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年,宋学士濂,乞老归,帝亲饯之,敕其孙慎辅行。濂顿首辞,且要曰:“臣性命未毕蓬土,请岁觐陛阶。”既归,每就帝庆节称贺如约,帝念旧, 恋恋多深情。
        十三年失朝,帝召其子中书舍人璲,孙殿廷礼仪司序班慎,问之,对曰:“不幸有旦夕之忧,惟陛下哀矜裁其罪!”帝微使人瞰之,无恙,大怒,下璲、慎狱。诏御史,就诛濂,没其家。
        先是濂尝授太子及诸王经,太子于是泣且谏曰:“臣愚戆无他师,幸陛下哀矜裁其死。”帝怒曰:“俟汝为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惧,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帝且喜且骂曰:“痴儿子,我杀人,何与汝也!”因遍录救溺者。凡衣履入水,擢三级;解衣舄者,皆斩之。曰:“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赦濂死,而更令入谒,然怒卒未解也。会与后食,后具斋素,帝问之故,对曰:“妾闻宋先生坐罪,溥为作福佑之。”濂至,帝令毋相见。谪居茂州,而竟杀璲、慎。
        每读“廿六”史,见开国皇帝征服天下,登基即位之后,便渐渐罢逐旧友,杀戳功臣。或赐死、或褫夺;或削籍、或谪远,必以斩草除根,驱离天子宫阙为快事。其间手段之暴虐卑劣,几达残不忍睹,闻所未闻的地步。史家每感于此,乃秉笔直录于册,殊不知又往往酿成新祸,终难免死于非命。而笔记、小说、野史之类则无畏惧。常常详描细摹,尽其情致,反而多有传世佳作。文人墨客管笔在手,或诉陈冤屈、或伸鸣不平;或以小见大,或托古讽今。观其人其文,更是一腔热血,满纸悲愤。后人虽惊叹帝王杀戳功臣竞相沿成习,更庆喜史学、文学的大胆揭露亦自成传统,可见历史与时日果然是最无情最公正的见证。明代“前七子”之一的徐祯卿以文学大家的手笔,撰成《宋濂获罪》(选自《剪胜野闻》)一篇,虽然是不足四百字的笔记体小说,却将做了皇帝的明太祖为人严酷、无情,以及对开国大臣宋濂不近情理的惩罚予以深刻生动的揭露,而功成告退的宋濂终不能免除杀身贬谪之祸的遭际,令人闻之悚然,感慨不已。
        小说以笔记体的简洁手法,叙述了名臣宋濂虽及早抽身隐退,仅仅由于洪武十三年未能如约赴京参“觐陛阶”,明太祖“大怒”,致使宋濂竟因此获“诛”“没”之罪。甚至累及子、孙,举家“谪居”边地。朱元璋登基之初其凶暴无情之状即已若此,可见“伴君如伴虎”,“可与之打天下,不可与之守天下”一类的箴语警言原是用了多少血肉之躯才换来的。据史书记载,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因结党营私,专权误国,被明太祖以谋逆罪诛杀。而宋濂之孙宋慎,时任殿廷礼仪司序班,亦以与胡党一案牵连,家族竟被惩以贬迁茂州,而宋濂也因此客死于夔州途中。小说虽与史实尚有不相符之处,却可见当时明太祖杀戳开国大臣宋濂一类人的传闻很多。然而小说乃“因文生事”,它并不同于历史著作的“以文运事”。所谓“生事”便指故事情节的虚构、创造,发挥作者的想象力,并不是简单的如实记录,所以《宋濂获罪》一文也就耐读耐看,自成篇章了。
        作者表面上写宋濂的事,实际却是以太祖的言语举止为主来构筑全篇,极尽渲染、铺垫之能事,表明了徐祯卿运笔行文的艺术高超。小说的题旨好象在讲“获罪”的原因与经过,实际上从所谓的原因与整个过程里,倒暴露出明太祖的严酷无情。
        历来帝王的喜怒哀乐无常,总令人捉摸不透。考宋濂乃元末即负盛名的贤士,后为朱元璋征为顾问,随太祖转战南北,功勋卓著。史书称他“博极群书,孜孜圣学”,“一代礼乐制作,多所裁定”。曾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负责草拟诏令),亦曾修元史。由此可知宋濂位居人臣,他能激流勇退,原因就在于预见到功臣的下场必然凶多吉少,所以在“洪武十年”便“乞老归”。为了不使朱元璋胡乱猜忌,还表明自己“性命未毕蓬土”之时,仍将“岁觐陛阶”。果然“每就帝庆节称贺如约”,于是彼此相安,“帝念旧,恋恋多深情”。此时的太祖对宋濂,即使心存疑忌,也并无由头得以表现。对一个不要官职又不要权柄的开国老臣,虽老归故土,却如约觐见,使朱元璋的杀戳之念一时隐存。作者用纯叙述的语言,讲了一段宋“获罪”之前的情景,看似平淡相安,其实已暗寓着后来事发突转的缘由与契机。行文中以“帝亲饯之”、“敕其孙慎辅行”说明“念旧”、“恋多深情”;而“濂顿首辞”,“且要曰”,无疑于立下了“如约岁觐”的保证。这种艺术上先扬后抑的手法,使故事的展开层次清楚。“获罪”之前,原是如此的君臣情深。为后来臣的突然“获罪”且罪至“诛”、“没”形成强烈的对比。平静叙述中的陡然起落,如激流之中的搏击让人更记起涓溪缓缓的清澈静谧。首节文字朴实无华,而作者的用心良苦既明了又含蓄。
        洪武十三年,宋濂“失朝”,不能如当初保证的那样“称贺如约”。“获罪”已现出根苗来。作者在写法上并不是让明太祖立时龙颜震怒,而是先“问之”,后“微使人瞰之”。这一“问”、一“瞰”倒写出了朱元璋虽有猜忌,终究是精细过人。他并不轻信宋濂儿子,孙子的开脱之词,而是派人暗中调查,使后来的“大怒”、下诏“诛”、“没”宋濂显得有凭有据。作者详写“获罪”的过程,既是故事题旨的揭示,更是情节发展的必须。其实明太祖的“大怒”并不怒在“失朝”,而在于宋濂的儿、孙虽也奉禄于大明,竟然当面扯谎,犯下“欺君之罪”。作者深谙为帝王者,无不对臣子的阳奉阴违,蒙混视听、欺君罔上的不忠诚深恶痛绝。宋濂果真是“有旦夕之忧”不能“如约”“岁觐”,倒也罢了,至多斥以不先奉表陈请“哀矜”的失责不报。岂知是明明“无恙”而不来“称贺”,分明是对帝王的“大不恭敬”,朱元璋的不念旧情,龙颜“大怒”也就不奇怪了。小说的文辞简洁而容量颇深广。用词极富神态,如“召”而“问之”并不动声色;“微使人瞰之”更显出办事精细有心;而一旦认明是“无恙”、诳报,便“大怒”不已,“下狱”,颁“召”、“诛、没”,一连串的命令和行动,使人物的性格中除精细之外只能看见帝王的威仪与严酷了。
        故事至此,原可结篇,因为获罪的原因已讲明。但作者的运笔之妙正在于另辟蹊径,横生出太子“泣且谏”“宥”而不许,竟“赴溺”得救免的插曲;以及马皇后为宋濂“坐罪”,特“具斋素”,以“作福佑”的举动。太祖杀戳功臣,小说不提谏臣的有无劝阻,单举皇室内廷的反常的言行,恰如神来之笔,使文章顿生波折,其匠心所在可见一斑。
        小说中写人物的性格,“先扬后抑”的手法原是极需渲染的,而作者以“念旧情”在先,“问之”、“瞰之”、“大怒”在后,叙述之中已带夹着作者的品评见解,反而并不使人有过于简略的感觉。而太子与皇后的举动出乎明太祖的意料,但处理的亦在情理,符合人物的性格。如太子救师不准,“遂赴溺”,幸有“左右救得免”,太祖先是“且喜”继而“且骂”;更“遍录救溺者”。或“擢三级”,或“皆斩之”,足见为帝王者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的稍有欺瞒或不忠,即使对皇室子亲和朱明王朝利益的小小轻慢,也一律严惩不贷,无疑是演成杀戳功臣悲剧的根本原因。人物语言在这一节里格外鲜明传神。一句“俟汝为天子而宥之”使“太子惶惧”而自溺;而“俟汝解衣而救”的责难,则活画出只顾自己的性命,蛮横而不容辨解的心理。作者二次用了“俟”字,都是“等待”的意思,在前一句里突出明太祖的“唯我独尊”的骄奢,后一句里只能得出朱元璋亦是个凶残怪戾的暴君。
        徐祯卿工于诗文。虽为“前七子”之一却不泥于“严守古法”,提倡“因情立格”,以达到“倩盼各以其状”的真实。他赞同“文质并茂”,却又坚持“由质开文”,认定“质”的主导作用。所谓“梗楠豫章之材,所用于后世者,贵其实也。仆虽驽德,窃尝志于是”(《与李献吉论文书》),观《宋濂获罪》一文可证其身体力行,言之不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