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够发现诗的基本原则;它是太属于精神世界,太缥缈了。绘画这种艺术可以眼见目睹,可以用感官步步探求的,似乎比较适合于原则的发现。英法两国人对造型艺术已经有过理论探讨,人们便以为,通过一种比较,就可以解释诗的本质了。造型艺术对眼睛提出形象,诗对想象力提出形象,因此诗中的各种形象,首先要受到注意。人们从比喻开始,其次是描绘,对一切可能感受到的因素都加以讨论。
        那么,就谈谈形象吧! 但除了自然之外,形象又从何处取得呢? 很明显,画家是在模仿自然; 那么,为什么诗人不也去模仿自然呢? 但本来存在的自然是不能模仿的: 本来的自然含有许多不重要、不合适的东西,我们必须有所选择; 然而又是什么决定这选择呢?我们必须选择重要的; 然而什么又是重要的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瑞士作家们大约考虑了不少时间。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个虽然奇怪、却也巧妙,甚而有趣的念头; 他们认为凡是新的总是最重要的; 他们考虑的结果发现了凡是奇妙的东西总是较新于其他一切的东西。
        看来他们已抓住了诗的本质了。只是他们还考虑到,奇妙的东西也可能是空洞的,与人类无关的东西。这样一种不可或缺的关系,他们又认为必须是道德性的,显然有助于人类的改善的。因此,诗除了其他应有的优点之外,必须具有功利性,才算达到诗的最后目的。他们根据以上这些要求标准,来衡量各种文艺。凡是模仿自然、既奇妙又含有道德目的和效用的,他们认为就是最好最高的一类。经过长久的斟酌,他们终于坚信不移地把第一锦标送给了《伊索寓言》。

——林同济译,摘自 《诗与真》第二部分第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