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赵蕤

蒋志

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四川绵阳621000

 

摘    要：

赵蕤的生平简介。赵蕤与李白的交往。赵蕤对李白在人生观、生活道路、学术思想、政治主张等方面的影响。李白从政失败的原因。《长短经》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

李白; 赵蕤; 《长短经》; 学术思想; 政治主张; 艺术风格;

 

赵蕤是知名度不高的思想家, 在一般的哲学史著作中都未提他的名字。但他留下的著作《长短经》, 表述了他的进步思想, 至今仍熠熠生辉。他当过李白的老师, 在研究李白时, 不能不对赵蕤的思想及其对李白的影响认真研究。

 

一、关于赵蕤的生平及与李白的交往

关于赵蕤的生平事迹的史料甚少, 兹排比于下:

 

《长短经·序》自称:“梓州妻阝县长平山安昌岩草莽臣。”

 

《新唐书·艺文志》:“赵蕤, 长短要术十卷。字太宾, 梓州人。开元中, 召之不赴。”

 

《北梦琐言》 (五代, 北宋初孙光宪撰) :“赵蕤者, 梓州盐亭人也。博学钤韬, 长于经世, 夫妇俱有节操, 不应交辟, 撰《长短经》十卷, 王霸之道, 见行于世。”

 

《唐诗纪事》引北宋杨天惠《彰明逸事》:“太白, 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 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 任侠有气, 善为纵横学, 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 去游成都。”

 

《蜀中广记》 (明代曹学亻全撰) :“赵蕤盐亭人, 好学不仕, 著书属文, 隐于梓州长平山。”

 

《三台县志》 (清乾隆时修纂) 除引用《北梦琐言》关于赵蕤的记载外, 还对赵蕤隐居处作了记载:“长平山在州北, 岗垅延袤而平广, 因名”, “安昌岩在北坝千佛洞之左, 为赵蕤隐居之所”。录有陈谦访赵蕤故址诗:“奇士栖幽处, 青山空复青, 高宗来吊望, 遗址并飘零, 王霸天人学, 纵横长短经, 呼之当欲出, 慨想此精灵。”“濯笔溪在县西, 即今九曲河是也, 相传为唐赵征君习书处。”

 

民国初曾在安昌岩建过赵征君祠, 立过碑, 今已毁。赵蕤隐居处“赵岩洞”三字今尚存。

 

《盐亭县志》 (清乾隆时修纂) :“赵蕤字太宾, 又字云卿, 号东岩子, 汉儒赵宾之后。”

 

《四川总志》:“蕤, 盐亭人 , 隐于妻阝县长平山安昌岩, 博考六经诸家异同, 著《长短经》, 又注《关朗易传》。明皇屡征不起。李白尝造庐以请。”

 

清同治年间盐亭县令郭尔建撰:《东关书院记》云:“金鸡场诸君子……合资修建书院, 其址即唐贤赵蕤别业也。”在盐亭金鸡场嫘祖山嫘祖宫有赵蕤撰写的《嫘祖圣地碑》, 其中说:“学优则仕, 于我如浮云, 高卧长平, 抚琴弄鹤, 漱石枕流, 乐在其中矣!”碑文后有“赵蕤谨题, 大唐开元二□□年二月。” (原碑已毁, 碑文引自《嫘祖研究》)

 

前不久在盐亭永泰乡三岔村发现清道光十三年修的《赵氏族谱》, 追溯先祖始于万定、黄金。下夹注:赵芬、赵蕤属万定宗支, “芬公居北宕渠郡, 即今盐亭县治;蕤公居县南二十里赵村”。赵村亦称赵家坝, 在今盐亭县两河镇, 潼江经此流过, 与杨天惠说的“潼江赵蕤”相符合。

 

综合上述史料可知:赵蕤是梓州盐亭县两河乡人, 在金鸡场 (今盐亭南部) 置有别业, 可见家庭比较富庶。后来隐居在梓州妻阝县 (今三台县) 长平山安昌岩。在今三台县城西北约2公里濯笔溪、赵岩洞等遗迹尚存。赵蕤正是在这里写了《长短经》, 李白也是在这里拜赵蕤为师, 从学岁余。赵蕤是典型的隐士, 虽有渊博的学问而不愿为官, 几次征召不赴, 乐意过“抚琴弄鹤, 漱石枕流”的隐居生活。

 

赵蕤的生卒年不详, 从他写作《长短经》和为《关朗易传》作注来看, 应当生于武则天执政时期, 去世于安史之乱平定后, 年龄应在八十岁左右。赵蕤在《长短经·三国权》云:“自隋开皇十年庚戌岁灭陈, 至今开元四年丙辰岁凡一百二十六年。”可见开元四年 (716年) 正是写《长短经》时。李白拜赵蕤为师应是开元七年初, “从学岁余, 去游成都”是开元八年春夏之交, 这时苏廷页入川作益州大都督府长史, 李白前去拜谒。苏廷页在《荐西蜀人才疏》中, 提到“赵蕤术教, 李白文章”。此后唐玄宗下诏征辟赵蕤做官, 赵蕤不就, 故有“征君”之称。李白与赵蕤师友情谊很深, 出蜀后曾写《淮南卧病书怀, 寄蜀中赵征君蕤》, 表达了深切的思念之情, 这大约是开元十五年秋。赵蕤撰写的《嫘祖圣地》碑后署时间是“大唐开元二□□年二月”, 可惜“二”后缺两字, 肯定不是开元二年, 而是二十几年。这时赵蕤住盐亭东关别业。赵蕤在完成《长短经》后又开始研究《易经》为《关朗易传》作注, 他在《注》序中云:“蕤非圣人, 五十安知天命, 然从事于《易》。虽乱离中未曾释卷。”这段话应解读为, 五十岁时还勤奋研读《易》, 开始为《关朗易传》作注, 一直到离乱中——安史之乱, 他仍然坚持《易经》研究。梓州一带发生战乱是安史之乱后期。公元761年4月, 东川节度使兼梓州刺史段子璋发动叛乱, 攻打绵州、遂州等地, 战祸波及川西北。赵蕤此时应当是年近八旬了。有学者将《关易传》注序解读为作注时为五十岁, 时值安史之乱, 那么作《长短经》时才几岁, 因而推论, 为《关朗易传》作注的是另外一人。这是对“注序”的误解。再说《关朗易传注》有基本观点中“一心有二”与充满辩证法的《长短经》的观点一致, 应当是出于一人之手。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昔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 白巢居数年, 不迹城市, 养奇禽千计, 呼皆就掌取食, 了无惊猜, 广汉太守闻而异之, 诣庐亲睹, 因举二人以有道, 并不起。”杨慎认为东岩子即蕤, 《盐亭县志》也从此说, 当代学者又进一步发挥, 认为“岷山之阳”即长平山, 东岩即安昌岩, 赵蕤隐居于此, 故称东岩子。窃以为不妥, 我曾论证过岷山之阳即江油大匡山 (见《岷山之阳·戴天山·匡山》) , 不会是妻阝县长平山。长平山在匡山之南还有二百多里, 属浅丘小山, 又在当时的蜀中第二大城市附近, 不可能养奇禽数千, 也不可能数年不迹城市。安昌岩在城西北, 也不可能称东岩。李白自述“巢居数年”, 杨天惠说“从学岁余”, 一个是同时隐居数年, 一个是从师学习一年多, 性质与时间都不同。杨慎说岷山之阳指匡山是对的, 但赵蕤以老师的身分上匡山, 与李白同隐则与情理不合, 与记载不符。李白说东岩子与他是因养奇禽而引起广汉太守去推荐他们, 广汉太守应是绵州太守的汉代称呼, 因绵州曾一度是广汉郡治所在地, 且匡山是绵州所辖, 绵州太守只可能到自己的辖区举荐人才, 不会跑一百多里地, 到梓州太守的眼皮底下去推荐梓州辖区的人才。总之, “逸人东岩子”不是征君赵蕤。

 

二、赵蕤对李白的深远影响

李白拜赵蕤为师是十七、八岁时, 正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以及创作风格定型之时, 定型后不容易有大的改变。因此赵蕤对李白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而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赵蕤对李白人生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影响

赵蕤是一个“高卧长平”, 视富贵如浮云的隐士, 但并非脱离现实, 漠视民间疾苦的世外超人, 而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 关注现实社会的进步思想家。从《长短经》就可以看出他忧国忧民的一片赤诚之心, 其自序说:“大旨在乎宁固根蒂, 革易时弊, 兴亡治乱, 具载诸篇, 为沿袭之远图, 作经济之至道, 非欲矫世讠夸俗, 希声慕名。”他写这本书就是为了探讨治国济民的道理, 使国家根基得到巩固, 社稷长治久安。在书中展现了从上古以来至隋几千年历史, 尽情地讴歌了为国家富强, 为民众造福, 品德高尚、足智多谋的杰出人物。在《品目篇》中, 集中地歌颂了一批俊杰, “德行高妙, 容止可法, 是谓清节延陵, 晏婴是也;建法立志, 强国富人, 是谓法孚, 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 策谋奇妙, 是谓术家, 范蠡、张良是也;其德足以厉风俗, 其法足以正天下, 其术足以谋庙胜, 是谓国体, 伊尹、吕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国, 其治法足以正乡邑, 其术足以权事宜, 是谓器能, 子产、西门豹是也;……能文著述, 是谓文章, 司马迁、班固是也;……胆力绝众, 材略过人, 是谓骁雄, 白起、韩信是也。”《长短经》中还多次称颂傅说、屈原、鲁仲连、诸葛亮、谢安等杰出人物。这对于李白确立人生理想, 起了决定性作用, 李白把这些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作为崇拜的偶像, 学习的楷模, 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品德高尚, 为苍生社稷建功立业的人。他曾自述其宏伟的理想:“申管、晏之谈, 谋帝王之术, 奋其智能, 愿为辅弼, 使寰区大定, 海县清一。”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在他的诗中, 多次以管仲、诸葛亮、鲁仲连、谢安等人自况, 如“自言管葛竟谁许, 长吁莫错还闭关” (《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 , “武侯立岷属, 壮志吞咸京, ……余亦草间人, 颇怀拯物情” (《读诸葛武侯传书怀》) , “齐有倜傥生, 鲁连特高妙……吾亦氵詹荡人, 拂衣可同调” (《古风》其十) ”“尝高谢太傅, 携妓东山门……暂因苍生起, 谈笑安黎元。余亦爱此人, 丹霄冀飞翻” (《书情赠蔡舍人雄》) , “余亦南阳子, 时为《梁父吟》, 愿一佐明主, 功成还自林” (《留别王司马嵩》) 。尽管李白有时也表达出想作隐士、当神仙的消极出世思想, 但占主导地位的, 贯穿一生的人生理想仍是积极奉献, 建功立业。虽多次受挫折, 仍然“一朝复一朝, 发白心不改。”李白即使在冤狱之中, 还在读《留侯传 》, 勉励前来探监的张秀才, 在国家多事之秋, 像张良那样建功立业。在流放途中他还想“何时入宣室, 更问洛阳才” (《放后遇恩不沾》, 希望能像贾谊那样, 流放后还能被皇帝征召。流放遇赦之后, 贫病交加, 年过花甲, 但报国热情未减, “中夜四五叹, 常为大国忧……安得羿善射, 一箭落旄头”, 希望得到韦良宰的引荐, “君登凤池去, 勿弃贾生才” (《经乱离后天恩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当他听说李光弼出征, 立即去投军, “恨无左车略, 多愧鲁连生, 拂剑照严霜, 雕戈髟曼胡缨, 愿雪会稽耻, 将期报恩荣”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待御十九音员》) , 在临终前一年, 还是以李左车、鲁仲连等英雄人物为榜样,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建功立业之心终身不渝。

 

李白为国建功立业的积极入世的人生观的树立, 除受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鼓舞外, 还受到赵蕤的命运观的影响。《长短经》在《命运》篇中, 以唯物的观点论述了人不应当消极地靠天, 听任命运的摆布。命运是由人事决定的, 君子应自强不息, 修身立德, 争取好的命运。他说:“《传》曰:‘祸福无门, 唯人自招’, 谓立事以应休咎, 故曰人事。”意思是说怎样为人处事, 就会有怎样的命运, 所以说命运在于人为。他还引证了《易经》、荀子、墨子、尉缭子、司马迁等人的话, 作出了“吉凶祸福在于人”的结论。”言兴亡, 长短必于德矣……命也者, 天之授也;德也者, 命之本也……若德循于曩, 则命之于今, 然则今之命, 皆曩之德也。明夫命之在德, 则吉凶祸福不由天也, 命之于今则贤圣鬼神不能迁也。故君子尽心焉, 尽力焉, 以邀命也, 此运命之至矣。《易》曰:‘穷理尽性以致于命’此之谓也。”也就是说不靠上天, 不靠鬼神, 要自己修身立德, 竭尽自己的力量和心智, 去争取好的命运。李白树立以天下社稷为己任的人生理想, 屡经挫折而初衷不改, 正是他牢牢地记住了赵蕤的教导:“君子尽心焉, 尽力焉, 以邀命也。”

 

李白的生活道路也深受赵蕤的影响, 在《长短经》中讲了许多历史上出身微贱的杰出人物。当他们的才华得到帝王赏识后, 一步登天, 成为宰辅, 建立殊勋。如奴隶出身的傅说、百里奚, 屠夫出身的姜太公等。在《七雄略》中, 详细讲述了苏秦、张仪如何游说诸侯, 取得信任, 从布衣而卿相。在《钓情》中讲述了游说君主的技巧, 列举了许多先秦的纵横之士, 如何试探君主的好恶——“钓情”, 达到游说成功, 受到重用的目的。李白从《长短经》上学到的这些, 使他决心走一条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 不参加科举考试, 而是“偏干诸侯, 历抵卿相”, 结交群雄, 显示才华, 最终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他“常欲一鸣惊人, 一飞冲天”, “不求小官, 以当世之务自负。”在《鞠歌行》中说:“听曲知宁戚, 夷吾因小妻, 秦穆五羊皮, 买死百里奚。洗拂青云上, 当时贱如泥, 朝歌鼓刀手, 虎变石番溪中, 一举钓六合, 遂荒营丘中, 平生渭水曲, 谁识此老翁”。他所歌颂的人物都是小人物, 逢时虎变, 一步登天, 面为匡扶社稷的重臣。李白正是以他们作为自己生活道路的样板。

 

2、赵蕤的学术思想对李白的影响

巴蜀文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显著特点是不拘泥于正统思想, 兼收并蓄, 博采众家之长。赵蕤在学术思想方面也体现了这一特点。《长短经》对先秦诸子:儒、道、法、墨、兵、农、名、杂、阴阳、纵横等家的学说, 汉晋以来, 司马迁、班固、荀悦、范晔等史学家的观点, 都在引用, 以“一必有二”的观点加以评论。可以说是兼容并包, 他并不偏爱某一家, 而是超脱于各家之上, 取其所长, 避其所短, 反对拘泥于一家, 否定另一家。他说:“治天下者, 有王霸焉, 有黄老焉, 有孔墨焉, 有申商焉, 此其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 救弊不同, 然康济群生, 皆有以矣!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 诘救弊之言, 或引帝王之风, 讥霸者之政, 不论时变, 而务以饰说, 故是非之论纷然矣。言伪而辩, 顺非而泽, 此罪人也, 故君子禁之。” (《适变》) 接着他在《正论》中, 引用了《汉书·艺文志》对儒、道、墨、法、阴阳、纵横、杂、农等八家的长处与弊端的评论, 然后他说:“数子之言, 当世失得, 皆悉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 好申一隅之说。贵清净者, 以席上为腐议, 束名实者, 以柱下为诞辞, 或推前王之风, 可行于当年, 有引救弊之规, 宜流于长世, 稽之笃论, 将为弊矣。由此言之, 故知有法无法, 因时为业, 时止则止, 时行则行, 动不失其时, 其道光明, 非至精者孰能通于变哉!”赵蕤认为各家学说都有长处和短处, 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 应当全面研究各派就说, 根据现实情况变通取舍。

 

赵蕤博采众家之长, 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对李白影响是很深的。李白少年时, 在父亲教导下, 博览群书, “五岁诵六甲, 十岁观百家, 自轩辕以来, 颇得闻矣”。在拜赵蕤为师后, 读了《长短经》这部奇书, 又进一步打开了眼界, 不是束缚在正统的儒家思想中, 也不是完全沉迷在某一个宗教中, 而是对各家各派学说都进行了研究, 对佛教、道教都感兴趣, 与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交往, 形成了李白兼收并蓄的开放型的思想体系。

 

3、赵蕤的政治思想对李白的影响

赵蕤的政治思想博采众家之长, 针对“时弊”, 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①以民为本:

孟子曾说过“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尽心下篇》) 。《吕氏春秋·贵公篇》有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天下之天下也。……万民之主, 不阿一人。”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后, 皇帝拥有无尚权威, 天下臣民绝对服从君主, 天下财富归皇帝一家私有。西汉董仲舒改造发展儒家, 纳入法家、阴阳家观点, 鼓吹“君权神授”, “三纲五常”君尊臣卑成了天经地义。赵蕤继承先秦诸子的优秀思想遗产, 否定君权神授, 反对君主把天下作为自己的私产, 坚持以民为本的主张, 认为只有为民造福的人才有资格当君主。他说:“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养奉其欲也, 为天下之人强掩弱, 诈欺愚, 故立天子以齐一之, 谓一人之明不能偏照海内, 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 为绝国殊俗不得被泽, 故立诸侯以教诲之” (《惧戒》) 。帝王并非上天所派, 而是社会需要而立, 天子并非万能, 而需群臣辅佐。《长短经》中反复讲:“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 天下人之天下。”他还说:“取天下若逐野兽, 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济, 皆同其利, 舟败, 皆同其害, 然则皆有启之, 无有闭之者矣。……与天下同利者, 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 失天下” (《惧戒》) 。赵蕤的思想较之荀子更为进步, 荀子说:“君者, 舟也, 庶人者, 水也, 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 (《荀子·天制篇》) 君民关系还是压迫与被压迫关系, 压迫过度, 人民就要反抗。而赵蕤把君民看成共坐一条船上的旅客, 共在一起打猎的伴伙, 没有什么尊卑贵贱, 而是利害相同, 休戚与共的平等关系。天下之利不能君主独占, 而是天下之人共享, 君主要能统治天下, 就要使天下人民都得到利益。“治国有常, 而利人为本”, “政之所行, 在顺人心, 政之所废, 在逆人心” (《政体》) ;若危害百姓, 必遭百姓唾弃, “君不可以无德, 无德则臣叛”, “易姓改代, 天命无常” (《惧戒》) 。以民为本、重民、利民思想在《长短经》表达得十分鲜明、充分。

 

②选贤任能。

历史上凡是进步思想家都主张尚贤, 如墨子就提倡“尚贤”, 赵蕤进一步发挥了尚贤思想, 特别强调选贤任能的重要性, 在《长短经》的第一卷就讲的君主如何使用人才, 识别人才。他说:“料才任能, 治世之要”, “君以能用人为能”, “得人则兴, 失士则崩” (《论士》) 。他总结秦至隋兴亡的历史教训, 指出“大抵得之者, 皆因得贤豪, 为人兴利除弊;其失之也, 莫不因任用群小, 奢汰无度” (《霸图》) 。赵蕤认为要做到任贤, 必须有一个贤明的君主, “非贤者莫能用贤” (《量才》) 。君主要能得到贤者的辅佐, 首先要尊重人才, 把贤才当作师友, “上主以师为佐, 中主以友为佐, 下主以吏为佐, 危亡之主以隶为佐” (《量才》) 。也就是说, 明主把人才尊重为老师, 昏君只能使用奴才。赵蕤一再强调贤明的君主要礼贤下士, 他引用《战国策》的故事, “齐宣王见颜触曰:‘触前。’触亦曰:‘王前。’议曰:‘夫触前为慕势, 王前为趋士, 与使触为慕势, 不若使王为趋士。’宣王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者贵乎?’对曰:‘昔秦攻齐, 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 赐金千镒。由是言之, 生王之头, 曾不如死士之陇。’宣王竟师之” (《论士》) 。赵蕤对君臣关系的论述显然突破了“君为臣纲”的正统观念。他认为君臣只是分工不同, 责任不同, 而不是尊卑不同。君主首先要尊重贤才, 才能得到贤才的辅佐。在《傲礼》篇, 专门讲了“古人以傲为礼”, 侯生对信陵君, 王生对张释之, 汲黯对卫青故意傲慢, 而对方能礼贤下士, 尊重人才。以此说明君臣之间, 大官与小官之间, 官与平民之间, 人格是平等的, 不应当有森严的尊卑等级。人才得到尊重, 各种人才的长处得以发挥, 天下才能治理好。

 

③足衣食, 教礼仪, 明刑堂, 慎甲兵。

《长短经·适变》云:“夫王道之治, 先除人害, 而足其衣食, 然后教以礼仪, 而威刑诛, 使知好恶去就。”要足衣食就必须重视农业生产, “积于不涸之仓, 务五谷也, 藏于不竭之府, 养桑麻, 育六畜也” (《政体》) , 重本抑末, 提倡节俭, 他引用汉景帝的话:“农天下之本也, 黄金珠玉饥不可食, 寒不可衣”, “雕文刻镂, 伤农事也, 锦绣纂组, 害女红也, 农事伤则饥之本也, 女红害, 则寒之原也, 夫饥寒并至而能毋为非者寡矣” (《政体》) 。在教化与刑罚的问题上, 赵蕤兼采儒、法两家主张, 两者并重。他说:“夫仁义礼智者, 法之本也;法令刑罚者, 治之末也。无本者不立, 无末者不成。何则?夫礼教之法, 先之以仁义, 示之以礼让, 使之迁善。日用而不知。儒者见其如此, 因为治国不须刑法。不知刑法承于下, 而后仁义兴于上也。法令者, 赏善禁淫, 居理之要, 商韩见其如此, 因曰治国不待仁义为体, 故法令行于下也。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 怨则怒也。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 慢则奸起也。本之以仁, 成之以法, 使两道而无偏重, 则治之至也” (《政体》) 。他主张赏罚必须分明, “当赏者不赏, 而当罚者不罚, 则为善者失其本, 望而疑其所行;为恶者轻于国法, 而恬其所守” (《政体》) 。赵蕤主张慎甲兵, 反对穷兵黩武, 加重人民负担, 他说:“夫兵者, 凶器也。战者, 危事也。兵战之场, 立尸之所, 帝王不得已而用之矣”。但他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 他说:“救乱诛暴, 谓之义兵, 兵义者王;敌加于己, 不得已而用之, 谓之应兵, 兵应者胜……利人土地宝货者, 谓之贪兵, 兵贪者破;恃国之大, 矜人之众, 欲见威于敌, 谓之骄兵, 兵骄者灭。是知圣人之用兵也, 非好乐之, 将以诛暴讨乱矣” (《出军》) 。他把战争分为两大类, 除乱诛暴, 防御侵略的正义战争必须要打, 而且必然取得胜利, 而掠夺性的战争必然失败。《长短经》第九卷专门讨论兵法, 论述了从出军、练兵、布阵到还师的全过程。

 

赵蕤总结他的政治措施是:“明版籍、审什伍、限夫田、定刑名、立君长、急农桑、去末作、敦学学攵、核才艺、简精悍、备武备、严禁令、信赏罚、纠游戏、察苛克寸, 此十五者, 虽圣人复起, 必此言也” (《政体》) 。

 

赵蕤的政治思想对李白影响很深。他从《长短经》学到一整套经国济世之学, 增强了当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自信心。他常自诩“怀经济之策”, “报国有长策”。虽然他并未实现当政治家的理想, 也没有提出过一套完整的政治主张, 但可以从他的诗文中看出他的政治思想。其来源很杂, 有儒家的、道家的、法家的, 而其直接来源就是《长短经》。

 

李白希望的帝王能够以民为本, 选贤任能, 礼贤下士的有道明君。他愿意作有道明君的师友, 辅佐帝王治理天下。他具体希望皇帝“下明诏、班旧章。振穷乏, 散敖仓, 毁玉沉珠, 卑宫颓墙。使山泽无间, 往来相望。帝躬耕乎天田, 后立木于郊桑。弃末反本, 人和时康” (《明堂赋》) , “使天人晏如, 草木繁殖。六宫斥其珠玉, 百姓乐于耕织, 寝郑卫之声, 却靡曼之色” (《大猎赋》) 。他希望地方官能做到“宽猛相济, 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敬之, 二之岁惠而安之, 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 黄发履礼。耒耒口口就役, 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 机罕口频蛾之女。物不知化, 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 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 任者并于轻重, 扶老携幼, 尊尊亲亲, 千载百年, 再复鲁道” (《任城县厅壁记》) 。李白的这些政治主张基本上来自《长短经》。李白对战争的态度与赵蕤也是相同的, 《战城南》:“乃知兵者是凶器,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两句诗则《长短经·出军》第一句话 (见前) 的翻版。李白对唐王朝穷兵黩武, 对周边民族发动不义战争严厉谴责, 如《古风》十四、三十四, 就是谴责对西南少数民族用兵。李白对于反击异族入侵, 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 即赵蕤所谓的“应兵”、“义兵”不仅颂扬, 而且愿意亲自参加。

 

唐玄宗的后期不再是励精图治、尊重贤才的英明君主, 沉缅于享乐, 将政务交给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 忠臣贤士横遭迫害, 按《长短经》对帝王的分类属于“亡主”:“亲用谗邪, 放逐忠贤, 纵横逞欲, 不顾礼度, 出入游放, 不拘仪禁, 赏赐行私, 以越公用, 忿怒施罚, 以逾法理, 遂非文过, 而不知改, 忠言壅塞, 直谈诛戮, 是谓亡主……亡主必亡而已矣。”李白发现他寄于莫大希望的皇帝, 竟是“亡主”, 满怀悲愤, 写诗揭发是非颠倒, 贤愚莫辨的黑暗现实, 《长短经》云:“夫既朽之木不雕, 衰世之朝难佐。若欲辅难佐之朝, 雕朽败之木, 犭酋逆坂走丸, 迎流纵棹, 岂云易哉!……故智者不为暗主谋” (《惧戒》) 。李白根据这一教导, 认为玄宗也是“弱植不足援”的昏君, 只得请求还山。离开宫廷。

 

4、李白从政的失败与《长短经》

李白学了《长短经》自认为有经世济民的本领, 可以作帝王之师, 但他从政却失败了。他“遍干诸侯, 历抵卿相”, 到42岁才入宫, 不到两年被“赐金还山”。后从李 鳞王 不到二月就被捕, 又长流夜郎, 他从赵蕤学的那一套“经济之才”未得施展, 这是为什么?

 

首先我们要看赵蕤的政治思想是否适合当时的统治者的需要?赵蕤继承先秦诸子的优秀思想遗产, 否定君权神授, 批判君主独裁专制, 强调士的重要作用, 要求君主礼贤下士, 以贤士为师友, 与贤士共治天下, 他说:“夫独行之贤, 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 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辨, 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 不可与征阵。凡此四者, 乱之所由生也……故所贵圣人之理不贵其独治, 贵其能与众共治也” (《卑政》) 。赵蕤反对君主专制独裁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 可以说是一种超前意识, 他的这种思想到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在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 成为民主主义的先驱。但赵蕤所处的时代是封建专制主义高度成熟时期, 皇权至高无尚, 只能是皇帝独治, 而不是共治。皇帝需用的是忠顺的奴才, 而不是指手划脚的老师。封建社会君尊臣卑, 等级森严, 绝对不允许臣下的傲气。而赵蕤认为士可以傲视君王, 可以以师友的身分与君主共治天下, 这是当时的统治者绝对不能接受的。赵蕤之所以三次征召而不应, 就是自知自己的这套主张太高超了, 不可能为当时统治者所接受。

 

李白建功立业的心太切, 总想把《长短经》的这种高超理论付诸实施。他又深受赵蕤的“以傲为礼”的影响, 以帝王之师自居, 傲气十足, “戏万乘若僚友, 视俦列为草芥”, 使贵妃捧砚, 力士脱靴的传说姑无论是否真实, 也的确反映了李白的傲气,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 只能是处处碰壁。

 

李白从政失败还不能完全归咎于《长短经》理论太高超, 也还有李白对《长短经》学习不够, 运用不好的地方。《长短经》很重要的思想是“讲时宜”, 根据形势的变化, 采取不同对策, 不可执一守旧。在序言中就讲“通于时变”, 引管子的话:“圣人能辅时, 不能违时, 智者善谋, 过则舍之。”在《时宜篇》引证了许多历史事件, 说明决策要从实际出发, “夫立策决胜之术, 其要有三:一曰形, 二曰势, 三曰情。形者, 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 言其临时之势, 进退之机也。情者, 言其心志可否之实也。故策同事者, 三术不同也。……此情与形势之异者, 随时变通, 不可执一。”又说:“权不可预设, 变不可先图, 与时迁移, 应物变化, 计策之机也。”一切决策要从客观实际和主观条件出发, 这种思想无疑是合符唯物辩证法的。然而李白对此领会不够。从大的形势看, 李白学成后, 急于建功立业之时, 唐玄宗统治已经巩固, 四海晏然, 天下太平, 正是“开元全盛日”, 其选拔人才的一套办法已经规范化, 而李白想学的那些逢时虎变, 一步登天的纵横之士, 都是产生在大分裂的群雄割据时代, 那时诸侯们为扩大势力, 激烈地争夺人才, 只要适合自己需要, 立即得到重用。《长短经·序》云:“匠成舆者, 忧人不贵;作箭者, 恐人不伤……驰骛之曹, 术读纵横, 则思诸侯之变, 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也就是纵横家、兵家, 希望在天下大乱时施展本领。而李白要在天下太平之时来学纵横之士, 这就是最大的不合时宜。

 

李白经过漫长的曲折的道路, 终于“名动京师”, 被召入宫, 本来这是他施展政治抱负的很好的机会, 但他对当时的“形”与“势”认识不足, 对玄宗企望太高, 自己又傲气十足, 终不为所用。若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他会对朝廷中的各派力量作冷静分析, 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使自己站稳脚跟后, 纵横捭阖于各派之间, 逐个地收拾自己的政敌, 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李白缺乏的就是这一套政治家的本事, 他为人太“方”, 性情直率, 近于天真, 不会韬光养晦, 从他供奉翰林期间所写的一些诗来看, 公开讽刺皇帝, 抨击权臣, 还呈给同事传看, 虽说明李白为人正直, 有叛逆精神, 终不免被人抓住把柄, 谗言陷害, 被逐出京。安史之乱爆发, 李白说“此乃猛士奋剑之秋, 谋臣运筹之日”, 应当是李白学的纵横之术施展之时, 但李白对形、势、情的认识还是错误的, 提出的计策也就不能用。李白虽然自比诸葛亮, 只能说忧国忧民之心可比, 但政治才能无法相比。诸葛亮对刘备再三观察考验才决定出山辅佐, 结成了鱼水般的君臣关系, 还未出茅庐就对天下形势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提出了“隆中对”, 以后按预定战略行事, 形成三国鼎立。而李白对李 鳞王 认识不够, “ 鳞王 生宫中, 于事不通晓, 见富且强, 遂有门规 江左意……其子襄成王亻易, 刚鸷乏谋, 亦乐乱” (《新唐书·李 鳞王 传》) 。李 鳞王 父子, 生长宫中, 不知世事之艰难, 缺乏政治远见, 只知争权夺利, 李白却贸然从之, 违背了赵蕤的“智者不为暗主谋”的教诲。李白从 鳞王 后没有明确地看到他献的策, 不过从《永王东巡歌》中可以看出, 他要永王以“龙蟠虎踞帝王州”的金陵作为帝业之基, 把永王比为东晋偏安王朝的皇帝, 把自己比为谢安, 这只能鼓动永王的野心, 促进与肃宗的分裂。后来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中, 要求肃宗迁都金陵, 必然将北方放弃给叛军, 形成南北朝那样的分裂混乱局面。他的错误决策出于对形势的错误分析, 比之诸葛亮对形势的分析并提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真是有天壤之别。

 

或许说李白本来是有政治才能的, 只是未遇明主, 生不逢时, 无法施展, 未成政治家。此说也不妥。与李白同时代的李泌, 也是幼小时即显现才华横溢, 曾被玄宗看重, 待诏翰林, 供奉东宫, 后因写诗讥讽杨国忠、安禄山, 被逐出宫廷, 这些经历与李白有惊人的相似。安史乱起, 李泌主动去灵武投奔肃宗, 为平定安史之乱, 贡献出了许多很好的谋略。李泌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 仅管君王并非明主, 也遭奸佞嫉恨, 但他却能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纵横捭阖, 进退自如, 用智术避免祸患, 为国家屡建奇勋。《新唐书·李泌传》:“赞曰:泌之为人也, 异哉!其谋事近忠, 其轻去近高, 其自全近智, 卒而建上宰近立功名者。”而李白从政, 其理想脱离现实, 性格又很高傲, 有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良好动机, 而缺乏合于时宜的见识和谋略, 他的确不能称为政治家。不过正因为他从政的失败, 玉成了他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若他真的成为杰出的政治家, 就不会写出那么多的好诗。这正是历史的辨证法。

 

5、赵蕤对李白诗歌散文创作的影响

《长短经》虽然讲的是经国济世之学, 没有讲诗歌创作, 但对李白诗歌散文的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诗言志”, 李白在赵蕤的教导下, 树立了远大的志向, 积极的人生追求, 济世安民的宏伟抱负, 因而在诗歌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鲜明的爱憎情感, 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叛逆精神。他的诗歌充满忧国忧民的积极健康的内容, 扫尽梁陈颓风。正是他的创作实践, 完成了陈子昂开创的诗歌革新运动, “陈拾遗横制颓波, 天下质文翕然一变, 至今朝诗体, 尚有梁陈宫掖之风, 至公大变, 扫地并尽” (李阳冰:《草堂集序》) 。

 

在李白的诗歌中, 有相当篇幅是借写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抱负的, 而李白吟咏的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几乎在《长短经》中都论述过。如在李白诗中多次歌颂的姜太公、管仲、鲁仲连、诸葛亮、谢安等杰出人物, 在《长短经》中多次讲他们的事迹。引用他的言论。可以说《长短经》大大充实了李白诗歌的内容。

 

《长短经》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的优良文风。《四库全书提要》说:“此书辨析事势, 其源盖出于纵横家, 故以《长短》为名。”《长短经》的整个框架以谋略为经, 历史为纬, 交错纵横, 气势恢宏。或引经据典, 滔滔雄辩;或陈述史实, 引出结论, 或双方争论, 唇枪舌战。结构谨严, 议论精辟, 语言生动, 很富于鼓动性和说服力, 的确具有纵横家、雄辩家的风范。李白的诗歌散文, 豪迈、奔放、雄浑、高昂, 就是深受《长短经》文风之影响。李白的《与韩荆州书》、《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等, 就有很浓的纵横家之书的味道。“太白之诗, 超然飞腾, 不愧仙才, 是为纵横家之诗” (刘师培:《论文杂记》其十二》) 。元人范德机说:李白诗“如兵家之陈, 方以为正, 又复为奇, 方以为奇, 忽复是正, 奇正出入, 变化不可纪极” (转引自《李白集校注·丛说》) 。《长短经》64篇中有24篇是专讲兵法的, 这对李白文风当然是有影响的。

 

总之, 李白的人生态度、生活道路、学术思想、政治主张以及创作的内容和风格都深受赵蕤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