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飞扬跋扈的建功意识和迷狂精神

柏拉图《斐德若篇》说:“昂首向高处凝望,把下界一切置之度外,因此被人指为迷狂。”这种迷狂在李白身上表现尤为突出,他的这个“狂”,首先表现为具有强烈的功名进取精神,是整个盛唐“醉狂”精神的一个缩影。他的“狂”在进取功名的层面上,更多地来自儒家孔子“狂者进取”,纵横家思想和屈原的执著人生、侠文化的扶危济困等观念。

 

 

李白具有强烈的用世之心,他的游历、求荐乃至于隐居走“终南捷径”,中年两入长安,晚年两次从军,无不是在直接或间接地求仕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他的政治理想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追求的功名利禄是“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并且自视才高,把功名利禄看作易如反掌之事,《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之二:“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其实“谈”何容易!这种“志大才疏”(指政治才能)的矛盾既增强了他的政治信心,更助长了他的自我膨胀心理,再加上一杯令人狂放的美酒,从而一步步走向迷狂,如: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此为李白奉召入京别家之作,从高歌取醉到仰天大笑,诗人酒后极度兴奋、狂放之情完全取代了对现实的冷静、理性而深邃的思考,一种积极用世、将有所作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种积极入世的“狂”,是儒味十足的“狂者进取”的“狂”。

 

 

初盛唐时期,饮酒任侠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李白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当然也不免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

 

 

李白不仅是“少以侠自任……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范传正《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而且以实际行动加入了盛唐任侠大合唱:一是鄙财禄,轻生死,他自己在《与韩荆州书》说:“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二是讲信用,重然诺,存交重义,与高镇交,“且将换酒与君醉,醉归托宿吴专诸”;三是逞胆气,尚武艺,他自称“年十五而修剑术,二十而怀纵横之策,欲遍干诸侯”。《新唐书》说他:“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他在大量的纵酒任侠诗中反映了这种盛唐精神: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

李白有时也通过歌颂历史人物的饮酒任侠行为,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如《少年行》之一:“击筑饮美酒,剑歌易水湄。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因声鲁句践,争博勿相欺。”

 

 

李白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要想实现理想抱负,必须入仕。自隋代以来,科举考试成为士子进身的正途。从现有资料来看,李白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他对于献赋、从军、隐逸等“终南捷径”情有独钟,并且做了不懈努力。但李白诗歌中的纵酒任侠、因酒使气,更能体现出盛唐气象,因而也比献赋、隐逸等形式更富有狂热精神。

 

 

 

 

2. 佯狂堪哀的生命意识和悲剧精神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指出,人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具有悲剧的性质,是产生酒神的艺术动力,酒神精神与悲剧意识密切相关。面对残酷的现实生活,李白在饮酒诗创作中,伴随着狂热迷乱蕴含着巨大的悲剧性,既有后人无法想象的潇洒和狂热,又有当时人无法理解的痛苦和煎熬。

 

 

李白诗歌中悲剧精神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基本的伤感情结:恋爱悲剧之怨如《长干行》,游子悲剧之怨如《塞下曲》六首、《子夜吴歌》等,君弃之怨如《长门怨》《妾薄命》,世弃之怨如《送蔡山人》,盛世之怨如《行路难》,生死悲剧之怨如《将进酒》等,其中最能体现他悲剧力量的是政治悲剧作品。这种政治悲剧在他身上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出与入、志与才、集体与个体、性格的天真与现实的险恶之间的矛盾。他虽然志向远大,才华横溢,但政治才能平平;他虽然追慕前人,却漠视现实;他过分强调“个性我”,以自我为中心,傲骨太硬,但忽视了“社会我”,重个体而轻社会关系,这种个性必然会导致他即使从政也缺乏成功的关键因素———行方智圆。盛世时代的不幸和个人政治素质的“缺陷”,酿成他的政治悲剧。李白既要保持个性,冲决束缚,又要执著生活,实现抱负,在这种矛盾冲突中深具形而上学性质的悲剧冲动。

 

酒,同游仙、山水、梦一样,是李白用来对抗龌龊现实、消解悲剧意识的重要手段,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酒”。通过“酒”来放弃生命的长度,增加生命的密度:

 

 

穷通与修短,造化夙所秉。一樽齐生死,万事固难审。(《月下独酌》之三)

松子栖金华,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对酒不肯饮,含情欲待谁。(《对酒行》)

 

李白失落的悲剧意识愈强烈,愈想通过“酒”一劳永逸地帮助他解脱痛苦,忘却现实,“会须一饮三百杯”,甚至是用“两千石”的酒来解愁。他渴望借助“酒”超越现实,摆脱痛苦,这正是尼采的“把个体化状态看作一切痛苦的根源和始因,看作本应鄙弃的事情”,是一种企图超越个体痛苦的酒神气质。“但愿长醉不用醒”,但终究有醒时,一旦回到清醒的现实,他就会更加愁苦,倍增他的愤慨,狂放的美酒把他从深渊之中簸扬到大狂大喜的九霄之上,有时反而加重了他的痛苦,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连酒都无法解脱,可见愁苦之深!悲剧与美酒,让他在大醉与大醒、大苦与大乐之中显现出一种跌宕起伏的生命信息,这种生命信息就是酒神精神。

酒使李白在英雄高歌和慷慨悲歌之中获得巨大的张力,使诗人的情绪进入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对他的诗歌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 桀骜不驯的自由个性和叛逆精神

 

李白在生活和创作中常常表达出“以酒为中心”的价值观,这是他诗酒风流叛逆意识的重要表现。以酒抗世,就是要借助酒力冲决社会本身的束缚,包括传统价值观念、社会政治秩序。

 

李白的功名意识强烈,但是失意之时喝起酒来,他的价值观念就与平时迥然不同,一切以饮酒为中心,以酒来观照和评判现实与历史。酒酣耳热之际,可以把功名利禄抛之脑后,如《春日醉起言志》:“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人生苦短、及时行乐,通过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叛逆表达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是对人生大悲大苦的超越。酒酣耳热之际,对千古圣贤的极不恭敬和对功名利禄的鄙夷,如《白马篇》:“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庐山谣》:“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既是盛唐自由空气的反映,也是李白个性使然。酒酣耳热之际,用酒来重新审视历史,《将进酒》得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惊世骇俗之论,这是对封建统治者压抑人才的一种辛辣讽刺。

 

最能体现李白叛逆精神和自我意识的,就是以酒来对抗传统的伦理秩序。封建社会最高权威是皇帝,最重要的伦理关系是君臣关系,但是这些秩序在李白的“酒”面前受到了挑战。杜甫《饮中八仙歌》为李白写照:“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凸现了李白傲岸不羁的性格。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纵酒可以冲破礼制、等级的限制,通过精神上“忘”的作用,达到某种平等。正如曹植《酒赋》所说:“质者成文,刚者成仁,卑者忘贱,窭者忘贫”,集酒气与侠情于一体的李白,不能不考虑酒的“平等”这一文化心理影响作用。李白的这种精神,经历代民间创造和重塑,诸如“御手调羹”“龙巾拭吐”“贵妃捧砚”“国忠磨墨”“力士脱靴”,都在用放大镜来观察李白的傲岸模式,李白上升为中国傲视权贵的文化符号。

 

 

李白的一生充满着矛盾,他既追求功名利禄,又蔑视功名利禄;既维护封建伦理秩序,又弘扬个性自由。矛盾的两个方面,其实就是醉与醒、佯与真的矛盾。“醒我”是为了入仕而不得不屈己干人的庸俗之“我”,而“醉我”则是个性奇伟之“我”,在后世看来,“醒我”不如“醉我”更像李白。这些对立方面在他身上其实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就是“真”。李白以酒中之“真”对抗世俗之“伪”,正是他叛逆精神和自我意识的根本体现,这些矛盾也导致了李白的悲剧人生,杜甫说他“佯狂真可哀”,正是指出了李白身上以酒“佯狂”与悲剧人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