之为盗之由,有不得己之势,且盗之为盗之后,种种行为亦大有可嘉者,这是第二层; 梁山水泊之中,人才济济,而宋江“以一人主之,始终如一”,“此一人者,必非庸众人也,使国家募之而起,令当七校之队,受偏师之寄,纵不敢望髯将军,韩忠武、梁夫人、刘岳二武穆,何渠不若李全、杨氏辈乎?”这是第三层。后起的种种肯定《水浒》的言论,大都不出此三层理由之范围。
《后水浒传》继承了《水浒》评论中的民主性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小说固然抽象地说过宋江“弄兵水浒,终属强梁”之类的话,但在 “正名分”的同时,小说又强调: “若推其原心,他众豪杰不是遭权贵之殃,就是受奸人之害,实俱含冤负屈,无处可伸,故激怒而至于此”:这是对盗之为盗的社会根由的辩析;“这宋大王虽为盗魁,却心存忠义,所坐之堂,亦以忠义为名。又立两竿旗,上写 ‘替天行道’,只诛赃官污吏,绝不扰害良民,所以我们邻近百姓,甚是安堵”: 这又是对于盗的行为的肯定。《后水浒》通过杨么 “逼上梁山”的曲折过程,令人信服的证明:盗本非盗,实际上却是很好的善良百姓;而逼民为盗者,倒是真正的强盗。第十回 “杨么为村人府堂刺配”,写杨么在家中,侍奉父母,谦恭待人,济困扶危,锄强御暴,村中人尽皆敬他。而贺省却依恃太尉权势,要在柳壤村夺地造坟,损人利己。村人万般无奈,一齐来请杨么计较保全之策。可见在百姓心目中,贺省殃民,杨么为民,一恶一善,泾渭分明,杨么起初对官府还有幻想,说:“他是做官的,明些道理;便要作恶,也不好在本地为私事害民。你们帮着我与他讲,如若恃势不肯休,可知还有上司处与他对理,也没个顺情违众。”当岳阳府诱骗杨么入府,杨么还大喜道: “我们实有委曲,正要去求上司公论。”而知府的逻辑却是: “贺太尉是朝廷大臣,本地显宦,今奉旨归葬,择地安阡,此乃名正言顺之事。你怎敢恃凶逞强,纠合村愚不容入土。不知法律所在,阻截丧殡者斩,殴辱官长者亦应处斩。”在那个社会里,黑白就是这样颠倒着的。还有,贺省为报复杨么,竟将杨么父母囚系在狱,引杨么自投认罪,笞杖鞭扑,夹拶敲箍,无一不用,又将杨么父母另行锁禁,良心丧尽。而当杨么为众好汉所救之后,有人提议去岳阳杀贺省家小,去村中掘翻贺家坟墓,以消恶气,杨么却正色道:“贺省与我为难,只可寻他一人,却与家小何仇,至于亡过,何乱言也? 我只是我已挺身认罪,为救父母,若即放出,便将我碎身无怨。怎百般花言巧语,今又趋奉秦贼,这等奸人岂肯饶过!这也还是私忿,在可报不报之间。”豁达大度,较之贺省宵小,不啻天壤之别。总之,盗是真正的忠良,而官才是道地的奸邪,是《后水浒》贯串始终的核心思想。
《后水浒》的作者站在更高的思想制高点上,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对于《水浒》的弱点进行了恰当的批判和有深意的补正。这种进步的倾向尤其鲜明地表现在对于杨么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按照所谓“天道循环”的学说,杨么是宋江的转世; 然而,托生云云,在这里绝非套用原书的格局,依样画瓢的创造力低劣的遁词; 恰恰相反,倒是作者谛视社会历史的真髓,勇于对比的胆识的表现。在对宋江的弱点进行批判的前提下,小说通过虚构和联想,塑了杨么这一个与宋江有类似之处而又大为不同的性格鲜明的义军领袖的艺术形象。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在《后水浒》中,杨么本人是这样评价宋江的: “宋江的仗义疏财、结识弟兄,便可学得; 宋江的懦弱没主见,带累弟兄遭人谋害,便不可学他。”为了反衬宋江的懦弱没主见,小说就处处突出杨么神勇刚强的一面。从外貌上看,杨么是“身材八尺,膀阔三停。丰姿光彩,和谐处现出许多机变; 声音洪亮,谈笑来百种惊人。”这就同那“面黑身矮”的黑三郎有了明显的区别。宋江的绰号是“呼保义”,杨么的绰号却是“全义勇”,“义”字之外,更多一个“勇”字,既义且勇,方称得上“全”。九天玄女也曾托梦于他,但赐与他的不是三卷天书,而是神力和武艺。九天玄女说:“尔小子生前忠义,今上帝又赐汝托生,以完宿孽,我今授汝神技神勇以合天心。”这就是说,光是“忠义”还不够,必须再有“神技神勇”,方能合乎“天心”,看来“天心”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有了发展。总之,杨么是一个 “有险不畏”,以勇仗义,“见人不平便肯相助,见人患难便肯相扶”的好汉,不象宋江那样,单凭仗义疏财去结识弟兄,说得不客气点,是用银子收买。杨么柳壤村劝阻贺省夺地造阡,桃园拳打王豹,朱仙镇打擂台,汴京城救许蕙娘,靠的都是自身的勇敢刚强。《后水浒》简直把武松、林冲、鲁达、燕青、柴进等人的性格和武艺集中于杨么一身,使之成为大大超过宋江的更为理想化的人物。杨么的为人也极有棱角,敢作敢为,不象宋江那样“以退为进,以舍为取”。如宋江听说晁盖等劫了生辰纲,上了梁山,心中想的是: “这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而王摩等人劫了秦桧的杠银,州县到处张挂缉捕王摩的图形,杨么闻之,心里却想: “只得三个人,却做这般险事。杀了多人不足为奇。只这银两一时如何搬运得去? 怎又去得干净,绝无形迹,真是神手段的汉子!”待到看见王摩图形,又想道: “这个王摩便不是金头凤,也算得个好汉,怎才做事便被人画影图形,这般捉拿,成甚模样?”一怒之下,将图形扯碎,大笑道: “今日做了快心事,只此去吧!”这种行为,同样是宋江不可能做到的。
在《水浒》中,李逵是头一个爱敬宋江的,常说: “哥哥杀我也不怨,剁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但宋江对李逵却经常加以训斥,菊花会上,甚至大喝“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表现了宋江性格中很不可爱的一面。《后水浒》中,马霳对杨么同样情分最重,杨么也同样报以尊重和关心之情。当杨么与郭凡入临安城观看,留马霳在客房中,一路经过许多酒店饭馆,杨么只推说腹中不觉饥馁,不肯入内,空走了一日,忍饿回来,原来只为不忍撇下马霳,这一细节描写,见出杨么对马霳的情分,较之宋江,无疑要真挚得多。“今有柳壤村道长杨么,泽被阳春,义过时雨,凡我同类莫不尊为群领而愿拜识者也。”——杨么的威望,是他在同邪恶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也是他对弟兄的真诚、平等的态度造成的。
《后水浒》作者还不满意宋江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暂占水泊,权时避难”,“安敢叛逆,专等招安”之类的表白,尤其不满意宋江对已成阶下囚的高俅纳头便拜,口称死罪的窝囊行为,他笔下的杨么,就是一个胸怀大志,目有识见的真正的豪杰。发配起解,他考虑的是正好借此机会识访英俊,览天下之形势,兼看宋室如何,以图日后事业;遇赦还乡,又有一点宿念在胸,见了形胜山川、人烟凑集之处,必要留连顿宿,暗暗留心,真乃英雄本色。仿佛是对宋江礼遇高俅的抗议,《后水浒》叙杨么擒获贺省,义正辞严数其过犯道:“食君禄而不忠,征兵将以自卫;侵占民山,阴谋排陷,败国虐民。有此过失,人人得而诛之,非独为私也。”沥血剖心,以报前仇。作者以肯定的态度描写这种近乎残忍的行为,正是为了突现杨么对于贺省之类奸佞的绝不饶恕的坚定意志。
《后水浒》在写杨么的妥协倾向时,既显示了它的逻辑的必然性,又表露了作者感情上的不平衡性。为了弥补这种不平衡,《后水浒》改造了卢俊义作为宋江走向招安的帮衬与附庸的身分,转而塑造了王摩这一个较之杨么更为坚定、果毅、敢于斗争的英雄形象。尽管小说中写王摩梦见卢俊义说: “须知你即是我,我即是你;昔年我的作为,便是你的作为。”但王摩与卢俊义根本不同,他是一个充满进击精神的猛士。小说写王摩与袁武等劫取了秦桧“从奸处刻剥得来”的万两杠银,同时又射死害民的妖蜃。两桩豪举缠绕交错,集于王摩一身,更显得气势不凡。聚义以后,王摩首先提出了不可效法宋江、自取危亡之道的意见,又再三警告杨么对昏君不能抱有幻想,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在明代末年那样一个动荡的历史环境里,《后水浒》的作者对于《水浒》有写作续书的兴趣,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他对于《水浒》伟大价值的理解和重视。更可贵的是,他通过自己续作的艺术实践,继承了 《水浒》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加以发展,对于《水浒》思想上艺术上的弱点,也表达了自己批判的评价,并在历史所许可的限度里,提出了相当进步的见解。作者还通过具体生动的场面和细节,在对比中写出了一个较之宋江更为高大、完善,而又是活生生的、可以站得起来的杨么的艺术形象,这是很了不起的。《后水浒》在艺术性方面较之《水浒》也许不无逊色,——但也不排斥它在某些方面也有相当成功之处——而在思想性方面,却确实达到《水浒》所未曾达到的高度,这正是对于客观运动进程的主观认识的深化的必然结果。
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是《水浒》续书中成书较早而又较有特色的一种。从内容看,《后水浒传》和《水浒》其实是两码事。作者是怎样将它所描写的南宋初年杨么等人据洞庭湖起义的事同《水浒》所描写的北宋末年宋江等人据梁山泊聚义的事挂上钩,以至径自以《水浒》的续书名之呢?
小说第一回“燕小乙访旧事暗伤心,罗真人指新魔重出世”,叙燕青重游梁山水浒,但见一片寂寥萧条,又闻知宋江、卢俊义为奸臣所害,心中不得明白,便去求罗真人指示迷端,于是就引出罗真人一通 “天道循环”、“气运劫数”的议论来。罗真人又说,宋江、卢俊义等众义士,虽遭奸人暗害,但又将托生为杨么、王摩等复聚于异世,“以完劫运,以报奸仇”: 这样一来,就使杨么与宋江之间,产生了一种“前世”、“托生”的关系,叙杨么的《后水浒传》也就因此获得了“后以续前”的续书的资格。再者,水泊梁山为一“水浒”,洞庭湖亦为一“水浒”:“天下皆水,是水皆浒,何定于梁山一泊?”既然梁山水泊其时已“山枯水竭,树木凋残,恐不能复兴忠义”,杨么、王摩另择洞庭而居之,“洞庭可作梁山筑”,有何不可? 梁山既为前“水浒”,则洞庭为后 “水浒”,《后水浒传》 的书名因之也就得到了落实。
诚然,宋江之据梁山,与杨么之据洞庭,二者并无内在的因果联系; 小说用 “气运劫数” 的理论,生拉硬扯地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虚幻的联系,仿佛是由于宋江遭害,重新结冤,才引起了杨么消冤的后劫,这种“后以证前”的观点,显然是唯心的。但是,小说毕竟看到了宋江、杨么等人聚义造反的社会现象不断重复出现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且猜测其中可能有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规律性,这就使得这种虚幻的因果联系,包含了闪光的合理的内核。罗真人说:“无奈国家之前劫虽消,而后劫尚隐伏于未起,故不得不借奸臣屠戮忠良,以酿后患,此宋公明众义士所以遭其暗害,重结新冤以为后劫者也。”这无异于承认,封建社会内部各种复杂尖锐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前劫虽消,而后劫又起; 镇压了宋江的起义,并不能从此一劳永逸地阻止新的宋江式起义的重新暴发。一切社会动乱的总根源,则是以 “奸臣造恶” 为显著标志的封建统治集团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只要这一社会根源依然存在,宋江式的聚义、造反,也就必然无可遏止地暴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水浒传》把杨么起义视为宋江事业的续篇,确实是颇具胆识的。
实际上,《后水浒》并没有停留在“气数劫运”、“善恶报应”的肤浅、表面的附会的水平上,而是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即人物与周围环境的矛盾斗争的充满激情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严峻的社会真实。在《水浒》 中,蔡京、童贯、高俅、杨戬被列为 “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四个“贼臣”,《后水浒》则云蔡京托生为握有重权的奸臣贺省,童贯托生为钦赐荣身冠戴的国课商人董索,高俅托生为卖主求荣的家奴夏霖,杨戬托生为横行地方的恶棍王豹。这种“托生”的处理,就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对社会生活和矛盾冲突加以概括提炼和精心安排的结果。四个同一类型的 “贼臣”,化为组成压迫者集团的各个侧翼的典型,显示了作者深邃的历史眼光和驾御题材的能力。在《后水浒》中,除了描写这班压迫者集团的代表人物在正常的情况下运用传统的方式对民众进行迫害之外——如贺省为荫庇子孙荣贵,恃势在柳壤村择地安葬,又千方百计排陷为民仗义的杨么; 董索凭借他堆积如山的钱财,勾通官府谋死殷尚赤、孙本,倚强逼夺孙本之妻等等——还突出了在金兵突入内地,徽钦二帝蒙尘、康王南渡的非常情况下这班奸贼的丑恶表演。如贺省身为掌兵太尉,当金兵攻汴京时,他却按兵武昌,拥兵自固,妄想金兵一来,就反宋归金,以保富贵,及至康王渡江,东南一带仍是宋地,贺省恐人说他不忠,就以征剿杨么为名,遮掩世人耳目; 王豹俟汴京失守,人民无主,一发恣意行凶,占人田土以及妇女,自称“阳城王”,霸占一方;夏霖更是卖身投靠金人,谋得伪职,搜索富户,刻薄小民,被百姓骂为 “夏剥皮”,等等。这种对于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错杂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人民所受的巨大苦难的描绘,意味着 “天道循环” 的模式在续作中实际上已经被突破了,历史的真实性战胜了先验的循环论的局限。另外,《后水浒》所着意鞭挞的黄潜善、秦桧这两个大奸臣,却不是 《水浒》 中什么人所托生的,因而也似乎在 “劫数” 的圈子之外。太师黄潜善之子黄金为图谋王月仙,不惜将其夫邰元陷害入狱,下劣与高衙内如出一辙; 秦桧剥尽民膏,枉刑屈法,凑集十万贯金银打点黄潜善汪伯彦等执政,比梁中书之进生辰纲更为令人发指。这些都足以表明: 封建统治集团的残酷和险毒,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不是什么先验的因果、劫数的产物。既然封建社会的母体中,能不断重复产生出贺省、董索乃至黄潜善、秦桧这样的压迫者的代表,那么,它也将不断重复产生出杨么、王摩这样的反抗者的代表来。《后水浒序》说: “贺太尉不夺地造阡,则杨么何由刺配;黑恶不逆首开封,则孙本岂致报仇; 邰元之杀人,黄金奸月仙之所致也; 谢公墩之被兵,王豹欺配军所致也。种种祸端,实起于贪秽之夫,不良之宵小,酝火于邓林之木,捋须于猛虎之颔,一时冤呜若雷,怨积成党,突而噬肉焚林,岂不令鳌足难支,天维触折哉! 请一思之,是谁之过欤?”这正是对于“官逼民反”的必然性与正义性的肯定。
小说第四十二回“众豪杰大悟前身”,叙杨么在轩辕井中得一四方铁匣,中有两片铁叶,凿得无数小字,俱不是人间字迹。后蒙四维真人指点,方知是众豪杰的“前身”。但是,正如恶人不是其“前身”的简单重复一样,众豪杰也同样与其 “前身”大有差违。其中除何能之与吴用,贺云龙之与公孙胜,马霳之与李逵,岑用七之与阮小七等尚具本来面目外,其余大多已有了质的变化。如凤子龙孙的天贵星柴进,却托生为押狱节级孙本,母大虫顾大嫂,又托生为波波俏俏的马上娇屠俏等等。尤为令人瞩目的是杨么与宋江的不同。关于二人气质秉赋的差异,留待下再论,单就他们的反抗斗争而论,也大有不同之点,杨么毕竟是在一种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活动的,他有宋江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而且还依据客观情势的变化,提出更新的政治口号,采用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来发动群众,组织队伍,与统治集团进行殊死的斗争。杨么的起义,比起宋江来,可以说已进入更为高级的阶段。
杨么继承了宋江济困扶危、锄强去暴的传统。他一再劝戒各山头的绿林豪杰,“只可取之奸佞贪婪,不可伤损小民以及滥杀”,“必要戮佞扶忠,做番事业,方不虚生”、“勿嗜杀,勿妄劫,勿贪淫,只戮佞除奸,伸冤理枉,做些事业”。不同的是,杨么还进一步提出了 “均贫富,等贵贱”的政治口号,所谓“仇恨奸佞与贪夫,以外皆平等”,“久欲人无贫富,因劫富以济贫;昔视性有善恶,故惩恶以劝善。乡民知者以为平等,愚人不知者以为逞强”,就是这一政治口号的体现。应该说,小说这样写是有相当历史真实性的。历史上的钟相就说过:“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又以 “杀人为行法”,“劫财为均平”,“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反映了被压迫者要求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的愿望,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后水浒》中的杨么,已经成了这种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理想的代表,较之《水浒》“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无疑是大大地进了一步的。
杨么还注意了新装备新武器的发明和应用,战斗力较宋江更为强大。杨么见农夫脚踏水车,受到触动,便发明了巧夺天工、日行千里的大轮船:“众水手一齐踏动车轮,一时水声若雷,船行如雾,瞬息百里。杨么自执号旗,立在船头,挥左则左驰,展右则右骋,无不应于转折”。这是有历史根据的。杨么又在洞庭湖上迭土成山,将君山裹绕环抱,又在水底下砌成一条暗道,从水下即可走上君山。三千余只战舰俱列在沙堤滩岛之前,大轮船则停在君山之下。杨么自豪地说:“洞庭水雄,君山势壮,是天设其险。今又被我险中设险,备处添备,即纤小分毫,无不缜密。我杨么有此山川之险,有此众位弟兄,有此绝技轮船,有此神授铁棍,便有百万军兵、万千战舰,谁敢轻进,谁敢进我君山,谁敢捣我巢穴?”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杨么遂能横行洞庭,霸占全楚,且四出进击,锋芒所向,直指长江下游之广陵,山东半岛之莱州,“虽是百尺竿头,己登一级;若奋勇前驱,当一蹴可就”。在这大好形势下,杨么等人又以清醒的头脑,正视了宋江的前车之鉴。书中有诗云: “从前错处今分辨,以后心坚共生死”。宋江从前的 “错处”是什么呢? 且看第二十七回众好汉大闹开封府救出杨么后的一段对话:
……只见王摩忽立起身,向杨么问道:“方才哥哥说出梁山泊好汉劫救宋江。只这宋江,哥哥可学他么? 可说俺兄弟晓得。”杨么也立起身说道:“宋江的仗义疏财、结识弟兄,便可学得; 宋江的懦弱没主见、带累弟兄遭人谋害,便不可学他。”王摩听得大快,忙来扶定杨么,说道:“俺王摩向来笑宋江没用。向日有言在先,若有人与王摩意见相同,就拜他做白云寨主。前日听见哥哥面貌相同,许多好处,只不知哥哥主意可与王摩相同。故此方才只分宾主,还要慢慢商量。不期哥哥恰提着劫救宋江来比较。他们俱被宋江害得零落,自己也被人谋死。今日俺弟兄们救哥哥出来,恰与他一般模样。你若学了宋江,将你做了寨主,岂不将俺弟兄也要被你害得零落,岂不又是一场笑话?故此急要问你。你今主意却与王摩一样心肠,心同貌同,必能与众弟兄共得生死,做得事业。俺王摩今日同众弟兄拜你做哥哥,坐第一把交椅。”
宋江托生的杨么,却来批判宋江的“懦弱没主见,带累弟兄遭人谋害”,意味着在吸取了宋江失败的惨痛教训以后,杨么起义的领导层确实具备了较为自觉的斗争意识。按理说,这支义军不是完全可以避开历史的挫折与弯路,最终取得彻底的胜利了吗?然而,铁的事实却是: 它同样避免不了梁山义军悲剧的结局。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杨么等人,并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虽然提出了 “人无贫富”的理想,但是,他们所能运用的实现这种理想的手段,却只能是“因劫富以济贫”,实际上根本不能触动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丝毫毛。杨么由于坚持“不可徒恃劫掠”的原则,致使义军自身尚且军食不敷,又何能实现百姓之间的均平? 王摩、马霳要算是最为彻底的激进分子了,他们虽欲彻底否定宋江的招安道路,他们的理想也不过是“想望恩荣”,借扶植杨么做个皇帝,从此“大富大贵”、“兀也快活”而已。他们即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充其量也不过是改朝换代罢了。相形之下,倒是比较稳健的杨么,具有较为深刻的政治远见。他说:“大富大贵,孰不愿为?亦必见有可为而为。”他所说的 “可为”是什么呢?那就是“欲行仁义,救民水火”。这志向无疑是高尚的。问题在于,杨么所处的时代,不可能使他明了使人民沉溺于水火的根源乃在封建剥削制度本身。他希望救民水火,创造一块人与人平等、平均的人间乐土,但他所开出的药方,却只能局限于当时条件所允许的有限范围之中。他说过:“杨么向来心志,以为国家丧亡,实因主昏。主昏则奸佞生; 主若不昏,满朝尽是忠良,虽有天意亦可挽回。……今我据此湖中,实欲杀奸戮佞,为忠良吐气,再能使昏者能新其德,才是杨么本念。”在杨么看来,如果他不以救民倒悬为己任,而“僭称王号,岂不自耻?”他根本不会想到,只有凭借争得的国家政权的力量,才能解救人民的苦难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由于不能洞察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和摧毁这种制度的必要性,只是看到 “主昏臣奸” 的表面现象,就必然导致对于“明主”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杨么疑心南渡的康王赵构“外有谋臣良将,内有忠良,不复徽、钦之昏暗。若不昏暗,必尽改前人之非,天下事正未可料。”即使当他潜入临安,目睹赵构无恢复之志,日拥吴姬,湎于酒色,知其 “无能为矣”之后,犹贸然入宫直谏君非,说: “君能悔过,远谗去佞,近贤用能,挽回宋室,么即归朝作名正言顺之事。”连赵构也不得不赞叹“孰谓杨么盗贼!具此忠君爱国之念,诚当今勇义之士,行千古不敢行之事!”忠君与爱国,在彼时彼此的人们看来,是统一的,所以杨么才对赵构说出这样的话来:“今杨么非不爱君,向有两事在心:朝有奸佞不归,无人能胜杨么者不归。今奸佞满庭,此身未敢可许,陛下若能诛秦桧等,么必愿为良臣;再有人以力屈服杨么者,亦愿为良臣。如其不然,非所愿也。”对于宋江的“忠义”思想,杨么是完全赞同的,从根本上说,他是爱君的,是愿意做一名良臣的; 他只是把奸臣视为一切罪恶之源。所以,他对宋高宗提出了 “朝有奸佞不归,无人能胜杨么者不归”的条件。然而,第二个条件实际上已经取消他自己最重要的前提,为有条件的受招安作了某种承诺。
杨么不仅在宋高宗面前过不了关,在岳飞面前也同样过不了关。“消劫功成尊武穆”。前来征剿的官军如若是闻人成,是张浚、吴玠、吴璘,都可以力制之;如若是岳飞,却莫可奈何矣。岳飞的精忠报国,使得他的名字本身,似乎也闪耀出一种令人敬畏的奇妙的光彩,产生出一种不容置疑的迷信和崇拜。以致模糊了对于他的镇压者面目的清醒认识。如岳飞采用的“以湖贼攻湖贼”的策略,用空札填名的方式去收买叛徒,瓦解义军的手段,本来是极为阴险毒辣的,据史载,到了绍兴二十六年,“宰执言: ‘绍兴四年,给降空名官告绫纸补帖等,付王折彦质招收黄诚、 杨么等用, 自后并不曾申到书填过数目。’ 上曰: ‘此非良法。将士有功,自合开具姓名闻奏,候朝廷给降付,见空名官告只为大将照顾亲戚而已。’”连最高统治者也认为法不可取,而小说竟直书岳飞行之,义军因之涣散。又,岳飞劝说黄佐归降时说:“新君贤而且明,寤寐求治,卑宫菲食,刍苕必采,一枝不遗;忠贤迭起,任贤是用”,唯不提奸佞擅权一字,分明是欺人自欺。岳飞虽然承认义军中 “亦有忠良,或迫于饥寒,或迫于惧罪,或迫于受愚,或迫于因时”,但当杨么表示愿降,岳飞竟说: “杨么虽有忠义之心,其余虎性岂能易驯?幸得入柙,留之必遗后患!”表示要斩尽杀绝。但出于对岳飞的迷信,杨么至死不悟,这实在是一场莫大的悲剧! 杨么的结局,《后水浒》处理为宋军围攻,十分危急,杨么欲拔剑自刎之际,“不期一阵旋风平白地将这座轮船掀出木筏,直到见机岭下”,众兄弟“各带器械,走到笑傲亭旁,踅入地道,直到轩辕井底”; 及至岳兵赶到井边,“忙向井中一看,只见井中满贮清泉,那里有甚路可通”?这固然避免了“水擒杨么”的煞风景的场面,表明作者不愿正面写他所爱敬的杨么的失败,但实际上,这哪里是什么 “神龙见首不见尾”?“真人引入轩辕井”、“从今不出俱宁静”,分明是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似乎已经看到了宋江悲剧的要害,又仍然避免不了梁山义军悲剧的命运;洞庭义军的悲剧正在这里。这一悲剧,固然是杨么的悲剧,却又是不能由杨么个人来负责的。作为《水浒》的续书,《后水浒》写出了梁山义军的悲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演,不过,这种重演,不是历史的循环和简单重复,而是客观运动进程的进一步深化,从而给后人以更为深刻的启示。这就是《后水浒》可贵的认识价值所在。
《后水浒》名为《水浒》的续书,但实际上却是另起炉灶,写出了杨么、王摩与南宋统治集团在洞庭湖争锋的又一壮烈篇章。因此,它之与《水浒》的联系,全然是人为的。这种人为性表现在,当作者铺叙情节和刻画人物时,时刻不忘使之与《水浒》的精神相互呼应。这样,《后水浒》就不仅反映了对于客观运动进程的深化,也反映了对于这一客观运动的主观认识的深化,具体地说,反映了对于《水浒》这部伟大作品的认识和评价亦即 《水浒》观的深化。
《水浒》写的是“盗”,要为《水浒》的存在进行有效的辩护,在封建社会的具体历史环境中,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识见的。写于万历己丑 (1589) 的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叙》,是这种进步的 《水浒》观的代表作。叙引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的经义,大胆地提出了这样的命题:“若辈俱以匹夫亡命,千里横行,焚杵叫嚣,揭竿响应,此不过窃钩者耳”;而“蔡京、童贯、高俅之徒,雍蔽主聪,操弄神器,卒使宋室之元气索然,厌厌不振,以就夷虏之手。此诚窃国之大盗也。”两者相比,有王者作,更应该诛除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是第一层; 宋江等人,“原其初,不过以小罪犯有司,为庸吏所迫,无以自明。既蒿目君侧之奸,拊膺以愤,而又审华夷之分,不肯右辽而左金,让郦琼、王性之逆。遂啸聚山林,凭陵郡邑。虽掠金帛,而不掳子女。唯翦婪墨,而不戕善良。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 是亦有足嘉者。”不唯盗之为盗之由,有不得己之势,且盗之为盗之后,种种行为亦大有可嘉者,这是第二层; 梁山水泊之中,人才济济,而宋江“以一人主之,始终如一”,“此一人者,必非庸众人也,使国家募之而起,令当七校之队,受偏师之寄,纵不敢望髯将军,韩忠武、梁夫人、刘岳二武穆,何渠不若李全、杨氏辈乎?”这是第三层。后起的种种肯定《水浒》的言论,大都不出此三层理由之范围。
《后水浒传》继承了《水浒》评论中的民主性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小说固然抽象地说过宋江“弄兵水浒,终属强梁”之类的话,但在 “正名分”的同时,小说又强调: “若推其原心,他众豪杰不是遭权贵之殃,就是受奸人之害,实俱含冤负屈,无处可伸,故激怒而至于此”:这是对盗之为盗的社会根由的辩析;“这宋大王虽为盗魁,却心存忠义,所坐之堂,亦以忠义为名。又立两竿旗,上写 ‘替天行道’,只诛赃官污吏,绝不扰害良民,所以我们邻近百姓,甚是安堵”: 这又是对于盗的行为的肯定。《后水浒》通过杨么 “逼上梁山”的曲折过程,令人信服的证明:盗本非盗,实际上却是很好的善良百姓;而逼民为盗者,倒是真正的强盗。第十回 “杨么为村人府堂刺配”,写杨么在家中,侍奉父母,谦恭待人,济困扶危,锄强御暴,村中人尽皆敬他。而贺省却依恃太尉权势,要在柳壤村夺地造坟,损人利己。村人万般无奈,一齐来请杨么计较保全之策。可见在百姓心目中,贺省殃民,杨么为民,一恶一善,泾渭分明,杨么起初对官府还有幻想,说:“他是做官的,明些道理;便要作恶,也不好在本地为私事害民。你们帮着我与他讲,如若恃势不肯休,可知还有上司处与他对理,也没个顺情违众。”当岳阳府诱骗杨么入府,杨么还大喜道: “我们实有委曲,正要去求上司公论。”而知府的逻辑却是: “贺太尉是朝廷大臣,本地显宦,今奉旨归葬,择地安阡,此乃名正言顺之事。你怎敢恃凶逞强,纠合村愚不容入土。不知法律所在,阻截丧殡者斩,殴辱官长者亦应处斩。”在那个社会里,黑白就是这样颠倒着的。还有,贺省为报复杨么,竟将杨么父母囚系在狱,引杨么自投认罪,笞杖鞭扑,夹拶敲箍,无一不用,又将杨么父母另行锁禁,良心丧尽。而当杨么为众好汉所救之后,有人提议去岳阳杀贺省家小,去村中掘翻贺家坟墓,以消恶气,杨么却正色道:“贺省与我为难,只可寻他一人,却与家小何仇,至于亡过,何乱言也? 我只是我已挺身认罪,为救父母,若即放出,便将我碎身无怨。怎百般花言巧语,今又趋奉秦贼,这等奸人岂肯饶过!这也还是私忿,在可报不报之间。”豁达大度,较之贺省宵小,不啻天壤之别。总之,盗是真正的忠良,而官才是道地的奸邪,是《后水浒》贯串始终的核心思想。
《后水浒》的作者站在更高的思想制高点上,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对于《水浒》的弱点进行了恰当的批判和有深意的补正。这种进步的倾向尤其鲜明地表现在对于杨么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按照所谓“天道循环”的学说,杨么是宋江的转世; 然而,托生云云,在这里绝非套用原书的格局,依样画瓢的创造力低劣的遁词; 恰恰相反,倒是作者谛视社会历史的真髓,勇于对比的胆识的表现。在对宋江的弱点进行批判的前提下,小说通过虚构和联想,塑了杨么这一个与宋江有类似之处而又大为不同的性格鲜明的义军领袖的艺术形象。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在《后水浒》中,杨么本人是这样评价宋江的: “宋江的仗义疏财、结识弟兄,便可学得; 宋江的懦弱没主见,带累弟兄遭人谋害,便不可学他。”为了反衬宋江的懦弱没主见,小说就处处突出杨么神勇刚强的一面。从外貌上看,杨么是“身材八尺,膀阔三停。丰姿光彩,和谐处现出许多机变; 声音洪亮,谈笑来百种惊人。”这就同那“面黑身矮”的黑三郎有了明显的区别。宋江的绰号是“呼保义”,杨么的绰号却是“全义勇”,“义”字之外,更多一个“勇”字,既义且勇,方称得上“全”。九天玄女也曾托梦于他,但赐与他的不是三卷天书,而是神力和武艺。九天玄女说:“尔小子生前忠义,今上帝又赐汝托生,以完宿孽,我今授汝神技神勇以合天心。”这就是说,光是“忠义”还不够,必须再有“神技神勇”,方能合乎“天心”,看来“天心”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有了发展。总之,杨么是一个 “有险不畏”,以勇仗义,“见人不平便肯相助,见人患难便肯相扶”的好汉,不象宋江那样,单凭仗义疏财去结识弟兄,说得不客气点,是用银子收买。杨么柳壤村劝阻贺省夺地造阡,桃园拳打王豹,朱仙镇打擂台,汴京城救许蕙娘,靠的都是自身的勇敢刚强。《后水浒》简直把武松、林冲、鲁达、燕青、柴进等人的性格和武艺集中于杨么一身,使之成为大大超过宋江的更为理想化的人物。杨么的为人也极有棱角,敢作敢为,不象宋江那样“以退为进,以舍为取”。如宋江听说晁盖等劫了生辰纲,上了梁山,心中想的是: “这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而王摩等人劫了秦桧的杠银,州县到处张挂缉捕王摩的图形,杨么闻之,心里却想: “只得三个人,却做这般险事。杀了多人不足为奇。只这银两一时如何搬运得去? 怎又去得干净,绝无形迹,真是神手段的汉子!”待到看见王摩图形,又想道: “这个王摩便不是金头凤,也算得个好汉,怎才做事便被人画影图形,这般捉拿,成甚模样?”一怒之下,将图形扯碎,大笑道: “今日做了快心事,只此去吧!”这种行为,同样是宋江不可能做到的。
在《水浒》中,李逵是头一个爱敬宋江的,常说: “哥哥杀我也不怨,剁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但宋江对李逵却经常加以训斥,菊花会上,甚至大喝“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表现了宋江性格中很不可爱的一面。《后水浒》中,马霳对杨么同样情分最重,杨么也同样报以尊重和关心之情。当杨么与郭凡入临安城观看,留马霳在客房中,一路经过许多酒店饭馆,杨么只推说腹中不觉饥馁,不肯入内,空走了一日,忍饿回来,原来只为不忍撇下马霳,这一细节描写,见出杨么对马霳的情分,较之宋江,无疑要真挚得多。“今有柳壤村道长杨么,泽被阳春,义过时雨,凡我同类莫不尊为群领而愿拜识者也。”——杨么的威望,是他在同邪恶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也是他对弟兄的真诚、平等的态度造成的。
《后水浒》作者还不满意宋江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暂占水泊,权时避难”,“安敢叛逆,专等招安”之类的表白,尤其不满意宋江对已成阶下囚的高俅纳头便拜,口称死罪的窝囊行为,他笔下的杨么,就是一个胸怀大志,目有识见的真正的豪杰。发配起解,他考虑的是正好借此机会识访英俊,览天下之形势,兼看宋室如何,以图日后事业;遇赦还乡,又有一点宿念在胸,见了形胜山川、人烟凑集之处,必要留连顿宿,暗暗留心,真乃英雄本色。仿佛是对宋江礼遇高俅的抗议,《后水浒》叙杨么擒获贺省,义正辞严数其过犯道:“食君禄而不忠,征兵将以自卫;侵占民山,阴谋排陷,败国虐民。有此过失,人人得而诛之,非独为私也。”沥血剖心,以报前仇。作者以肯定的态度描写这种近乎残忍的行为,正是为了突现杨么对于贺省之类奸佞的绝不饶恕的坚定意志。
《后水浒》在写杨么的妥协倾向时,既显示了它的逻辑的必然性,又表露了作者感情上的不平衡性。为了弥补这种不平衡,《后水浒》改造了卢俊义作为宋江走向招安的帮衬与附庸的身分,转而塑造了王摩这一个较之杨么更为坚定、果毅、敢于斗争的英雄形象。尽管小说中写王摩梦见卢俊义说: “须知你即是我,我即是你;昔年我的作为,便是你的作为。”但王摩与卢俊义根本不同,他是一个充满进击精神的猛士。小说写王摩与袁武等劫取了秦桧“从奸处刻剥得来”的万两杠银,同时又射死害民的妖蜃。两桩豪举缠绕交错,集于王摩一身,更显得气势不凡。聚义以后,王摩首先提出了不可效法宋江、自取危亡之道的意见,又再三警告杨么对昏君不能抱有幻想,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在明代末年那样一个动荡的历史环境里,《后水浒》的作者对于《水浒》有写作续书的兴趣,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他对于《水浒》伟大价值的理解和重视。更可贵的是,他通过自己续作的艺术实践,继承了 《水浒》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加以发展,对于《水浒》思想上艺术上的弱点,也表达了自己批判的评价,并在历史所许可的限度里,提出了相当进步的见解。作者还通过具体生动的场面和细节,在对比中写出了一个较之宋江更为高大、完善,而又是活生生的、可以站得起来的杨么的艺术形象,这是很了不起的。《后水浒》在艺术性方面较之《水浒》也许不无逊色,——但也不排斥它在某些方面也有相当成功之处——而在思想性方面,却确实达到《水浒》所未曾达到的高度,这正是对于客观运动进程的主观认识的深化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