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选说明
舞蹈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艺术。关于古代希腊神话中的脱西库和我国远古神话中阴康氏主管、创作舞蹈的故事,虽不能说明舞蹈起源的确切年代,但总可以证明人类处于幼稚时期已经出现了舞蹈这种艺术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舞蹈逐渐在与诗歌、音乐的相互依附中显示出它独特的表现力,最终形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从舞蹈如此漫长的发展史的角度看来,应该说舞蹈理论的研究与它的实践是不相适应的。
造成这种不适应的状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其要,可归之于舞蹈艺术的特殊表现形式。一般地说,人们对艺术的研究,诸如对著名的诗歌和绘画作品的研究,都并不是在当代就能完成的。许多卓有成就的文学和绘画理论,往往是积累了许多代的研究成果,持续了许多个世纪。而无论是美术还是文学都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固定的研究对象;美术以其固定的造型,文学以其固定的语言形式,为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往广度和深度发展的有利条件。舞蹈则不然,舞蹈作品中的具体形象,在没有发明活动摄影把它纪录下来以前,只能存在于表演者进行表演的那一时刻里。因此对于过去舞蹈作品的面貌,我们只能从某些文字记载中和图画中揣摸到一些轮廓,这就难免要添入许多想象的成分。即使后来有了舞谱——一种记录舞蹈动作和队形的工具——也仍旧很难不走样地再现过去时代的舞蹈表演。再加上编导、演员、音乐演奏者的更换,无论怎样尊重原作,也还是要给重演的旧剧带来再创造的成分。舞蹈艺术的这一特殊性,给舞蹈理论研究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但是,历代的舞蹈理论工作者们总还是在困难中摸索前进,他们从当时当地的条件出发,从舞蹈实践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或是著述专著,或是留下零星的论述。这笔精神遗产,虽然不够丰厚,但却是十分珍贵的。
从我国的《乐论》、古希腊琉善的《论舞蹈》中,以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零星论述中可以看出,对于舞蹈的动作性、抒情性以及与音乐的密切关系的认识,在古代就已确立。这些论述,揭示了舞蹈艺术的特性,经受了历代舞蹈实践的检验,为后世探讨舞蹈特征奠定了基础。
在古典舞蹈理论中,法国十八世纪舞蹈革新家让·乔治·诺维尔的理论著作,具有突出的地位。他在《舞蹈和舞剧书信集》中,对舞剧的情节性、舞蹈的表演特性以及舞蹈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问题,均作了精辟的论述。基于当时舞蹈艺术的发展水平,诺维尔过于偏爱哑剧,其理论不免有些片面,但他反对舞蹈陷于纯技术性的表演,倡导舞蹈表现人的心灵和时代生活诸方面,不仅在当时适应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且对后世舞蹈创作和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欧洲出现了以美国的伊丽多娜·邓肯为代表的现代派舞蹈。伊丽多娜·邓肯的舞蹈思想,是具有浪漫主义特点的。她强调丰富的想象和自由的表达形式,主张舞蹈与自然“浑为一体”,主张心灵与形体动作相结合。她的舞蹈思想体现了当时中、小资产阶级要求解放的思想; 但是,在否定传统和否定舞蹈形式规律方面,却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现代派舞蹈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以后,由于抽象派、表现派、立体派等形式主义思潮的渗入,使其中一部分作品陷入不可知论,甚或丧失了舞蹈的特点,在这样基础上产生的舞蹈特征说,就已很难说明舞蹈的本质了。但是,即使是错误的理论,我们也可以在对比、分析的过程中,从反面发挥其认识作用。
十月革命后,苏联舞蹈界对舞蹈理论展开了比较广泛深入的研究。札哈洛夫等人的研究成果,在五十年代即被介绍到我国,对我们认识舞蹈和舞剧的特征,掌握它们的规律性,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我国舞蹈理论的建设,应该说是在解放后才真正开始的。五十年代初期,有了专门的舞蹈研究机构和舞蹈理论刊物,一支研究舞蹈理论的队伍,也逐渐形成起来。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不仅出现了大量舞蹈论文,而且出现了一些舞蹈专著。粉碎“四人帮”后,我国舞蹈界对舞蹈理论的探讨更是空前活跃。我国当代舞蹈专论和散论中,有些对舞蹈特征和论述,无论在理论的正确性、深刻性,还是在专业性、明晰性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但由于本书选编体例的限制,也只好割爱。
在选编过程中,深感外国舞蹈专著的中译本太少,为补缺以应急需,本书约请几位译者赶译了部分专著片断。由于时间仓促,尚有几部著作未及译出,只好留待修订时弥补了。
造成这种不适应的状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其要,可归之于舞蹈艺术的特殊表现形式。一般地说,人们对艺术的研究,诸如对著名的诗歌和绘画作品的研究,都并不是在当代就能完成的。许多卓有成就的文学和绘画理论,往往是积累了许多代的研究成果,持续了许多个世纪。而无论是美术还是文学都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固定的研究对象;美术以其固定的造型,文学以其固定的语言形式,为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往广度和深度发展的有利条件。舞蹈则不然,舞蹈作品中的具体形象,在没有发明活动摄影把它纪录下来以前,只能存在于表演者进行表演的那一时刻里。因此对于过去舞蹈作品的面貌,我们只能从某些文字记载中和图画中揣摸到一些轮廓,这就难免要添入许多想象的成分。即使后来有了舞谱——一种记录舞蹈动作和队形的工具——也仍旧很难不走样地再现过去时代的舞蹈表演。再加上编导、演员、音乐演奏者的更换,无论怎样尊重原作,也还是要给重演的旧剧带来再创造的成分。舞蹈艺术的这一特殊性,给舞蹈理论研究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但是,历代的舞蹈理论工作者们总还是在困难中摸索前进,他们从当时当地的条件出发,从舞蹈实践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或是著述专著,或是留下零星的论述。这笔精神遗产,虽然不够丰厚,但却是十分珍贵的。
从我国的《乐论》、古希腊琉善的《论舞蹈》中,以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零星论述中可以看出,对于舞蹈的动作性、抒情性以及与音乐的密切关系的认识,在古代就已确立。这些论述,揭示了舞蹈艺术的特性,经受了历代舞蹈实践的检验,为后世探讨舞蹈特征奠定了基础。
在古典舞蹈理论中,法国十八世纪舞蹈革新家让·乔治·诺维尔的理论著作,具有突出的地位。他在《舞蹈和舞剧书信集》中,对舞剧的情节性、舞蹈的表演特性以及舞蹈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问题,均作了精辟的论述。基于当时舞蹈艺术的发展水平,诺维尔过于偏爱哑剧,其理论不免有些片面,但他反对舞蹈陷于纯技术性的表演,倡导舞蹈表现人的心灵和时代生活诸方面,不仅在当时适应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且对后世舞蹈创作和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欧洲出现了以美国的伊丽多娜·邓肯为代表的现代派舞蹈。伊丽多娜·邓肯的舞蹈思想,是具有浪漫主义特点的。她强调丰富的想象和自由的表达形式,主张舞蹈与自然“浑为一体”,主张心灵与形体动作相结合。她的舞蹈思想体现了当时中、小资产阶级要求解放的思想; 但是,在否定传统和否定舞蹈形式规律方面,却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现代派舞蹈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以后,由于抽象派、表现派、立体派等形式主义思潮的渗入,使其中一部分作品陷入不可知论,甚或丧失了舞蹈的特点,在这样基础上产生的舞蹈特征说,就已很难说明舞蹈的本质了。但是,即使是错误的理论,我们也可以在对比、分析的过程中,从反面发挥其认识作用。
十月革命后,苏联舞蹈界对舞蹈理论展开了比较广泛深入的研究。札哈洛夫等人的研究成果,在五十年代即被介绍到我国,对我们认识舞蹈和舞剧的特征,掌握它们的规律性,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我国舞蹈理论的建设,应该说是在解放后才真正开始的。五十年代初期,有了专门的舞蹈研究机构和舞蹈理论刊物,一支研究舞蹈理论的队伍,也逐渐形成起来。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不仅出现了大量舞蹈论文,而且出现了一些舞蹈专著。粉碎“四人帮”后,我国舞蹈界对舞蹈理论的探讨更是空前活跃。我国当代舞蹈专论和散论中,有些对舞蹈特征和论述,无论在理论的正确性、深刻性,还是在专业性、明晰性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但由于本书选编体例的限制,也只好割爱。
在选编过程中,深感外国舞蹈专著的中译本太少,为补缺以应急需,本书约请几位译者赶译了部分专著片断。由于时间仓促,尚有几部著作未及译出,只好留待修订时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