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曰：“为人大须学问。朕往为群凶^①未定，东西征讨，躬亲戎事，不暇读书。比来四海安静，身处殿堂，不能自执书卷，使人读而听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书内。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②。’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时行事，大觉非也。”

贞观中，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为太宗所重，特诏泰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谏曰：“魏王既是陛下爱子，须使知定分，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东宫之西，海陵^③昔居，时人以为不可，虽时移事异，犹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宁息，既能以宠为惧，伏愿成人之美。”太宗曰：“我几^④不思量，甚大错误。”遂遣泰归于本第。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也。故孔子云：‘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也^⑤。’又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⑥。’近代帝王遂行不逮汉文以日易月之制，甚乖于礼典。朕昨见徐幹《中论·复三年丧》篇^⑦，义理甚深。恨不早见此书。所行大疏略^⑧，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因悲泣久之。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承意顺旨，甘言取容。朕今欲闻己过，卿等皆可直言。”散骑常侍刘洎对曰：“陛下每与公卿论事，及有上书者，以其不称旨，或面加诘难，无不惭退。恐非诱^⑨进直言之道。”太宗曰：“朕亦悔有此问难，当即改之。”^⑩

〔注释〕　①　群凶：　指隋末各路农民起义军及封建割据势力，如窦建德、李密、王世充等。 ②　不学，墙面，莅事惟烦：　意为不学就像面墙而立，一无所见，遇事无从入手解决。语出《尚书·周官》。 ③　海陵：　唐高祖第四子李元吉，与太子李建成合谋陷害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被诛，后被追封为海陵郡王。 ④　几：　几乎，很少。 ⑤　“三年之丧”句： 语出《论语·阳货》。意谓给父母服丧3年，是天下通行的，从天子到普通百姓都是如此。 ⑥　“何必高宗”句： 语出《论语·宪问》。高宗，此指商王武丁。岂止武丁能这样做，古时人人都能如此。 ⑦　徐幹：　东汉末人，撰《中论》2卷，凡20篇，以阐述儒家思想。《复三年丧》是《中论》中一篇。 ⑧　所行大疏略：　唐太宗自悔过去给父母行丧礼太简单随便。大，通“太”。 ⑨　诱：　诱导，鼓励。 ⑩　此章重出于《纳谏》篇，内容较此为详，可参阅。

【鉴赏】　本篇记述了唐太宗从执政之初到贞观中后期的懊悔之言和改过之行。

唐太宗是武将出身，18岁便南征北战，平定天下。登基后思想上发生了转变，开始专注于以儒学治国。以为君臣父子、政教之道，都在儒家经典中，惟有孜孜不倦的学习才能成为一个能干的皇帝。对于年轻时在马背上没能好好学习治国之道，太宗深感懊悔。此为悔过之一。

第二、三章记载的内容都关于礼制。

贞观中期，唐太宗不喜太子李承乾而偏爱魏王李泰，下诏让魏王移居武德殿。武德殿是太极宫宫殿名，与太子所居东宫邻接，地位不一般。隋文帝废太子杨勇而改立杨广，即在此殿宣诏。唐初李渊赐李元吉居武德殿，方便了李元吉与太子李建成的沟通往来。魏徵认为，太宗此举不妥，有违礼制。儒家的礼制，注重尊卑有别、上下有序，以此确定社会秩序的稳固。违反礼制，逾越彼此身份行事，那就会打乱本来的秩序，是非常危险的。唐太宗对魏王的安置，会招致非议和猜忌，危及太子和其他儿子的既定名分秩序。魏徵告诫唐太宗说，如果太宗真的喜爱魏王，就应该时时提醒他记住自己的名分，这才是上策，怎可因给予其不合适的待遇而陷魏王于危险境地呢?太宗听后果然及时悔悟，意识到自己没有深思熟虑的举动差点铸成大错，赶紧让魏王回到以前的府第居住。此悔过之二。

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读了东汉末年文人、“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所撰《中论·复三年丧》，对自己没有遵守“三年之丧”为父母守孝而感到懊悔悲痛。此悔过之三。守孝3年的礼制，是商朝实行的，周朝以后已不太流行。孔子为维护这一礼制，与弟子宰我有过一段尖锐的对话。宰我认为守孝3年太长，一年就够。孔子骂其“不仁”，不能体会父母哺育婴孩3年才能脱离父母怀抱的辛苦(见《论语·阳货》)。孔子之“礼”，是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结合。3年之期是守丧之礼的形式，而爱父母、怀念父母的思想感情是礼的真正内容。内容和形式相融合，达成一致，才是真正的依礼而行。后世帝王没有遵此礼制，如汉文帝实行“以日易月之制”，将3年之丧缩短成1个月。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后，唐高祖李渊被迫让位李世民，成为太上皇，至贞观九年(635年)去世。唐太宗对于父亲，内心是有愧疚的。看到徐幹的文章后，勾起了对父母的歉疚之情。这也是自然之人情、人性。如从一国之君的视野来看，倡导守孝之礼亦可以发扬孝道，有着培植忠贞、恭顺的臣民的政治功用(详见《孝友》)。

第四章重出于《纳谏》，散骑常侍刘洎提意见，说唐太宗对公卿大臣面加责难的做法不利于臣下直谏，太宗表示悔过。此悔过之四。

《左传·宣公二年》里有句话：“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适用于普通人，也适用于帝王。儒家有把君主神化、圣化的倾向，以君主没有缺点视为理想的设定。历史上的君主也常常以神、圣自诩，不肯面对自己的过失。典型的如商纣王。据正史所载，商纣王博闻广见、思维敏捷、身材高大、力气过人。但在位后期变得荒淫无度，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劝谏，杀比干、囚箕子，一意孤行致为周所灭。反观唐太宗，对自己的认识是清醒的。他没有把自己置于圣人的地位，而像普通人一样经常反省自己的不足，接纳规谏之言，并立即改正，这正是唐太宗个人修养的最大优点之一。事实上，即使贵为帝王，也难免发生过失。重要的是对待过失的态度：　掩盖过失，只能酿成更大的过失;听从谏言，及时改正过失，就能大大降低损失。唐太宗度量宽宏，勇于自省，闻过即改，从善如流，终致国泰民安，也是他促成“贞观之治”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