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诗人对历史的真实究竟应该照顾到多大的程度,对于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早已下了断语。他认为,历史事件只要象一个布局很好的故事,能够和诗人的意图连系在一起就行了,用不着再进一步照顾历史的真实。诗人需要历史并不是因为它是曾经发生过的事,而是因为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过的事,和这样发生的事相比较,诗人很难虚构出更适合自己当前的目的的事情。假如他偶然在一件真实的史实中找到适合自己心意的东西,那他对这个史实当然很欢迎; 但为此耗费许多精力去翻阅历史是不值得的。即使查出来了,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假如我们以某件事已经发生为理由来推断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那么有什么东西妨碍我们把一个完全虚构出来的情节当做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件历史事件呢?使一件历史现实值得我们相信的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它的内在的可能性吗?这种可能性完全没有任何确切的事实或流传的资料加以证明也罢,或者只可能由目前我们的科学还没有掌握的事实或资料加以证明也罢,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人们毫无道理地认为纪念伟大人物是剧院使命的一部分; 这种使命应由历史承担,而不是剧院的事。在剧院里我们应该学习的,不是这个或那个个别的人曾经做过什么,而是每一个具有特定性格的人在一定的环境里将要做什么。悲剧的目的远比历史的目的更富于哲学性; 假如我们使悲剧完全变成对著名人物的颂诗,或者简直用它来滋长民族的自豪感,那就是贬低它的真正价值。……

——关惠文译,摘自 《汉堡剧评》第十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