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杜的清丽观

陈应鸾

四川大学中文系

 

李白、杜甫这两位伟大的诗人, 对诗文之清、丽, 都曾发表过自己的意见, 观点有同有异, 很值得认真地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初步作一些探讨。

 

一

清、丽是两种不同的文学特色。陆机《文赋》云:“或藻思绮合, 清、丽芊眠, 炳若缛绣, 凄若繁弦。”首先将清、丽并提。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五言流调, 则清、丽居宗……茂先凝其清, 景阳振其丽。”他非常明确地把清、丽看作五言诗的两种特色, 张华诗清, 张协诗丽。到了唐代, 李、杜不约而同地把清视为古代文学的特色, 把丽视为近世文学的特色。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自从建安来, 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 垂衣贵清真。”把“绮丽”看作建安以后 (尤其南朝) 的风尚, 把“清真”视为元古 (《诗经》、《楚辞》) 之风。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五:“不薄今人爱古人, 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 恐与齐梁作后尘。”把“清”看作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古人”的文风, 把“丽”视为以齐、梁为代表的“今人”的文风。李、杜之后, 仍有持这种看法。如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钱起诗云:“员外诗, 体格新奇, 理致清淡……芟宋齐之浮游, 削梁陈之靡曼。”“靡曼”为华丽之义。可见, 高氏亦把清、丽对举, 并视“丽”为梁、陈之文风。

 

清是一种重内容、重气势、措词端正劲直的文学特色。它与刘勰说的风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陆机说的“凄若繁弦”, 即对“清”而言, 谓其内容具有以情感人的艺术力量。《文心雕龙·风骨》云:“结言端直, 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 则文风清焉。”“使文明以健, 则风清骨峻, 篇体光华。”《宗经》讲“文能宗经, 体有六义”时云:“二则风清而不杂”。可见, 刘勰认为, 文学特色之清与风骨之风关系极其密切。而他所谓“风”, 亦称“风力”。从《风骨》可知, 它是对文学内容的美学要求, 即“述情必显”、“意气骏爽”而造成的以情感人的艺术魅力和阳刚之美。李、杜对清的认识, 与刘勰基本上是一致的。李白《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 欲上青天揽明月。”王琦注“建安骨”云:“东汉建安之末, 有孔融、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及曹氏父子所作之诗, 世谓之建安体。风骨遒上, 最饶古气。”可见, 所谓“建安骨”即“建安风骨”。显然, 李白认为, 谢月兆诗之清与建安风骨相类, 都有“逸兴”、“壮思”和飞腾的气势。其《上安州裴长史书》引郡督马公谓长史李京之云:“李白之文, 清雄奔放, 名章俊语, 络绎间起, 光明洞彻, 句句动人。”其用以状清之“雄”、“奔放”、“光明洞彻”, 即刘勰所谓“意气骏爽”、“文明以健”之义;“名章俊语”, 近于“结言端直”;“句句动人”, 谓有感人的艺术魅力。杜甫《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 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 俊逸鲍参军。”“庾开府”, 指晚年的庾信, 因他在北周孝闵帝时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庾信晚年诗文特色为“清”, 具体地说, 就是《戏为六绝句》之一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 凌云健笔意纵横。”其意亦即刘勰说的“意气骏爽”, “文明以健”。杜甫所谓“庾开府”之“清”, 又比况李白诗之特色。而李白“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 (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 其诗不仅具有豪壮的气势, 而且具有“动天地, 感鬼神” (《毛诗序》语) 的艺术魅力。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声华当健笔, 洒落富清制。”“健笔”、“洒落”与“凌云健笔意纵横”的意思相同, 而此处很明确地形容“清”的特色。凡此, 皆与刘勰的看法一致。不过, 李、杜又各有超越前人之处。李白论“清”常和“真”相联。他宣称自己要“守清真” (《留别广陵诸公》) 、“保清真” (《避地司空原言怀》) , 称赞王羲之“本清真” (《王右军》) 、李清“爱清真” (《鸣皋歌奉饯从翁清归五崖山居》) 、裴政“含清真” (《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 。在文学上, 则明确提出了“贵清真”。“真”, 指情感自然真挚以感动人心。其思想本于道家。《庄子·渔父》:“真者, 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 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 强怒者虽严不威, 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 真怒未发而威, 真亲未笑而和。……故圣人法天贵真。”李白非常提倡以情感自然真挚去感染人, 他批评那些摹仿六朝、缺乏真性情的作品是“雕虫丧天真” (《古风五十九首》之三十五) 。他把“清”与“真”相联, 以此认识“清”这一文学特色, 比起刘勰讲“述情必显”, 有了新的发展。杜甫论清, 特别重意。他提出“清诗近 道要” (《贻阮隐居》) , 由此出发, 特别强调“诗清立意新” (《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清文动哀玉, 见道发新硎。”谓具有“清”这种特色之文如凄清玉声一样新鲜动听, 表现内容如在磨刀石上新磨出刀来一样。亦即“诗清立意新”之意。杜甫常把“清”和“新”连文, 前引《春日忆李白》是如此, 又《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更得清新否, 遥知对属忙。”“对属”, 即对仗, 属形式技巧问题。“清新”与之相对, 显然就内容方面而言。所以, “清”、“新”连文, 实际上就是“诗清立意新”之意。杜甫这种认识, 不仅超越了刘勰, 而且也与李白不同。

 

至于文学特色之丽, 则重在艺术形式 (尤其是语言) 的华美。汉代人已用“丽”来概括楚辞和赋的特征。《史记·太史公自序》:“《子虚》之事, 《上林》赋说, 靡丽多夸。”扬雄《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 辞人之赋丽以淫。”王充《论衡·定贤》谓赋“弘丽”、“文丽”、“文如锦绣”。班固《离骚序》:“其文弘博丽雅, 为辞赋宗”。《汉书·艺文志》谓自宋玉以来之赋“侈丽闳衍”。自建安以后, “丽”成了文学的主要追求。曹丕倡导“诗赋欲丽” (《典论·论文》) , 称赞繁 (pó) 钦书信“其文甚丽” (《叙繁钦》) 。陆机说的“炳若缛绣”, 即对“丽”而言。《文心雕龙·情采》:“老子疾伪, 故称‘美言不信’, 而五千精妙, 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 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 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 藻饰以辩雕, 文辞之变, 于斯极矣。”刘勰很明确地视“丽”为文采、文辞之华美。李、杜使用“丽”这一字眼时, 虽无明确的解释, 但含义则与上述一致。如他们都认为六朝文学“绮丽”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杜甫《偶题》) , 是因为六朝文学特重词藻、对仗、声律、用典等等的精巧、华美。梁元帝所谓“绮纷披, 宫徵靡曼, 唇吻遒会” (《金楼子·立言》) , 可看作对此的说明。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载邕“论文”, “近伏盈川雄, 未甘特进丽。”“特进”, 指李峤。其诗非常注重词采华美工致, 篇章剪裁整齐。他作的《评诗格》中大力提倡“对偶”、“形似”、“雕藻”等艺术美问题。于此亦可见杜甫此处所谓“丽”的含义。

 

二

李、杜二人对清、丽两种文学特色的态度大同而小异。

 

李白重清而轻视绮丽, 但又提倡丽与清结合。对于六朝诗人, 他最推崇的只有谢月兆一人, 以致人称其“一生低首谢宣城” (王士礻真《论诗绝句》)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 谢月兆诗不同于他人的绮丽, 具有清的特色。《送储邕之武昌》:“诗传谢月兆清”, 《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小谢又清发”。李白很少以“丽”, 却经常以“清”称赞他人之诗文。如《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 忆旧游书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览君荆山作, 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逸兴横素襟, 无时不招寻。”这其中的“清”字虽非直接形容诗文, 但这几句诗的意思则是称赞韦作具有清的特色的。天然的清水芙蓉正是清的艺术境界, “逸兴”云云也正是清的特色。王琦注此句曰:“王僧达诗:精气溢素襟。”更证明了这点。《还山留别金门知己》:“方学扬子云, 献赋甘泉宫。天书美片善, 清芳播无穷。”《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予造真, 临别留赠》:“挥毫赠新诗, 高价掩山东。至今平原客, 感激慕清风。”此二则, 前以“清芳”称扬雄赋, 后以“清风”称盖寰诗。《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序:“陈郎将义风凛然, 英思逸发。……动清兴于中流, 泛素波而径去”。“兴”, 指作诗时的审美感受 (参见拙著《诗味论》第九章) 。陈郎将之“兴”既清, 其诗当亦具清的特色。显然, 此乃以“清”称赞其诗。《泾川送族弟钅享》:“蓬山振雄笔, 绣服挥清词”。据王琦注, “清词”是称赞当时一同送李钅享的常侍御之诗的。不仅如此, 李白还借他人之口称赞自己之文“清雄奔放”。正由于他重清, 所以他在理论上提出了“贵清真”的口号, 并把它作为唐代文学“复元古”的唯一途径。对于丽, 李白明确否定六朝文学之绮丽, 说它“不足珍”。孟《本事诗》载李白论诗云:“梁、陈以来, 艳薄斯极, 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 非我而谁?”再次否定梁、陈之绮丽 (“艳薄斯极”) 。但是, 李白又非凡丽都要否定, 他对于与 清结合的丽则是肯定和提倡的。其《泽畔吟序》云:“崔公忠愤义烈, 形于清辞。恸哭泽畔, 哀形翰墨。犹《风》、《雅》之什……观其逸气顿挫, 英风激扬, 横波遗流, 腾薄万古。至于微而彰, 婉而丽, 悲不自我, 兴成他人, 岂不云怨者之流乎?”他认为崔成甫之诗既清且丽, 高度肯定其清, 以至以《风》、《雅》拟之。“怨者之流”, 指具有楚《骚》之遗风。《古风五十九首》之一云:“正声何微茫, 哀怨起骚人”, 可证明这点。李白认为崔诗之丽, 有骚体遗风, 显然是称道而非否定。其《暮春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至于清谈浩歌, 雄笔丽藻……余实不愧于古人也。”“雄笔”谓清, “雄笔丽藻”, 谓清、丽并存、结合。其《大猎赋》序提倡“辞欲壮丽, 义归博远”。“壮丽”, 即“雄笔丽藻”, 均谓以华美之词藻, 表现雄健的气势和壮美的境界, 本质上是以清为主的丽与清的结合。

 

杜甫则是清、丽并重。他主张二者结合, 但与李白略有不同。他对丽的肯定程度比李白高得多, 尤其是对六朝文学之绮丽也给以很高的评价。当然, 杜甫重清, 故常以“清”称赞他人之诗文。如前文已引称赞严武“诗清立意新”, 阮”清诗近道要”, 薛十二丈“清文动哀玉”, 李邕“洒落富清制”, 庾信、李白诗“清新”。此外, 还称赞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 (《解闷十二首》之六) 。杜甫又重丽, 尤其重视被时人口诛笔伐的绮丽。如《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云:“挥翰绮绣扬, 篇什若有神。”织素为文曰绮, 五彩具备曰绣。此处是以“绮绣”喻李文章绮丽的。《留别公安大易沙门》称赞大易诗云:“丽藻初逢休上人”。不仅如此, 杜甫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 高度肯定了六朝文学之绮丽的历史地位。其《偶题》中认为文学的发展线索是:《楚辞》——汉赋 (继承《楚辞》传统) ——建安文学 (有风骨) ——六朝文学 (以绮丽见长) ——初唐文学 (兼有六朝馀习) , 指出“作者皆殊列, 名声岂浪垂”, “后贤兼旧制, 历代各清规”。这里, 实质认为, 六朝文学之绮丽, 尽管与其他时代特色不同, 但其名声非平白无故地流传下来, 它仍是一代的美好规范。也就是说, 绮丽乃文学发展的一个历史必然阶段, 其对文学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杜甫如此肯定绮丽, 目的在于说明绮丽并非“不足珍”的, 因此不应排斥它, 而应吸收它。但是, 杜甫又不主张现时文学只要绮丽, 不要其他。《戏为六绝句》之四:“才力应难跨数公, 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 未挚鲸鱼碧海中。”在他看来, 作品只有如“翡翠兰苕”式的妍丽小巧, 而无于“碧海中”“挚鲸鱼”的力度、气势, 其作者决非超群出众之辈。杜甫的基本思想亦主张清、丽结合。《戏为六绝句》之五明确提出“清词丽句必为邻”, 要求在清的方面与屈、宋等“古人”并驾齐驱, 在丽的方面不落在齐、梁等“今人”之后。这种清、丽结合, 不是如李白所主张的把丽溶入清中, 而是既清且丽。其《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郑、李光时论, 文章并我先。阴、何尚清省, 沈、宋炎欠联翩。”《新唐书·宋之问传》谓沈亻全期、宋之问诗“靡丽, 回忌声病, 约句准篇, 如锦绣成文。”因此, 杜甫这几句诗实际上是称赞郑、李文章既有阴铿、何逊之“清省”, 又有沈、宋之“靡丽”特色。《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诗罢地有馀, 篇终语清省。……绮丽玄晖拥, 笺诔任骋。”称赞张九龄诗既“清省”又“绮丽”的特色。凡此, 皆表明了杜甫的清、丽结合的思想。应当说明的是:前文引的《八哀诗》载李邕论文“未甘特进丽”, 只是客观地介绍李邕的观点, 并非杜甫也有轻视丽的思想。

 

综上可见, 李、杜二人对清、丽的态度有同有异。其相同处在于:二人都重清, 并不同程度地主张清、丽结合。其相异处在于:对六朝 (尤其是齐、梁、陈) 文学的绮丽, 李持否定的态度, 杜持高度肯定的态度。

 

三

李、杜二人对丽的态度所以有异,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本文拟就其主要之点, 略加申说。

 

第一, 两人接受的文学理论传统有差异。

李白主要是接受了初唐史家和陈子昂的文学思想。初唐史家已初步具有了清、丽结合的思想。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江左宫商发越, 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 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 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 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 简兹累句, 各去所短, 合其两长, 则文质斌斌, 尽善尽美矣。”他主张将北方之气质和南方之清绮结合起来, 实际上是一种清、丽结合的思想。令狐德主张“权衡轻重, 斟酌古今, 和而能壮, 丽而能典, 焕乎若五色之成章, 纷乎犹八音之繁会。” (《周书·王褒庾信传论》) 其中明显包含清、丽结合的观点。但是, 他们对六朝文学之绮丽, 均持否定的态度, 尤其是把庾信作为头号的批判对象。如魏征说:“梁自大同之后, 雅道沦缺, 渐乖典则, 争驰新巧。简文、湘东, 启其淫放, 徐陵、庾信, 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 其文匿而彩, 词尚轻险, 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 盖亦亡国之音乎!” (《隋书·文学传论》) 令狐德亦云:“子山之文, 发源于宋末, 盛行于梁季, 其休以淫放为本, 其词以轻险为宗, 故能夸目侈于红紫, 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 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 斯又词赋之罪人也。” (《周书·王褒庾信传论》) 至“复古”论者陈子昂则一方面提倡“汉魏风骨”, 一方面批评“齐、梁间诗, 彩丽竞繁”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 表现了重清轻丽的观点。相比之下, 可见李白的观点与他们非常一致。杜甫则不然。他显然不同意初唐史家否定六朝文学之绮丽的观点, 故他针锋相对地多次肯定庾信。除前已引到的之外, 还说:“庾信平生最萧瑟, 暮年诗赋动江关。” (《咏怀古迹五首》之一) 尤其是他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 不仅高度肯其晚年的清, 用一“更”字, 明确表示其早年之绮丽亦不可废。对于陈子昂, 杜甫虽崇敬其人其文 (见《陈拾遗故宅》等) , 但并未全盘接受其重清轻丽的主张。杜甫的清、丽结合的思想, 似乎也不是来源于初唐史家, 而是来源于刘勰。《文心雕龙·风骨》:“夫翟备色而翥百步, 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 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 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 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 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 固文笔之鸣凤也。”刘勰主张风骨与文采结合, 认为二者离则各有其弊, 合则兼美。这实质包含着清、丽结合的观点, 并且于清、丽两方面均无私于轻重。杜甫这方面的观点, 与之极其相似。

 

第二, 两人的文学史观有差异。

对照一下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和杜甫《偶题》, 即可见出这点。李白描绘文学发展情况说:“《大雅》久不作, 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 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 兵戈逮狂泰。正声何微茫, 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 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 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 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 垂衣贵清真。”在他看来, 自《大雅》之后, 文学发展是后不如前, 每况愈下, 至六朝的“绮丽”, 已跌倒了最低谷。这是一种文学发展退化论, 是李白否定绮丽, 主张“复元古”最直接的思想根源。这种文学发展观, 实际上早已有之, 如裴子野、李谔、王通、初唐史家、陈子昂等均有这种看法。不过, 李白很可能是直接受了陈子昂的影响。《古风五十九首》之一的内容, 几乎是《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翻版, 都是在表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这一认识的。杜甫《偶题》叙述文学发展情况, 与李白迥然不同:“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 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 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 馀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 历代各清规。”在他看来, 文学发展并非一代不如一代, 而是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 都为文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因此它们的价值和历史地位, 都应得到肯定。正是从这种文学发展观出发, 杜甫对六朝文学之绮丽也给予肯定, 认为它和其他时代文学一样, 也是一代之“清规”。这种观点显然比“复古”论者公允得多!

 

第三, 两人的思想亦有差异。

学术界一致公认, 李白虽有儒家思想, 但以道家思想为主, 而杜甫则几乎近于醇儒。道家具有重质轻文的倾向, 而儒家则文质并重, 主张文质彬彬。李白对文的重视程度, 显然不如杜甫。如他虽通声律, 却又不大重视, 甚至认为梁、陈文学“艳薄斯极”, 与沈约“尚以声律”有关 (参见孟《本事诗》) 。他虽写有近体诗, 却不专力于此, 其代表作则以古体诗、乐府诗居多。这种情况必然导致一种否定绮丽的态度。但因他又有儒家思想, 又不完全轻文, 故并不彻底否定丽, 尤其不否定与清结合而成的壮丽。杜甫显然更加重文, 故他称赞他人“少小爱文词” (《移居公安敬赠卫大郎钧》) 、“诗家秀句传” (《哭李尚书之芳》) 。尤其是杜甫特重声律, 有不少近体诗的代表作。他还称赞他人“遣词必中律” (《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 , 以自己“晚节渐于诗律细” (《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 而得意。又如, 杜甫很爱好创造佳句妙语, 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 语不惊人死不休”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这种重文的思想, 与其肯定丽 (乃至绮丽) 的态度, 显然有必然的联系。历来文学的丽, 也正是重文的结果。

 

1999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