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昔舜诫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①。’又《易》曰：‘人道恶盈而好谦。’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傥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②。’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实用此法。”

贞观三年，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③。’何谓也?”颖达对曰：“圣人设教，欲人谦光^④。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病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知^⑤。故《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⑥’，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云：‘劳谦，君子有终，吉^⑦。’诚如卿言。”诏赐物二百段。

河间王孝恭^⑧，武德初，封为赵郡王，累授东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⑨。孝恭既讨平萧铣、辅公祏，遂领江、淮及岭南、北，皆统摄之。专制一方，威名甚著，累迁礼部尚书。孝恭性惟退让，无骄矜自伐之色。时有特进江夏王道宗，尤以将略驰名，兼好学，敬慕贤士，动修礼让，太宗并加亲待。诸宗室中，惟孝恭、道宗，莫与为比，一代宗英云。

〔注释〕　①　“汝惟不矜”句：　语出《尚书·大禹谟》。为舜告诫禹的话。意思是说，只要做到不骄傲，天下就无人与你争能;只要做到不夸耀，天下无人与你争功。 ②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语出《诗经·大雅·荡》。意为开头很好，但很少有好的结局。 ③　“以能问于不能”句：　语见《论语·泰伯》。为曾子所言。意为有能力却向无能力的人请教，知识丰富却向知识缺少的人请教;有学问像没有学问一样，满腹知识像空无所有一样。 ④　谦光：　说尊贵者能谦虚则更见光彩。 ⑤　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知：　内蕴神明睿智，外表却保持沉默，使人感到高深莫测。 ⑥　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　系撮合《周易》中蒙卦与明夷卦的话而成，意思说，要显得蒙昧无知以自养正道，要像明夷卦中的明臣那样，不以明智的样子来盛气凌人。 ⑦　劳谦，君子有终，吉：　出自《周易·谦卦》。意为勤劳谦虚，君子能保持始终，吉利。 ⑧　河间王孝恭：　唐高祖李渊的堂兄弟，在平定天下中立大功，但不居功自傲，颇受李世民的敬重。 ⑨　行台：　在地方上代表朝廷行使尚书省职事的机构。始于魏晋，唐初亦置。贞观后废除。

【鉴赏】　“谦让”就是为人谦逊礼让，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之一。君主位高权重，四海独尊，产生骄矜自傲之情是极为正常的。历史上大多数帝王没有出此轨道的。唐太宗值得称赞之处，就是他有与多数帝王不同的执政心态，即“自守谦恭，常怀畏惧”。

贞观二年(628年)，他对身旁的大臣说，人们常说做皇帝的人，可以自认为尊贵与崇高，无有需要顾虑和害怕的东西。“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虚，常怀畏惧”，“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从三个“常”来看，保持谦虚谨慎、心怀畏惧，就不是唐太宗一时的心血来潮。

为什么要“自守谦恭”呢?唐太宗和孔颖达都用《周易》中的话为依据。唐太宗说，《周易》中有“人道恶盈好谦”告诫于我。这是说，人们都是厌恶骄横自傲，喜欢谦虚谨慎。又引了《周易》中的谦卦：“劳谦，君子有终，吉。”孔颖达在贞观三年(629年)回答唐太宗时，引了谦卦、蒙卦与明夷卦中的内容，但他不是引原文，而是融贯于答话中。贞观君臣提到《周易》之处甚多。如魏徵所上的“十思疏”中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意思是说，想到高高在上的危险时就得注意自我修养、保持谦虚。这是从谦卦中“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中脱胎出来的。《周易》在中国古代的地位是崇高的，长期被奉为神圣的经典。自汉代开始，它列于五经之首，地位显赫。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编《五经正义》，而开头就是《周易正义》。魏徵引《周易》是为了说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有权威性作支撑的。唐太宗提倡谦让的目的，是为了鼓励臣子犯颜进谏：“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傥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唐太宗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一个人总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不可能老是正确的。

“自守谦恭”的前提是“常怀畏惧”。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怕，他就没有约束力，也就不会保持谦虚谨慎的心态。“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唐太宗畏惧的内容有二：　一是“皇天”，二是“群臣”。君主怕“皇天”，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君权为天神授予的理论，为君主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的根据。为了自己的利益，君主不仅崇天、敬天，乞求上天赐福于己，同时又惧怕天，怕天降下灾祸。而为了限制君主的恣意所为，古代思想家又提出“天谴”说，自汉代以后一直持续到清。因为发生自然灾害，唐太宗自责说：“朕之不德，皇天降灾。”(详见《灾祥》篇)畏“群臣”，在古代君主中，实为凤毛麟角。君主集大权于一身，对臣子可随意封官赐爵，也可任意罢免大臣，至于处死大臣也只凭君主一句话就行。对臣子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压根儿没有什么可以惧怕臣子的。历史上更多见到的是君主无端猜忌诛杀臣子的事实。“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世家》)，这是越王勾践臣下悲惨下场的形象化描绘。君主猜忌多疑的心态，让臣子们有“伴君如伴虎”的感受。他们整天提心吊胆，诚惶诚恐。隋文帝杨坚猜疑成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每次出行后回到京都，都有如临敌国的感受。晚上不敢脱衣服睡觉，寝处经常要换地方。”唐太宗畏“群臣”的缘由，他说得很明白：“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百官天天看着我，琢磨我的一言一行，我怎么能够不畏惧呢?归根到底，唐太宗是希望能够经常听到臣子们的直谏，目的在处理国事时少有过失，以便让大唐王朝长治久安，“宗社永固，无倾覆矣”。

对宗室中的诸王，唐太宗对河间王李孝敬、江夏王李道宗，显得特别亲热。如此优待有加，是因为二人“威名甚著”而“无骄矜自伐之色”、“以将略驰名”而又“动修礼让”。“谦让”作为人类固有的美德，应当说在贞观君臣中有着很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