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银, 自说其所受师,即白衣,非沙门也。尝行,见一人担担,上有小笼子,可受升余,语担人云:“吾步行疲极,欲寄君担。”担人甚怪之,虑是狂人,便语之云:“自可尔耳,君欲何许自厝耶?”其人答云:“君若见许,正欲入君此笼子中。”担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笼,便是神人也。”乃下担。即入笼中;笼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担之亦不觉重于先。既行数十里,树下住食。担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笼中,饮食器物罗列,肴膳丰腆亦办,反呼担人食。未半,语担人:“我欲与妇共食。”即复口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许,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卧。妇语担人:“我有外夫,欲来共食;夫觉,君勿道之。”妇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笼中。便有三人宽急之事,亦复不异。有顷,其夫动,如欲觉,妇便以外夫内口中。夫起,语担人曰:“可去。”即以妇内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国中,有一家大富贵,财巨万,而性悭吝,不行仁义。语担人云:“吾试为君破奴悭囊。”即至其家。有一好马,甚珍之,系在柱下,忽失去,寻索不知处。明日,见马在五斗罂中,终不可破取,不知何方得取之。便往语言:“君作百人厨,以周一方穷乏,马当得出耳。”主人即狼狈作之,毕,马还在柱下。明旦,其父母老在堂上,忽复不见,举家惶怖,不知所在。开妆器,忽然见父母在泽壶中,不知何由得出。复往请之,其人云:“君当更作千人饮食,以饴百姓穷者,乃当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床上也。
        《灵鬼志》的注录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灵鬼志〉三卷,苟氏撰。”荀氏的里居、名号已无可考,可能是晋代人。该书早已散佚,我们今日得见此书,实应归功于鲁迅先生,他根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及《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辑得二十四则,收在《古小说钩沉》中。
        “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这段话,说的就是《外国道人》。而《灵鬼志》以前的志怪书,是绝少佛事的。
        这篇小说大致分为两段,前段主要介绍道人的神法,他能坐在仅“可受升余”的小笼子里,人却不必缩小,挑夫担起来也不觉得沉重;他还可以变出丰盛的菜肴,从口中吐出老婆来一道用餐;更奇的是那女人还有情夫藏在口中,趁丈夫睡觉之机,吐出来厮混。这一段除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暴露男女间互相隐瞒私情的不正常关系外,看不出其他的旨趣。那种口中藏人的本领,在当时的其他小说中也有过描述。
        以上一段故事,脱化于古印度的《旧杂譬喻经》。原故事说某国太子见母亲轻浮,弃国而去,入山见梵志作术吐一壶,壶中有女人,梵志遂卧;女人复作术吐一壶,壶中有少年男子,与女共卧。已而女便吞壶,梵志起,复内妇于壶中吞之,作杖而去。这个梵志显然是外国道人的原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道人入担中不觉小事又本于《观佛三昧海经》卷一所记的佛白毫毛内有百亿光,其中现化菩萨,“菩萨不小,毛亦不大。”
        如果说前段的道人从本领到行事还都是外国的话,那么后段的道人就大大地中国化了,成了一个儒家“道人”,行为标准变成了“仁”和“义”,佛家的痕迹并不很重,本领也未见有什么长进。当他们来到都城时,“有一家大富贵,财巨万,而性悭吝,不行仁义。”道人大恨,略施小技,逼得财主破财请了一千多个穷人吃饭。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火频仍,门阀地主加紧盘剥,荀氏记述的这个故事,反映了他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以及农民对此的绝望,由入世而出世,找一点寄托——实在可怜,不过是一个本不存在的把戏——以求心理上的平衡,仅此而已。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很有特点,一个人物贯穿始终,两段故事相对独立;行文通俗,多用对话;全篇故事前后呼应,结构已很完整;特别是第二段,几个戏法写得妙趣横生,作者的不平在叙述中一泄无遗,收到的却是喜剧效果,在魏晋小说中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本文对后世的影响,很快就显示了出来。梁朝吴均作《续齐谐记》,就中有一篇以中国书生为主角的《阳羡书生》。《阳羡书生》又名《阳羡鹅笼》,讲的是一个十八岁的书生,行路时因“脚痛,求寄鹅中”,入笼后,“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少”,居中吃饭时,吐出一女子,且如是者有三。这简直就是《外国道人》前半段的改写,主旨怕也是讽刺时尚的。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阳羡鹅笼,幻中出幻”,算是道出个中特点。但与《外国道人》相较,隔有时日,却少新意,乃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