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仗剑远游初期两次去蜀出峡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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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仗剑远游初期两次去蜀出峡臆说

乔长阜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江苏镇江212003

摘要：

由李白益州谒见苏当在开元九年 (72 1) , 江陵遇见司马承祯当在开元十一年春 , 可推断李白远游出峡当在开元九年到十一年春之间 , 又据《初下荆门》作于深秋、《自巴东舟行……》作于冬春之间、诗有“海月十五圆”等语、《荆门浮舟望汉江》作于春天等实情 , 可推断李白出蜀之时当曾两次出峡 :第一次在开元九年秋 , 后复返峡中 , 第二次在开元十一年春

关键词：

李白; 远游; 出峡时间;

作者简介： 乔长阜 (1938—) , 男, 江苏泰州人, 教授, 中国李白研究会会员, 主要从事唐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00-11-20

Received： 2000-11-20

对于李白“仗剑去国, 辞亲远游”的时间, 笔者在《李白开元十年“仗剑”出蜀臆说》 (《中国李白研究》1997年集) 中提出了个人的陋见。事后, 感到所说有不够充分和深入之处。现将继续学习和探索的一些收获和看法, 陈述如下:

一、去蜀出峡时间的上限和下限

所谓李白的“出蜀”, 应当包括离开蜀中 (去蜀) 和东出三峡 (出峡) 两个方面。众所公认, 李白去蜀, 是在他谒见苏之后;李白出峡, 是在他江陵见司马祯之前。那么, 他是何时见到苏和司马承祯的呢?

关于李白蜀中谒见苏的时间, 陈钧在《李白谒见苏年代考辨》 (《中国李白研究》1990集上) 中考证认为, 苏开元九年 (721) 及开元十一年到十二年曾两次镇蜀, 李白谒见苏当在开元九年。此文除了个别地方值得商榷外, 总的说来, 考证颇翔实, 结论正确可信。为了证明其说, 这里补充几点。其一, 《新唐书·苏传》载:“ (开元) 八年, 罢为礼部尚书。俄检校益州大都督长史, 按察节度剑南诸州。”苏有《初至益州上讫陈情表》, 作于其“更超宗伯”即为礼部尚书后, 文中有“西南重镇, 巴蜀奥壤, 爰杂县道, 且联军戎, 付臣兼之” (《全唐文》卷二五五) 等语。其中“县道”是指“察官人善恶” (《唐会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抚”) , 属按察使职责;而“军戎”则是指“掌总兵马” (《新唐书·百官志四下》) , 属节度使职责。这两条材料表明, 苏初镇益州时兼有按察使和节度使两职。而他的《利州北题佛龛记》署衔是“礼部尚书兼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使持节剑南安南节度诸军州事许国公苏” (《全唐文》卷二五六) , 不带按察使衔, 则显然是另一次镇蜀时所题。其二, 《新唐书·百官志四下》:“置十道按察使, 道各一人。开元二年, 曰十道按察采访处置使, 至四年罢。八年, 复置十道按察使, 秋冬巡视州县。十年, 又罢。”《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八年, “五月辛酉, 复置十道按察使”。《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十年, “十二月, 停按察使”。这些材料表明, 苏初镇益州, 只能在开元八年五月以后, 十年十二月罢按察使以前;再镇益州, 只能在十年十二月之后。其三, 两《唐书·苏传》都说苏出为益州大都督长史以后, 开元十三年十月从驾东封泰山, 那么他结束再镇益州的时间当在其时之前;而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剑南西川》及郁贤皓《唐刺史考·益州》所考, 苏为益州长史 (实际是再镇益州) 是结束于开元十二年。他的《利州北题佛龛记》未署按察使衔, 当作于再镇益州时;他的《利州北佛龛前重于去岁题处作》 (《全唐诗》卷七四) 诗题和内容均与题佛龛记对应, 表明“记”是再镇益州赴任途中所题, 诗是再镇益州罢任归京途中所作。“记”有“阳景颓兮翠改色, 阴风起兮白增波”等语, 时令当是秋天;诗有“卧石铺苍藓, 行塍覆绿条”语, 当作于春夏间。这种情况与苏再镇益州只能在开元十年十二月以后, 结束于开元十二年的事实联系起来看, 他的再镇益州只能是始于开元十一年秋, 结束于十二年春夏间。其四, 《唐大诏令集》卷一○三录有苏开元八年二月十九日、三月十一日以及开元十年二月二十七日、五月十一日的《处分朝集使敕》, 表明他其时正在长安, 并未出镇益州。他的《慈恩寺二月半寓言》说:“不驻秦京陌, 还题蜀郡舆。爱离方自此, 回望高踌躇。” (《全唐诗》卷七四) 时间是“二月半”, 与《利州北题佛龛记》不同, 当是初镇益州即将由长安出发时作。那么, 根据《唐大诏令集》所载, 他初镇益州始发时间, 不可能是开元八年二月半或十年二月半, 而只能是开元九年二月半。他的《夜发三泉即事》作于“归奏丹墀左” (《全唐诗》卷七三) 之时, 时令是“穷秋”, 与他再镇益州归京的时间不同, 当是初镇益州罢归长安途中所作。按照他开元九年二月半始由长安赴任益州, 以及他开元十年二月、五月已在长安的事实, 那么他初镇益州罢任归京, 时间也只能是开元九年秋。

李白江陵见司马承祯的时间, 笔者在《李白开元十年“仗剑”出蜀臆说》中, 根据《旧唐书·司马承祯传》等所载, 考证当在开元十年冬到十一年春之间。这里拟作进一步探讨。其一, 苏初镇益州始于开元九年春的事实表明, 李白“仗剑”出蜀以及江陵见司马承祯的时间只能在其时之后。其二, 《旧唐书·司马承祯传》载:“开元九年, 玄宗又遣使迎入京, 亲受法, 前后赏赐甚厚。十年, 驾还西都, 承祯又请还天台山, 玄宗赋诗以遣之。”据该传, 司马承祯当是由台州天台山应诏入京, 而据《旧唐书·玄宗纪》, 开元九年唐玄宗是在长安。唐代由江东 (台州在江东) 前往长安, 东路是取道扬州, 西路是取道鄂州。江陵在鄂州西, 水路相距一千一百余里 (参《元和郡县图志·岳州》) , 并非是入长安必经之路。司马承祯既然是被“遣使迎入京”, 势必不可能绕道江陵。所以他开元九年入京时, 不会到江陵, 李白当然也不可能于其时在江陵见到司马承祯。但是, 司马承祯在开元十年回天台山时, 并非是被遣使送回, 当然他就有可能绕道江陵。李白也就有可能在这次见到他。司马承祯开元十年请还天台山, 是在“驾还西都”之时。按《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开元十年十二月, “上将幸晋阳, 因还长安”;开元十一年“正月己巳, 车驾自东都北巡”。则司马承祯请还天台山, 当在开元十年十二月 (笔者曾误作十月, 于此更正) , 他由洛阳抵达江陵, 当已是开元十一年春。其三, 司马承祯有《陶宏景碑阴记》, 书于“开元十二年甲子九月十三日己巳”, 文中自称:“子微将游衡岳, 暂憩茅山。”这表明, 其时司马承祯不但已回过天台山, 而且已由天台山抵达润州的茅山, 并且将由茅山前往衡山 (据詹《李白诗文系年》所考, 开元十四年正月司马承祯仍在衡山) 。茅山和衡山都在江南, 由茅山往衡山应取道洪州, 《陶宏景碑阴记》也未叙及将游江陵。所以司马承祯不会于其时绕道江陵。他开元九年后到十四年之间能够在江陵的时间, 只能是在开元十年十二月以后, 十二年之前, 也就是只能在开元十一年中。再从他开元十年十二月“请还天台山”的情势说, 他既然是“请还”, 势必不可能在路上多作耽搁, 那么他由洛阳抵达江陵, 尤有可能是开元十一年春, 李白在江陵见到他, 自然也当在其时。《李白诗文系年》以为:“白之遇承祯于江陵, 当在开元十三四年间司马道士 (引者按:指司马承祯) 游衡山之前后。”此说显然未注意到司马承祯的《陶宏景碑阴记》所叙, 不免有所偏差, 按照这一推断所拟定的李白开元十三年出蜀说, 也难以成立。同样, 开元十二年秋出蜀说, 也与《陶宏景碑阴记》所叙抵牾, 不能成立。

由上可见, 苏开元九年春至秋以及开元十一年秋到十二年春夏间曾两次镇蜀, 而李白江陵见司马承祯当在开元十一年春, 表明他当时已经出峡, 那么他在蜀中谒见苏就当在开元九年苏初次镇蜀之时。这样, 李白仗剑去蜀的时间就不会早于开元九年, 再考虑到他的《峨眉山月歌》作于秋天即将出峡之时, 那么他的仗剑去蜀时间就不会早于开元九年秋。而他的仗剑出峡时间, 自然也不会晚于开元十一年春。因此, 李白仗剑去蜀出峡, 当在开元九年秋到十一年春之间。开元十二年秋、十三年秋或春以及十四年秋出峡说之类, 难以成立。

二、两次出峡的证据和时间

对于李白的仗剑出峡, 论者尽管在具体时间方面各执一词, 但对于他仗剑远游出峡的次数, 却都认为只有一次, 事实上并非如此。请看有关作品显示的事实:

1.《秋下荆门》。《唐写本唐人选唐诗》题作《初下荆门》。荆门指三峡之口峡州境内的荆门山。诗称“霜落荆门江树空”, 则李白此次出峡由荆门东下, 时令为深秋。诗又称:“此行不为鲈鱼, 自爱名山入剡中。”上句反用张翰见秋风而命驾归乡的典故, 表明李白是离乡远游, 与其出峡远游吻合。下句言此游目的之一是遍访名山, 而以剡中为其代表。李白之《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 (下称“送蔡十序”) 作于他远游四年以后 (详后) , 文中说:“秋七月, 结游镜湖, 无愆我期。先子而往。敬慎好去, 终当早来。无使耶川白云, 不得复弄尔。”正如郁贤皓《李白丛考·李白出蜀年代考》所说:“值得玩味的是‘复弄’二字, 表明李白对‘耶川白云’已‘弄’过。这也足以证明:李白在此之前已到过会稽。”自然, 李白此行也当到过与“耶川”相邻的剡中。所以, 《秋下荆门》是李白仗剑出峡远游时所作, 应无疑问。论者或谓唐写本诗题有误, 却又未举出证据;而且, 如下文所考, “初下荆门”诗题与事实相符。论者或谓此诗作于乾元二年 (759) 秋, 但其时李白早已离开峡中, 正在岳阳和湘中一带 (参《李白诗文系年》等所考) 。此说显然错误。论者或又谓此诗作于天宝十四载 (755) 九月, 李白由长安前往剡中经三峡下荆门时, 诗言出京东去, 动机与张翰不同, 是为寻剡中山水。确实, 李白天宝十四载曾经到过长安, 笔者在所撰《李白三入长安新探》 (1) 中曾专门考及。但是, 从李白此次由长安抵宣城郡所作的《江上赠崔宣城》、《赠宣城赵太守悦》可以看出, 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宣城郡, 而不是剡中。因为, 前诗说:“问我将何事, 湍波历几重?貂裘非季子 (引者按, 反用苏秦由咸阳失意而归典故, 说明诗人虽由长安而来, 但入京目的不同, 故归来心情也不同) , 鹤敞似王恭 (按, 可见时令当已入冬) 。谬忝燕台召, 而陪郭隗踪 (按, 此二句指应宣城太守之召而来, 入其幕下) 。”后诗说:“迁人同卫鹤, 谬上懿公轩 (按, 指得赵悦谬爱而入其幕府) 。自笑东郭履, 恻惭狐白温 (按, 此自言境遇, 可见时令已入冬天) 。”这两首诗清楚表明, 李白此次出长安后, 是应宣城太守赵悦之召而来宣城郡。在前一首诗中, 作者又说:“水流知入海, 云去或从龙。树绕芦洲月, 山鸣鹊镇钟。还期如可访, 台岭荫长松。”如果单看“台岭”句, 则似乎李白将欲隐居天台山 (在剡中附近) , 但上文有“树绕”二句, 则“台岭”句不过用孙绰《游天台山赋》的典故, 言自己将要隐居于宣城郡之山林而已 (“芦洲”、“鹊镇”均在宣城郡) 。否则, 李白怎么会邀请在任的宣城县令崔某“还”任以后, 到远在台州的天台山去访问他呢?须知, 唐代法令规定, 在任县令是不能“私自出境界” (《唐律疏议》卷九) 的。要之, 有关说法难以成立, 《秋下荆门》是李白仗剑出峡初下荆门时作, 否定不了。

2.《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此诗写作时间, 有开元十三年早春李白去蜀初下三峡时、李白乾元二年初春流夜郎溯江而上至三峡时、李白该年三月流夜郎获赦后沿江而下至三峡时等说。从诗所显示的经行路线看, 正如论者所指出, 李白是自“巴东”即夔州至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 是沿江而下。从诗中有“积雪照空谷, 悲风鸣森柯”、“江寒早啼猿”等语看, 李白此次登山当在“春冬之时” (参《水经注》) , 尤可能在冬天。根据这两点可以肯定, 此诗不会是李白乾元二年春上三峡或下三峡时所作。但是, 否定了乾元二年说并不等于证明诗必作于初次出峡时。因为, 《秋下荆门》诗表明, 李白初次出峡是在秋天。所以, 对《自巴东舟行……》显示的李白将要出峡的时间, 仍需作进一步考证。在这方面, 诗中“望云知苍梧, 记水辨瀛海”两句是帮助解决问题的关键。对于这两句, 初次出峡论者避而不论, 天宝中或乾元中出峡论者则引以为据, 都是误解 (特别是误解下句) 所致。按辞书, 此处“知”有知晓之意, “记”有识之不忘之意, “辨”有明白之意。那么这两句的正确意思应是:望见巫山之云而可知晓苍梧之云, 识见长江之水而可明白瀛海之水 (因江水入海) 。据此, 此诗当作于李白“南穷苍梧, 东涉溟海”之前。那么, 李白此次沿江东下, 时间当在写作《秋下荆门》诗即初下荆门以后“南穷”、“东涉”之前。

3.《荆门浮舟望蜀江》。这里的“荆门”当指荆门山一带。诗有“春水月峡来, 浮舟望安极”、“逶迤巴山尽, 摇曳楚云行”等语, 表明李白在春天正由荆门山一带沿江东下, 当是出峡以后不久。诗末“江陵识遥火, 应到渚宫城”表明, 李白此前曾到过江陵。这一点已为论者所指出。但是, 论者似乎都有意避开了“雪照聚沙雁”一句。这句的“雪”与下句“花飞出谷莺”的“花”相对, 应当是指自然界之雪。这表明当时沙上还有雪。把这点与诗中“正是桃花流” (桃花水始生于二月) 联系起来看, 此诗当作于二月中。论者或以为此诗作于李白初次出峡时, 但对“江陵”二句总难以正确解释。论者又以为诗作于乾元二年春李白流夜郎获赦出峡时。但是, 从论者据以推定的李白获赦时间的依据看, 《唐大诏令集》卷八四所载《以春令减降囚徒敕》颁布于“乾元二年三月” (论者或写作“二月”, 误) , 《新唐书·肃宗纪》所载肃宗乾元二年三月丁亥诏 (全文见《册府元龟》卷八七) , 颁布于二十一日。二文内容有别 (论者或混为一谈) , 颁布时间当有先后, 但都是在三月中。可见李白获赦时间不会早于乾元二年三月。那么, “荆门浮舟”诗自然不会是李白获赦出峡时的作品。从它与《自巴东舟行……》所写时间相承、地点相关、景物 (“雪”) 相应来看, 二者当是先后之作。据此, 李白在初出荆门之后, “南穷苍梧, 东涉溟海”之前, 又曾在正、二月间出峡下荆门。

以上情况表明, 李白在“南穷”、“东涉”之前, 曾两次出峡。第一次是在秋天 (当是九月) , 此次当曾到过江陵一带, 所以才会有《荆门浮舟望蜀江》“江陵识遥火, 应到渚宫城”的说法。第二次是在春天 (当在正、二月间) , 此次出峡前的上年冬天, 曾由“巴东”即夔州入瞿塘峡, 游巫山。那么, 这两次出峡分别在什么时间呢?这从以下情况中可以推知。

其一, 如前所考, 李白去蜀不早于开元九年秋, 则他出峡也不会早于此时。而“送蔡十序”自称:“海草三绿, 不归国门。又更逢春, 再结乡思。”这表明李白“不归国门”已有四年。此处“国门”当与乡关同义, 指蜀中。李白《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国门遥天外, 乡路远山隔”可证。但李白在长江峡外返蜀要经过峡中, 所以“不归”云云等于说出峡不归已是第四个春天。从序有“无使耶川白云不得复弄”等语看, 序当作于李白“东涉溟海”即东游会稽、剡中以后。李白此次东游, 据其《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孟浩然》诗, 以及孟浩然开元十三年游东越的实际推定, 当在开元十三年秋。而“送蔡十序”当作于开元十四年正月 (理由详见笔者《李白开元十年“仗剑”出蜀臆说》) 。由该年逆推四年是开元十一年。“序”表明开元十一年到十四年中并未再入峡, 而且, 李白的“南穷苍梧”是在开元十一年之后, “东涉溟海”之前 (理由详同上) 。这些情况表明, 李白的第二次出峡, 当不晚于开元十一年春。

其二, 李白在《自巴东舟行……》诗中自称:“江行几千里, 海月十五圆。”上句言行程之长, 下句与之相对应, 当是言时间之久, 指“海月”十五回圆。如果认为是十五日月圆, 则不合旧体诗的作法。论者或以为“十五圆”指李白流夜郎江行已一年又三月。但李白流夜郎由浔阳起程, 是在乾元元年春, 获赦在乾元二年, 这是公认的事实。即使此诗真的作于初春, 则乾元元年春到二年初春, 时间尚不足十二个月, 岂可谓“十五圆”?李白诗虽纵逸, 但此句写实, 恐不致如此下笔。其实, 如上文所考, 此诗是作于李白第二次出峡至巫山时。所以, 这里的“江行”两句是指他第二次去蜀出峡的行程和时间。如前所考, 李白去蜀出峡的时间, 在开元九年秋到十一年春之间。这段时间, 如果按开元九年九月到十一年正月计算, 首尾共十八个月 (开元十年闰五月) 。在这种情况下, 按照此诗作于冬末春初逆推十五个月, 则李白第二次去蜀当始于开元九年十一月、十二月间, 第二次出峡下荆门当在开元十一年正、二月间。那么, 李白的第一次去蜀和出峡下荆门, 就当是开元九年秋之事。

综上所考, 李白仗剑远游初期, 当曾两次去蜀出峡。第一次去蜀和出峡都在开元九年秋, 出峡后曾到过江陵一带, 《峨眉山月歌》、《秋下荆门》是此行所作。第二次去蜀当在开元九年十一、十二月间, 出峡当在十一年正、二月间, 《自巴东舟行……》等是此行所作。第二次出峡后,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没有入峡返蜀。论者或曰:“《自巴东舟行……》文中有‘始经瞿塘峡, 遂步巫山巅’, 这正证明李白是春天初次出峡, 而秋天初次出峡说不能成立。”笔者以为, 词义的确定不能离开上下文。“经”句紧承“江行几千里, 海月十五圆” (即江行几千里路程, 历时十五个月) , 那么“始”就只能是“才”的意思, 而没有“初”的意思。如果释“始”为初次, 则上下文脱节。所以“始经”云云并不能证明李白是春天初次出峡。从李白两次去蜀出峡的时间看, 第一次行色匆匆, 第二次从容宽裕。这大概就是他第二次出峡过程中才会有巫山之游的客观原因。

参考文献

[1]刘 旧唐书 [M ] 北京 :中华书局 , 1975

[2 ]欧阳修 , 宋祁新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75

[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3

[4]董诰全唐文 [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0

[5] 曹寅等全唐诗 [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60

注释

1 见拙著《李杜探新》, 1996年黄山书社版。现在看来, 该文个别地方有不妥, 但基本论点尚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