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剧贼李顺陷剑南,两川、关右震动,朝廷以为忧。后王师破贼,枭李顺,收复两川,书功行赏,了无间言。至景佑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复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仍阁门祗候。文琏,泉州人,康定中,老归泉州,予尚识之。文琏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
        顺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抚其徒众,乃共推顺为主。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及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乃始就戮。
        宋太宗淳化四年,四川青城爆发了王小波领导的农民起义。面对土地兼并严重、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起义军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四下贫苦农民纷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发展。王小波在战斗中不幸牺牲,部下共推李顺担任首领。次年,起义军攻下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李顺称大蜀王,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北宋政府调集了大量军队前往镇压,经过激烈战斗,起义军最后失败。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王小波、李顺起义。
        沈括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官至翰林学士,龙图阁待制。《梦溪笔谈》是沈括记录自己科研成果和见闻的综合性的笔记专集,以叙事精确严谨见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李顺》这篇笔记小说就为我们了解这次农民大起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根据史书记载,李顺是在成都陷落后被杀。而沈括在这篇笔记中则另有真假李顺之说,言起义军兵败被枭首的是假李顺,真李顺遁迹,直到景祐中,距李顺失败已四十年,才在广州被人发现,被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复按皆实。”言之甚凿。因朝廷已赏平蜀将士功,“不欲暴其事”,只斩了李顺,赏了捕捉李顺的巡检使臣陈文琏两级官,做了宫廷内的侍从官“阁门祗侯”。接着,介绍陈文琏的情况,他是泉州人,“康定中,老归泉州”,而沈括与他“尚识之”,其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这些情况,有的史学研究工作者认为未必是实,可能是地方官借以邀功。而沈括是当世人,且是富有求实精神的科学家、政治家、他认识捕得李顺的人,知道其家有《李顺案款》,并读过了,所以知道“本末甚详”,而且提出了北宋政府“不欲暴其事”的原因,由此可见沈括对于此事是慎重严谨的,记述的可靠性较大。而《宋史》的编纂者在著书时则依据了官方的正式材料,考证未必如此具体信实。鲁讯先生说:史官的记载“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假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华盖集·忽然想到(四)》)这句话对于我们阅读史书和笔记,参照对比考辨真相,有一定的启迪性。
        如果说在记述李顺就戮的事件上作者尚持客观冷静的口吻,下半部写李顺起义军的策略行事、声威影响时,作者态度急剧变转,对起义军的所作所为加以赞赏。例如写李顺初起,悉召其乡里富家大姓,留出其家足用的财粟,其余的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当时的穷苦百姓“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义军“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和篇首的李顺起义军“陷剑南,两川、关右震动,朝廷以为忧”的情况呼应,客观上表述了农民起义军道义政策上的正确,民心归附,声势浩大;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沈括对农民起义军在一定程度上的同情和赞赏。对于李顺的失败,作者只用“及败”二字简略带过,旋即写人民对于李顺的感情是“人尚怀之”,并点明李顺“得脱去三十余年,乃使就戮”,是和人民的支持保护分不开的。
        作品的思想倾向分明,上半部写真假李顺的情况,暴露了北宋官军邀功作伪的腐败和朝廷维护面子将错就错的姑息作法;下半部写农民起义军的政策作为,人心归向,赞赏之辞溢于言表,身为北宋政府的官员,作者沈括表现了思想上的人民性和正义感。在材料的选择和运用上,作者扬弃了官方的观点和污蔑之词,写出农民起义的人心所向,反映了作者的客观态度。写作上,结构层次清楚,编排材料严谨自然,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文字简洁流畅,整篇作品具有史料和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