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应中,越州观察使皇甫政妻陆氏,有姿容而无子息。州有寺名宝林, 中有魔母神堂,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报验焉。政暇日,率妻孥入寺,至魔母堂,捻香祝曰:“祈一男,请以俸钱百万贯缔构堂宇。”陆氏又曰:“倘遂所愿,亦以脂粉钱百万,别绘神仙。”既而寺中游,薄暮方还。两月余,妻孕,果生男。
        政大喜,构堂三间,穷极华丽。陆氏于寺门外筑钱百万,募画工, 自汴、滑、徐、泗、扬、润、潭、洪,及天下画者, 日有至者。但以其偿过多,皆不敢措手。忽一人不说姓名,称剑南来,且言善画。泊寺中月余,一日视其堂壁,数点头。主事僧曰:“何不速成其事耶?”其人笑曰:“请备灯油,将夜缉其事。”僧从其言,至平明,灿烂光明,俨然一壁。画人已不见矣。
        政大设斋,富商来集。政又择日,率军吏州民,大陈伎乐。至午时,有一人形容丑黑,身长八尺,荷笠莎衣,荷锄而至。阍者拒之,政令召入,直上魔母堂,举手锄以㔉其面,壁乃颓。百万之众,鼎沸惊闹。左右武士欲擒杀之,叟无怖色。政问之曰:“尔颠痫耶?”叟曰:“无。”“尔善画耶?”叟曰:“无!”曰:“缘何事而㔉此也?”叟曰:“恨画工之罔上也。夫人与上官舍二百万,图写神仙,今比生人,尚不逮矣。”政怒而叱之。叟抚掌笑曰:“如其不信,田舍老妻,足为验耳。”政问曰:“尔妻何在?”叟曰:“住处过湖南三二里。”政令十人随叟召之,叟自苇庵间,引一女子,年十五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艳态媚人,光华动众。顷刻之间,到宝林寺。百万之众,引颈骇观。皆言所画神母,果不及耳。引至阶前,陆氏为之失色。
        政曰:“尔一贱夫,乃蓄此妇,当进于天子。”叟曰:“待归与田舍亲诀别也。”政遣卒五十,侍女十人,同诣其家。至江欲渡,叟独在小游艇中,卫卒、侍女、叟妻同一大船,将过江,不觉叟妻于急流之处,忽然飞入游艇中。人皆惶怖,疾棹趋之。夫妻已出,携手而行。又追之,二人俱化为白鹤,冲天而去。
        《黑叟》,选自《太平广记》,原辑于《会昌解颐录》。作者佚名,一说为包湑。会昌为唐武宗李炎的年号,即公元八四一年;解,松弛,颐,面颊,解颐即逗乐,发笑之意。顾名思义,《会昌解颐录》应是一本汇集会昌年间的趣闻轶事的集子,然而其中不乏委婉动人、寓意深刻的传奇志怪小说。《黑叟》一文,即为一例。
        小说通过记述唐宝应年间越州(今浙江绍兴)观察史皇甫政夫妇求子还愿,出巨资修建神殿、绘制神像,后被一荷锄黑叟捣毁,黑叟夫妇化为白鹤飞天而去的故事,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巧取豪夺的无耻行径,热情歌颂了劳动人民不畏权贵,勇于斗争的精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作品不仅思想内容积极,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结构严整,布局合理,色彩和谐,疏密有致是作品的主要特色。作者按时间顺序结构故事。第一段先交代故事的起因:皇甫政夫妇到宝林寺魔母堂求子许愿,后果然得了一个儿子。在交代故事发生的年代、地点和人物的同时,作者还把皇甫政夫妇生活的奢侈糜烂点了出来。第二段写皇甫政夫妇还愿,修造殿堂和魔母壁画的过程,是故事的发展。作者在这里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官吏恣意挥霍的阶级本性。第三段正值皇甫政庆贺神殿落成,壁画绘好之时,一黑叟来到佛寺,用锄头刨毁神像,并以其妻之美貌使众人折服,将故事推向高潮。从笔法上来看,前两段是虚实结合,以虚为主,平铺直叙,文笔简约。到第三段却文风一变,由白描变为大写意,浓墨重彩,详描细述,竭尽铺陈、渲染之能事,使读者随着这画面疏密、色彩浓淡的变化,掀起感情上的波澜。第四段是尾声。皇甫政欲捉黑叟夫妇,黑叟夫妇却化为白鹤,飘然而去。故事至此嘎然而止。恰到好处。可谓是删一字不足,增一字则过。至于黑叟夫妇从容飘逸的仙姿和观察史夫妇恼羞成怒的丑态,则要留待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力去补充了。
        运用多种艺术手段,着力刻画人物形象,是作品在艺术上的另一显著特色。在塑造黑叟这个人物时,作者是颇具匠心的。他并不急于让主人公出场。故事过了一半,主人公却还没有露面,这在其他唐代小说中似不多见。然而正是由于宝林寺的香火旺盛,神殿的华丽、魔母像的灿烂为其作了铺垫,才使这一“形容黑丑、身长八尺”的黑叟在第三段一出场便先声夺人,一举捣毁神像,从气势上先占了上风,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左右武士要杀他,他面无惧色,皇甫政“怒而叱之”,他却“抚掌笑曰……”几句话、几个动作,却将这位不畏强暴、有胆有识的义士形象勾画得栩栩如生,神情逼肖。有人认为,塑造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抑佛扬道。其实,若理解为反抗、嘲弄封建权贵则较为贴切。在描写叟妻的时候,作者更是动用了多种艺术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去表现她的美貌。先从正面陈述,她“年十五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艳态媚人,光华动众”,极言叟妻貌美,维妙维肖,呼之欲出。“百万之众,引颈骇观”,“陆氏为之失色”则是侧面烘托她的美貌。这与《乐府·陌上桑》中之“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以黑叟的黑与丑同其妻的美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反衬出其妻的美丽,则是《陌上桑》中所没有的。在刻画皇甫政夫妇这样的人物时,作者并不去着意描写他们的相貌、服饰,而是让他们用自己的言行现身说法,为自己画像。宝应年间,安史之乱尚未最后平定,正值“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时,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而身为越州观察史的皇甫政却不顾人民死活,为一己私欲大兴土木,“缔构堂宇”,“别绘神仙”,挥金如土。这些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已经昭然若揭。然而,作者并未到此为止,他还要用皇甫政见到叟妻貌美时所说的“尔一贱夫,乃蓄此妇,当进于天子”一句话,进一步揭示出封建官吏们巧取豪夺与封建统治者荒淫无耻之间的内在联系。小说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
        一篇几百字的短文,却能把一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构思新颖,情节曲折,笔法细腻,语言生动,在晚唐志怪小说中,可称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然而,小说亦有败笔。例如第二段关于剑南客的一段描写,似乎游离于作品主题之外,多少显得有些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