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世说新语》取材虽然琐细,记载亦极零碎,但是各类人物的言行,通过作者“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使各类人物跃然纸上,被鲁迅称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刘伶纵酒》见于《世说新语》卷下《任诞》门。刘伶,字伯伦,晋沛国(今安徽宿县)人,是魏晋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著有《酒德颂》。他对“礼法”表示蔑视,好酒放诞,在“竹林七贤”中最为突出。本篇写刘伶日常纵酒的一个场面,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刘伶的性格,反映了魏晋文人“名士风流”的一个侧面。
        刘伶嗜酒,与常人不同。他常乘鹿车,使人荷锸而锄之,说:“死便埋我。”其放荡不羁如此。但一般人写酒徒,往往写其纵饮、失态的具体过程,而本篇写刘伶“从妇求酒”,从家庭的纠纷冲突中写刘伶的思想性格。置人物于夫妻矛盾的氛围中,使刘伶要酒不要命的性格得到充分的体现。
        刘伶因纵酒而伤了身体健康,却还向妻子要酒喝,妻子怒而将酒倒掉,将酒具毁掉,哭着劝他:“你喝酒过量,这不是养生之道,必须戒酒!”妻子的决心不可谓不大,道理不可谓不明晰,看来刘伶的酒是非戒不可的了。在妻子的苦口婆心面前,刘伶回答:“太好了!我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只有祷告鬼神立誓之后才能与酒绝缘,可准备祭神的酒肉。”言之凿凿,情之切切,不由妻子不信。但刘伶前面说的都是障眼法,他的本意是落在“可具酒肉”四字上面,这为刘伶下面的行动埋下了伏线。
        当妻子准备好了上供的酒肉,请刘伶立誓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刘伶的誓词竟然是:“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说自己以酒量闻名,一次能喝十斗,喝五斗能解除酒病。最后两句说:“妇人之言,慎不可听!”随后“引酒进肉”,一醉方休。这种戏剧性的场面,只能使这场家庭纠纷不了了之。原来是刘伶做好了圈套,来戏弄自己的妻子。这种跌宕起伏的写作手法,将刘伶不敬鬼神、但求一醉的行为,通过他诙谐、机智的誓词表现得酣畅淋漓,一个放荡不羁,恣意痛饮的酒徒形象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世说新语》在艺术上取得的最大成就,在语言方面。明代胡应麟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少室山房笔丛》)《刘伶纵酒》当不辜负如此评价。
        严格说来,《刘伶纵酒》还不能算是一部完整的小说,在现代小说的意义上,它只能算小说的一个情节。但作者仅仅通过这样一个情节,显示了高超的写作技巧。它几乎通篇用对话,用对话来塑造人物性格,颇见作者叙事写人的本领。尤其是刘伶的祝词,是表现人物性格的神来之笔。作者行文简洁,于平铺直叙中蕴跌宕起伏,刘伶的誓词既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起到了非常强烈的艺术效果。
        魏晋间讲“名士风度”,士人的一言一行,往往被传为口实。《世说新语》还记载了“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这就是所谓魏晋“名士风度”。今天我们看待刘伶的“旷达”,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但刘伶的荒诞行为,是当时社会政治风气曲折的反映。曹魏末期,政治上突出的事件,是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权力斗争演成的大屠杀。司马氏上台后,大肆屠杀政治上异己的名士,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以其政治态度惨遭杀戮。生活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或清谈玄学,或纵酒狂饮,一是为避祸,二是借此麻醉自己的神经。他们的这种放荡、颓废的生活态度,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文人的苦闷,在某些方面也有反对正统的封建礼教的色彩,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消极反抗的手段,含有明哲保身的意思。这种消极反抗的斗争形式本身,也具有消极的思想影响。
        鲁迅在《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中说:“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饮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梦死。——这就是晋时社会底情状。”这实在是入木三分、鞭辟入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