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诗歌中的女性题材及抒情特征三论——李杜诗歌女性观念的比较

2024-10-20 可可诗词网-文章 https://www.kekeshici.com

刘明华杨理论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重庆北碚　400715。,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

李白诗歌中女性出现的频率较高 , 而杜甫诗歌中女性出现的频率却相对较低。李白在诗中描写女性时 , 主要是表达对女性的思慕与渴求 , 这正是男权社会里 , 男性将女性抽象化为审美客体甚至欲望化玩物而用以满足男性缺失情感的一种体现 , 而杜甫则将女性投放到了现实生活的大时代背景上 , 从人性的角度 , 将女性作为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主观美化的抽象喻指来抒写 , 对女性进行了新的诠释 , 折射出男女平等的一线曙光。二人在女性题材的写作上表现出从喻指到写实、从飘逸到沉郁、从渴求到礼赞三个方面的差异。

关键词：

李白; 杜甫; 女性题材; 抒情特征;

作者简介： 刘明华,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重庆北碚　400715。; 杨理论,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中国传统文化是宗法封建家长制为核心的男权文化, 女性只不过是男性的陪衬与附庸。因此, 女性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出现, 实质是男权话语建构的结果。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鼎盛时期, 此时诗坛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诗歌中均有大量篇幅咏及女性。无疑, 他们以女性为题材的诗歌也烙了上男权话语的深深印痕。虽然, 从李白到杜甫, 这种男权话语下的女性描写范式未被打破, 但他们诗歌文本中所呈现的女性观念却有了一些重要的转变。

李白诗歌中, 女性的出现, 或零散或专咏, 频率之高恐怕历代诗人无出其右。李白现存的诗歌中, 有女性出现的诗歌有250余首, 占其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强, 而其中专咏女性的诗歌有80余首, 约占十分之一。王安石曾云李白诗歌“十首九说妇人与酒”[1], 虽属夸张, 但却充分说明李白有关女性题材的诗歌的数量之多, 令人瞩目。杜甫诗中涉及女性的有150余首, 仅占诗歌总数的十分之一。专咏女性者为数更少, 只有10余首。量不算多, 但它们却是杜甫女性观念所表现出的一些新思想的折光。把这两位同时代诗人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女性观念进行对比和讨论, 可以发现, 李白在诗中描写女性时, 几乎主要是表达对女性的思慕与渴求, 这正是男权社会里, 男性将女性抽象化为审美客体甚至欲望化玩物而用以满足男性缺失情感的一种体现。而杜甫则将女性投放到了现实生活的大时代背景上, 他从人性的角度, 将女性作为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主观美化的抽象喻指来抒写, 对女性进行了新的诠释, 折射出了男女平等的一线曙光。李杜在女性题材的写作上所表现出的不同之处有三:

一、从喻指到写实——李杜女性题材的虚与实

由于女性在男权文化中处于边缘地位, 女性成为男性赏玩的对象而渐趋物化, 美女也逐渐被抽象为美的代名词。同时由于儒家文化赋予的君臣、父子、夫妻的同构关系, 美女常常成为诗人自我的象征, 众多的女性题材的诗歌含有浓厚的比兴色彩和政治色彩, 表达出的是失意诗人的政治之恋。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家就大量将女性作为“比兴”的喻体写入诗中来表达其政治失意之感。此后, 张衡的《四愁诗》、曹植的《美女篇》、阮籍的《咏怀》其九以及傅玄的《拟四愁诗》等诗作, 进一步将这种比兴方式发扬光大。

受此写作传统的影响, 李白女性题材的诗歌也有许多表达的是其政治之恋或政治失意之感。其比兴方式中美女大多喻指自己“思得君子而附离, 与共爵位而用世也” (萧士斌贝评笺语) [2], 表现出美人 (自己) 对君王的思慕和追求。丁晏《曹集诠评》曾云:“美女者, 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 愿得明君而事之。”李白《古风》二十七、《秦女卷衣》、《感兴》其六、《寄远》其九、《白辞》三首等都透露出贤才求主的强烈愿望。

然而, 对于李白来说, 这种追求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历程。诗人“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时候, 其自负和狂喜之情溢于言表, 可他遇到的已不是早期励精图治的明君李隆基了, 唐玄宗声色犬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李白“申管晏之谈, 谋帝王之术”的政治才能, 而是他那支可能粉饰太平的生花妙笔。有着强烈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因此, 诗人想追求的恩爱和谐的夫妻关系——“一体君臣”关系是无法实现的。被赐金放还的结局便如男女爱情破裂一样, 是政治上的失恋。因而弃妇也成为了李白笔墨畦径间的重要形象, 如《古风》四十四、《妾薄命》以及《中山孺子妾歌》等。弃妇形象只在借用寄托, 意在慨叹仕途之艰辛, 贤才之迟暮。此外, 被杨贵妃、张垍和高力土所谗造成的被君主抛弃的失意, 使李白蒙受了被休弃的耻辱。因此其女性题材诗歌中还有许多是借遭妒的美人形象来表达自身才能特出而遭妒遭谗这一隐性含义的。如《古风》四十九、《玉壶吟》、《于阗采花》、《赠裴司马》、《惧谗》、《效古》其二等诗, 均在抒发自己忧谗畏讥之怨怼。

尽管自己感士不遇, 李白内心深处还是深深地依恋着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 (君王) 。胡震亨在评笺李白《相逢行》时说:“此则言相逢其人, 仍不约相亲, 恐失佳期, 回环致望不已, 较古辞用意尤深。《离骚》咏不得于君, 必托男女致词, ……白诗题虽取之乐府, 而诗意实本诸《骚》, 盖有已近君而终不得近之怨焉。”[2]李白的通过女性题材所表达的政治之恋实质上体现出的是夫妻—君臣的二人关系, 正所谓“二人关系的追求与失落主要集中在夫妇和君臣上, 这恰与人生的两个最敏感的问题——性和权力 (爱情和政治) ——相结合。作为人类产生悲剧意识的两个最强大的台风中心在中国文化中具体地集中地表现为二人关系的追求与失落”[3]。李白的人生舞台上, 上演着的是一出深刻的悲剧。

杜甫有关女性题材的作品中, 借比兴表达政治之恋的不多。偶一为之, 颇多争议。如他在秦州所写《佳人》, 前人对此篇的立意众说纷纭。陈沆、王认为是比兴寄托之作, 是托弃妇以喻逐臣。而仇注杜诗却力反其说:“天宝乱后, 当是实有其人, 故形容曲尽其情。”[4]怎样客观地评介杜甫《佳人》, 黄生的看法较为允当:“偶有此人, 有此事, 适切放臣之感, 故作此诗。”[5]确实, 诗中既反映了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动荡的政治内容和贞洁自守的佳人被休弃的现实内容;又融进了诗人在政治仕途、经历遭际等方面的个人历史内容。与李白表达迟暮之悲的诗歌相比较, 杜甫此诗已有了一些转变, 在比兴寄托的感喟中, 现实性的情境强化。

在李白和此前的诗人表达政治之恋的女性题材的诗歌中, 作为喻体的君子和美人显然是受传统美学观念所影响而抽象化和模式化的虚拟人物 (历史人物也经过诗人主观虚拟化) , 在虚拟性情境中, 表达美人对君子——贤才对君王的不懈追求。君子和美人被抽象化, 体现出唯美主义倾向。在《佳人》中, 杜甫极力刻划佳人的冰清玉洁, 表达出了自己的同情与肯定, 也抒发了一介书生在风云际变、仕途坎坷中坚守节操的人生感喟。在此后的诗歌创作中, 随着诗人阅历的日渐丰富, 思想的渐趋深沉, 其政治之恋也渐渐转化为“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 女性意象的政治性的喻指也渐趋消失。由“美”向“真”, 杜甫诗中的女性走入了现实生活, 诗人关注的已是其人生历程中所遭逢的真实人物的真实人生了。典型如《听杨氏歌》:

佳人绝代歌, 独立发皓齿。满堂惨不乐, 响下清虚里。江城带素月, 况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 壮士泪如水。玉杯久寂寞, 金管迷宫徵。勿云听者疲, 愚智心尽死。古来杰出士, 岂特一知已。吾闻一秦青, 倾侧天下耳。

此诗是杜甫晚年寓居夔州时所作。在那个“玉杯久寂寞, 金管迷宫徵”的时代里, 诗人偶然听到杨氏响遏行云的美妙凄惋的歌声, 激起了“老夫悲暮年, 壮士泪如水”的不可开解的愁绪, 因此自伤世无知音之感。仇兆鳌云:“前以佳人起, 后以杰士收, 感慨无限。”[4]此中感慨, 当指杜甫与杨氏的同病相怜之感。由《佳人》到《听杨氏歌》, 女性意象更真实, 更富个性了。这点在《剑器行 (并序) 》中体现更为明显。序和诗中描写了两位有着师承关系的舞伎。诗人采用了虚 (回忆公孙大娘) 实 (现实的李十二娘) 相生, 今昔对比之构架, 运用了一系列夸张、比喻的艺术手法, 巧妙再现了师徒二人高超的舞剑艺术。不过, 诗人更注重的是产生强烈对比的今昔两个时代, 表达“感时抚事增惋伤”的悲苦心情。诚如王嗣曰:“此诗见剑器而伤往事, 所谓抚事慷慨也。故咏李氏, 却思公孙, 咏公孙, 却思先帝, 全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4]

杜甫对杨氏、公孙大娘或李十二娘的描写, 都充满着尊敬与同情。诗人与她们同喜同悲, 同歌同哭。诗人仰慕她们, 并不是因为她们是诗人喻指的某个对象, 而是因为她们身怀绝技;诗人怜爱他们, 并不是因为她们倾城倾国的容貌, 而是她们的身世遭遇与诗人有着极其相似的沧桑与苦难。她们在客观现实生活中是有姓有名的真实女性, 在作品中具象为个性鲜明的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相比之下, 李白诗中的女性的“真实性”大不如杜甫诗中的女性。正因为如此, 我们说从李白到杜甫, 女性题材的诗歌有了由虚到实的质的转变。

二、从飘逸到沉郁——李杜女性题材的审美变化

怨女诗是古典诗歌的常见主题, 其实质是女性渴望正常的夫妻生活而求之不得的情感缺失和生存悲剧。表达怨女思妇忧愁的诗歌最早见于《诗经》, 如《周南·卷耳》、《卫风·伯兮》、《邶风·雄雉》等等, 它们大多情绪直白, 缺少韵致。到了汉魏诗歌中, 如汉乐府的《伤歌行》、《饮马长城窟行》, 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明月何皎皎》以及南朝民歌《子夜四时歌》等等, 由于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儒家礼教的推广, 怨女诗的基调也由单纯质朴转为低婉哀伤。在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下, 御用文人创制了齐梁艳体诗, 使怨女诗又被剥去了低婉哀伤的情感内核, 披上了轻靡绮艳的外衣。直至唐初, 虽经陈子昂、四杰等极力摒弃, 高蹈复古, 但齐梁余波仍未荡尽。

作为传统怨女诗的优秀继承者, 李白不仅大量创作怨女诗, 而且使它有了—些开拓性的进展。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在论及李白的女性题材的诗歌时曾说:“对所思念的亲人的生命的关切, 对白白浪费的青春的焦虑和悲伤;这些年青美貌, 热爱生活的女性形象, 蕴含着一种坚贞不移的信念, 深深地打动了唐代诗人的心, 使这个领域, 形成从六朝的闺怨诗到唐代的闺怨诗的一个突破。”[6]关于这个“突破”, 松浦先生语焉不详, 按我们的理解, 当是李白怨女诗所涉及的社会面比较广泛。

李白从多角度、多侧面描写了女性怨情。或从女性闲愁的角度描写女性朦胧含蓄的思春意识, 传达莫名忧愁, 如《玉阶怨》、《渌水曲》、《拟古》其二等;或从已婚女性角度, 描写思妇对在外举仕、漫游、为官的丈夫的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的思念以及征人妇对戍守边塞的丈夫的关切、思念、希冀, 如《乌夜啼》、《久别离》、《春思》、《巴女词》、《北风行》、《子夜吴歌》其三、其四、《黄葛篇》、《学古思边》、《思边》等;或单从相思角度出发, 描写少女情深、女子失恋、相思梦断、睹物思人等, 如《夜坐吟》、《代秋情》、《大堤曲》、《代别情人》等等。总之, 李白笔下的怨女形象丰富多彩, 感情凄恻动人。另一方面, 李白将乐府旧题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 融进了自身对现实生活的感悟与体验, 在怨女诗的内容上亦有所突破。如《子夜吴歌》本为南朝乐府旧题, 写的是吴地女子的相思情爱, 李白《子夜吴歌》其三、其四将笔触延伸到现实生活的穷兵黩武, 由怨女闺情而引发出“何日平胡虏, 良人罢远征”的强烈愿望, 为古老的题材注入了现实的内容。

但是, 李白的突破毕竟有限。李白所处的时代虽已步入盛唐, 但齐梁文风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李白在反对齐梁体、学习建安及此前诗歌的同时, 也没有完全涤净南朝旧制的痕迹。这使他的女性题材的诗歌既有着“天然去雕饰”的质朴语言和自然和谐的抒写方式, 也有着低婉艳丽的靡靡之音。更为重要的是, 李白描述怨女的视角及心理状态并没有超越前人, 他和历代热衷于怨女题材的诗人一样, 是将女性情感需要无法满足而表现出的哀怨视为一种富有魅力的特殊美感而加以抒写和阐释。在男权话语主导的社会中, 物化了的美女形象是男性诗人创作的灵感。正如克罗齐所言:“老美学家鲍姆嘉登劝诗人借骑马, 喝不过量的酒, 并且 (如果他们无邪念) 看美人, 来找灵感。”[7]因此, 李白女性题材的诗歌总有着飘逸的思绪, 女性形象也总是艳丽多情, 她们往往对男性抱有一种强烈的思和怨, 情感处于热切渴求状态而又求之不得。这种美女形象, 正是男性标榜自身, 突出男权中心的显性体现。“在这个意义上, 那美的、可爱的、被动的、偏偏又对爱的可能性没有绝望而持续期待的存在——闺怨的女性形象, 是最集中地形象化了当时士人社会女性观的要素的产物。这确是本来意义上的形象化。从而至少对男性来说, 这也许应该是异质的因而是富有魅力的女性形象的永远不变的典型之一。”[8]

杜甫的怨女诗, 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视角上同李白相比都有了质的飞跃。杜甫将怨女诗的主人公放到艰难困苦的现实生活中, 以犀利的笔触对不平的政治现实予以揭露和批判, 对苦难女性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关注, 为怨女诗的写作拓展出了新的空间。虽不能说杜甫有男女完全平等的进步思想, 但杜甫诗中的女性已不再只是男权话语下的美的欣赏品, 而已还原为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了, 这是诗人审美视角的一个重要变化。

和李白一样, 杜甫诗歌中也有许多描写征人妇的。但和李白专注征人妇的相思担忧不同, 杜甫专注的是征人妇的现实苦难, 这是审美视角的一大变化。频繁的战争, 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 下层人民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生存现状, 进入了杜甫的视野。如《新婚别》里, 暮婚晨别, 床席未暖, 新郎就要被征入伍, 送往“死地”了, 而新妇也将被残酷的战争推向征人妇甚至是寡妇的行列了。新妇悲愤之极, 却又无可奈何。仇兆鳌注云:“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 聚之暂也。君行君往, 别之速也。随君, 情之切也。对君, 意之伤也。与君永望, 志之贞且坚也。频频呼君, 几于一声一泪。”[4]此评介真切表述了新妇面临生离死别时的复杂情感。

杜甫诗中的女性形象不仅仅局限于征人妇, 他描写寡妇的诗也颇具特色。《又呈吴郎》描述了一个为了生存而迫不得已扑枣于邻的老寡妇, “通篇借一妇人, 发明诛求之惨” (朱瀚评笺语) [4], 老妇被残酷的剥削压榨逼向了啼饥号寒之境, 诗人禁不住为之恻隐, 为之落泪。再如《无家别》、《遣遇》、《白帝》、《虎牙行》等写实诗歌中, 杜甫也曾多次写到寡妇, 也曾屡屡为她们而洒下同情的泪水。

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苦难是广泛深远的, 除了征人妇和寡妇的痛苦之外, 还有众多的女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在杜甫的诗歌中也有反映。如《负薪行》描写了大批壮年男子在战争中死亡, 使得出现了妇女“四十五十无夫家”的畸形社会状态, 更反映出了“土风坐男使女立, 男当门户女出入”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作品深刻再现了女性内心的痛苦和现实的磨难所造成的内外交困的生存状态。诗人寓至悲于平淡的叙述中, 只在结尾大抒愤懑:“若道巫山女粗丑, 何得此有昭君村?”杜甫为此而深深不平却又无可奈何。

现实生活——战乱、诛求频仍、吏治腐败, 使杜甫的写作一改李白虚拟的指向, 回复到了《诗经》与汉乐府的写实主义传统, 而又在更高层次上超越了这一传统。鲁迅先生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9]杜甫用犀利冷峻的笔触, 对善良女性被蹂躏, 践踏乃至惨遭毁灭的悲剧性命运进行抒写, 从而演绎出了一曲曲关于女性的悲歌。与李杜二人在题材处理上的虚与实相关, 他们在女性的审美观照上也呈现出从优美飘逸到沉郁顿挫的嬗变。

三、从渴求到礼赞——从李杜婚姻看抒情主体的差异

李杜女性观念的迥然相异,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诸如天赋、性格以及后天的文化教养等等, 但他们与妻子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如果对李白的人生作一整体性的观照, 我们会发现, 李白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与妻子异地而居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有扬李抑杜倾向, 学术界自有定评, 但其中对李白的家室索隐大体上还是能自圆其说的。依据此书, 可以勾勒出李白的婚姻历程。

开元十五年 (727年) , 李白二十七岁, 在安陆与故相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开元十八年 (730年) , 离安陆赴长安, 与其妻相处三年左右;开元二十一年 (733年) 重返安陆, 与其妻相处将近两年;开元二十二年 (734年) 因游襄阳离开;开元二十四年 (736年) , 移家东鲁, 与其妻相处大约一年;开元二十六年 (738年) 居鲁中并于次年由洛阳去淮南;直到开元二十八年 (740年) , 许氏夫人去世 (据郭沫若推测) 才再返东鲁。结婚十三年, 约略算来, 李白与许氏夫人相处不过六年左右。其妻死后的两年, 鳏居的李白可能与刘氏又结了婚, 但旋即离异了。由于时间极短且二人关系不合 (李白诗“会稽愚妇轻买臣”可证) , 此次婚姻生活几可略而不计。天宝三年 (744年) , 李白与宗氏夫人结婚, 虽情感甚笃, 但旋又与杜甫、高适同游而离开。从此, 李白出游更为频繁, 其间游历几遍江南, 后又北上幽燕, 其间诗歌均看不出携妻同游的迹象, 因此, 李白可能只是在巡游时顺道回家看过几次宗氏, 但与其相处不会太久。直至天宝十四年 (755年) , 宗氏夫人客居梁苑, 还频频寄书与李白, 望其北归。此年秋天, 李白终于返回梁苑与宗氏相晤, 但不久安禄山反叛, 即仓皇携宗氏南奔寓居浔阳, 其间还只身往来于金陵、宣城等地;天宝十五年 (756年) , 永王李遣使三次聘请李白, 宗氏曾力加阻挠, 但李白仍然留下《别内赴征》而参加了永王幕府。次年, 永王兵败, 李白被系浔阳狱, 宗氏夫人为之奔走营救, 后虽获释, 但旋又被长流夜郎。此后似再未见过宗氏夫人, 直至客死当涂。

婚变的频繁和长时间夫妻分居 (有时是鳏居) 是李白婚姻状况的两个显著特点。李白一生大部分时间人在旅途, 裘马轻狂、狂歌痛饮的诗人给我们留下了意趣高远、超旷洒脱的印象。然而有谁注意到, 他的浪迹天涯缺少温柔体贴的女性相依相伴?李白带着唯美倾向关注情感强烈缺失的怨女、或“清水出芙蓉”般亮丽纯洁的越女、巴女、吴女时, 反映出的深层心理实质是他自己对女性的强烈渴求和爱慕。也正是这种情感缺失心理, 使李白女性题材的诗歌中包含了大量赠内、寄内、忆内诗 (其明确标明赠与妻子的诗歌就有10余首) , 使思念妻子的内容和情感成为其女性题材的诗歌的主调之一。

较之李白婚变的频繁和与妻子长期异地分居, 杜甫的婚姻生活则显得幸福和谐得多。杜甫之妻杨氏是司农少卿杨怡之女。据前人推论, 二人可能是在开元二十九年 (741年) 结的婚, 其时杜甫已29岁。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杨氏“四十九年而终”, 结合杜甫现存诗文无悼亡之词, 杨氏之卒或后于杜甫。据此, 杨氏与杜甫结婚时尚为不足20岁的闺中少女。杜集中现仅存两首怀念妻子的寄内诗《月夜》和《一百五日夜对月》。我们从诗中可以知道杨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 她深爱着杜甫, 而杜甫也深爱着她。据两诗的切切思念之情, 我们可以推测杜甫在结婚之后的15年间, 虽频频出游, 但因距妻子不是很远, 故可常常回家, 相别的时间不会很久。而两诗均作于天宝十五年被叛军俘获之时, 虽长安距州也不远, 但相见之期却不能以杜甫的意志为转移, 故两诗思念之情深意切, 令人感佩。按之于史, 次年四月杜甫便逃脱贼营达于行在, 八月回州省亲, 与杨氏再聚;乾元元年 (758年) 杜甫贬华州司功参军, 不久便弃官携家客居秦州, 旋又经同谷而入成都。此后“漂泊西南天地间”, 杨氏夫人始终相依相伴, 直至杜甫去世。

纵观杜甫的一生, 他的夫妻关系和谐, 几乎没有李白那样的强烈情感缺失。因此, 杜甫专咏妻子的作品虽然很少, 但诗中妻子出现的频率却比较高, 其诗中有30余次咏及杨氏。如《羌村三首》其一的“妻孥怪我在, 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 相对如梦寐”, 将其妻之担忧牵挂刻划得极为传神;《遣兴》的“世乱怜渠小, 家贫仰慈母”, 表达了对其妻含辛茹苦操劳家务而毫无怨言的高度肯定;《北征》中“经年至茅屋, 妻子衣百结。……瘦妻面复光, 痴女头自栉”一节也曲折传达出对独撑门户, 饱受折磨的妻子的感激和自己的愧疚。寓居成都时, 生活较为稳定悠闲, 杜甫还曾有过“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 (《江村》) 和“昼引老妻乘小艇, 晴看稚子浴清江” (《进艇》) 的雅致闲适。这说明出身名门的杨氏也是一个富有意趣的贤淑女子, 她不仅是杜甫的妻子, 还是杜甫的知音。故而, 杜甫在审视别的女性时, 少有李白因情感缺失而形成的那种审美眼光, 而能结合自身的颠沛流离之感, 将心力倾注到了女性现实的苦难方面。

我们知道, 男人和女人构成了整个人类世界。生命的本能使得无论缺少男人和女人, 都会形成欲望 (包括生理欲望和精神欲望) 无法满足的情感缺失。这些欲求虽能暂时被抑制, 却不能真正泯除。弗洛伊德认为, 这些未被真正消除的欲望必须寻求社会许可的方式升华。中国传统的怨女诗, 便是古代文人在“旷怨失时”, 百无聊赖中实现相思的替代方式, 展示了本能欲望向较高层次的情感需求升华的生动过程。文化人类学和当代神话学研究均已表明, 相思虽具有多元因素, 情欲要求仍为基本前提。人类生理上性的本能冲动正是男女相思之情的动力源。[10]李白与妻子聚少离多, 为此他创作了内容广泛、数量繁多的女性题材的诗歌来满足对女性的思慕与渴求, 受此影响 (也受传统比兴思维方式的影响) , 其寄寓深意也多采用女性意象来表达。而杜甫朝朝暮暮的稳定婚姻和他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态度, 对他的女性题材的写作产生了影响:不再着力于闺中佳人感伤和相思情绪的渲染, 而是关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苦难, 从而完成了女性题材诗歌从抽象的喻指到具象的实指, 审美风格从飘逸到沉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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