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良,秦始皇时北筑长城,避苦逃走,因入孟起后园树上。起女仲姿,浴于池中,仰见杞良而唤之,问曰:“君是何人?因何在此?”对曰:“吾姓杞名良,是燕人也。但以从役而筑长城,不堪辛苦,遂逃于此。”仲姿曰:“请为君妻。”良曰:“娘子生于长者,处在深宫,容貌艳丽,乌为役人之匹?”仲姿曰:“女人之体不得再见丈夫。君勿辞也!”遂以状陈父,而父许之。夫妇礼毕,良往作所。主典怒其逃走,乃打杀之,并筑城内。起不知死,遣仆欲往代之,闻良已死,并筑城中。仲姿既知,悲哽而往,向城啼哭,其城当面一时崩倒。死人白骨交横,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以滴白骨,云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即沥血,果至良骸,血径流入。使将归,葬之也。
        杞良妻事迹出自《同贤记》。唐抄本《琱玉集》卷十二著录之。据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考证,《琱玉集》似为隋唐间书,《同贤记》当出于唐前。
        脍炙人口的孟姜女故事“初未尝有是事而为稗官之流所演成”(顾颉刚语)。《同贤记》所载,反映出它在南北朝时期的流传状态。文中杞良和孟仲姿即是万喜良和孟姜女的前身,故事的骨架已和后世所传者接近。
        杞良妻事迹本出《左传》。杞良作杞梁,为齐庄公时战死武将。梁妻以为齐侯郊吊非礼。在这里杞梁妻是一个知礼识体的贤女子。《礼记》与《孟子》均有杞梁妻哭夫之说,与《左传》记载稍有不同。大抵先秦战事频繁,民不聊生,人们以哭夫寄托愤懑之情,故有典型化之传说应运而生。
        汉季重“天人感应”,传说受其影响,于是增出城崩等情事。刘向《列女传》卷四《贞顺传·齐杞梁妻》记叙颇详。“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依, 以见吾诚;外无所依,以立吾节,无, 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己’。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谓杞梁之妻贞而知礼。”这于先秦文献的知礼中又生发出一个贞,可以说是汉儒伦理思想的形象图解。
        此外,《说苑》、《焦氏易林》、《论衡·感虚篇》、《曹子建集》,蔡邕《琴操》等著作均有关于杞梁妻传说的记载。
        孟姜女的故事自《左传》以来,虽内容有异,情节屡添,但始终未获得真实感人的文学价值。直到《同贤记》的产生,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是由于南北朝时期国家四分五裂,政权更迭无常,无休止的战争带来无休止的徭役,人民不堪忍受巨大的痛苦,于是在感情和想象上对古老的传说作了符合自己需求的改造。首先,把时代由春秋挪到秦始皇时,杞良亦非战死之将,而系筑城墙而死的役人,这样,人民的思想感情便被融注到故事中去了。其次,杞良妻事迹本是一个宣传封建道德的平庸故事,《同贤记》改变了它的旧质,把对劳动人民忠贞不渝的爱情的歌颂和对封建统治阶级残暴罪行的揭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赋予作品以人情美和批判意味。故事中,孟仲姿形象尤为突出。作者以简练传神的笔法,把仲姿开朗、坚强、刚烈的性格,刻画得既符合真实的生活情态,又不失传奇的新颖色彩。花园邂逅后,仲姿敢于主动求婚,以“女人之体不得再见丈夫”为由,迫使杞良屈从她的意志。这样一个不拘礼法,不拘门第,纯洁、热情而略带天真的少女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杞良罹难,仲姿哭崩长城,面对“死人白骨交横”的凄惨场景,执意刺血滴骨寻夫,使其性格坚强、刚烈的另一面得到完美体现。也使封建暴政扼杀人民和平幸福生活所造成的悲剧达到高潮。《同贤记》中的《杞良妻》 一文,不仅以崭新的思想内容给孟姜女故事带来转机,而且以悲怆动人的描写,给孟姜女故事带来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孟姜女故事后来又不断丰富化。迄唐至清有变文、杂剧、弹词等各种文学样式的作品出现。孟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