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是要用笑而恰恰不是用嘲笑来改善一切; 喜剧所要改善的并不是它所嘲笑的那些恶劣品行,更不单单是那些具有这种可笑的恶劣品行的人。喜剧的真正的普遍功用就是在于笑的本身,在于训练我们的才能去发现滑稽可笑的事物; 也就是说,在任何热情和风尚的掩盖之下,在任何更坏的或者良好的品质的混杂之中,甚至在那表现严肃情感的皱纹之间都能够迅速地很容易地发现滑稽可笑的事物。即使我们承认,莫里哀的《吝啬者》连一个吝啬的人也没有改造过来,莱克纳特的《赌徒》也并没有把任何一个赌徒教育好; 即使我们承认,笑根本不能把这些傻瓜改好,那么,倒霉的是这些傻瓜,但并不影响喜剧。如果喜剧不能医治不治之症,它能够巩固健康的人的健康这也就够了。《吝啬者》对于慷慨的人也是富有教育意义的; 《赌徒》对于从来不赌博的人,也是有教诲作用的; 这些人所没有的愚蠢行为,别的人却有,而他们却必须和有这种愚蠢的人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 因此,认清可能和自己发生冲突的人是有好处的; 警惕坏事物对自己的一切影响也是有好处的。预防剂也是一种珍贵的药品;在整个道德中再也没有比滑稽可笑的事物更强有力,更有效果的了。……

——关惠文译,摘自 《汉堡剧评》第二十九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