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　

臣历睹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①，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岂无僻王，赖前哲以免尔!自魏、晋已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崇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且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长^②而祸乱不作也。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昔唐尧茅茨土阶，夏禹恶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复可行于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③。至景帝以锦绣綦组妨害女工，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④。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于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⑤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臣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⑥，作法于理，其弊犹乱。陛下少处民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

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帝大业之初，又笑周、齐之失国。然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周、齐也。故京房^⑦谓汉元帝云：“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戒也。

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又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唯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洛口仓^⑧，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是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竟以资寇，积之无益也。然俭以息人，贞观之初，陛下已躬为之，故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傥中国被水旱之灾，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因之窃发，则有不可测之事，非徒圣躬旰食晏寝^⑨而已。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津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太宗曰：“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

〔注释〕　①　传祚相继：　谓帝位的传袭继承。 ②　卜祚遐长：　帝位长久传袭。古人认为帝位是上天所赐，而卜筮可测知天意，故称帝位为卜祚。 ③　“汉文帝”句： 汉文帝珍惜百金的费用，停建露台，收集臣下上书所用的布袋，用作宫殿的帷帐，所宠幸的慎夫人裙子短得不拖曳在地。见《汉书·文帝纪》。 ④　“至景帝”句： 汉景帝因锦绣五彩绦条有害妇女的纺织，特下令废除不用，百姓生活得以安定。见《汉书·景帝纪》。 ⑤　益州： 今四川成都。 ⑥　昧旦丕显，后世犹怠：　语出《左传·昭公三年》。意思是勤奋早起而求得功业大显赫，而后代则懈怠不为。 ⑦　京房：　本姓李，字君明，汉元帝时博士，治《周易》。 ⑧　洛口仓： 在今河南巩县东南，洛水入黄河口。隋炀帝筑兴洛仓于此，号洛口仓城，后李密攻克其地，开仓赈济百姓，召集大量兵力，又筑洛口城，作为基地。 ⑨　旰食晏寝：　旰(gàn)，晚;晏，迟。指君主勤理朝政，晚食迟寝。

【鉴赏】　本篇是马周任侍御史时的一篇奏疏，提醒唐太宗戒除奢纵，俭朴节用，爱惜民力。

马周(601—648)，唐初政坛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身寒微，却孜孜好学，尤其精通《诗经》、《春秋》，少有大志。但是不为州里所用，后愤而周游中原，屡受屈辱，最后来到长安，做了中郎将常何(唐太宗的亲信重臣，当年玄武门之变时镇守玄武门的武将)的门客。因为替主子常何代写的时政奏章被唐太宗赏识，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机。此时唐政权刚建立不久，百废待兴，唐太宗求贤若渴，马周的出现令唐太宗喜出望外。马周才识超群，短短十年间，从监察御史做到宰相，可谓青云直上。和魏徵等一起成为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知名谏臣，为唐朝初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外他还兼任了皇太子李治的老师，对李治当皇帝以后的治国亦影响颇深。

欧阳修等所修《新唐书·马周传》感叹“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唐太宗“锐于立事”，而马周建言“皆切一时，以明佐圣”，君臣之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来自民间的马周既深谙社会病症，处事又谨慎周到，讲的话合情合理、情理交融，很合唐太宗的心意。马周一生，始终得到唐太宗的信任和倚重，而他也以无上的忠诚回报了唐太宗的知遇之恩。马周因患消渴症(糖尿病)，48岁去世。传马周临终前，不想唐太宗的一些过错为后人所知，亲手烧了自己一生所上的谏表。他说：“管、晏彰君之过，求身后名，吾弗为也。”(《旧唐书·马周传》)意思是说：　春秋战国时的管仲和晏子因为经常数落国君的错误而出名，我不想做这样的人。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马周留下的奏疏数量很少，后世对其事迹的叙述也不多，但这位布衣宰相的才华和光芒并不就此被掩盖。马周在贞观十一年(637年)所上的这篇奏疏，就被毛泽东称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认为其言之有物，在平实中见至理，于质朴中显真情。

奢纵的话题一直为贞观群臣所热衷，如《征伐》、《刑法》、《慎终》等篇中都有对唐太宗的劝诫。唐太宗自己曾说：“凡创业之君，莫不以俭约而兴。”(《帝范》)君王创业之初，基业未稳，民心未定，此时效法俭约是比较容易的。但当国运昌盛之时，则奢纵往往随之而来。戒奢是知易行难。马周的这篇奏疏，言辞恳切，深为唐太宗赏识，也令唐太宗对自己进行了反省，马上停止了一些器物的营造。

马周的上疏主要表达了如下几个观点：　

第一，从历史经验来看，创业的君王必须广布恩德教化，使恩有余地，才能为子孙奠定万代传袭的基础。而自古圣明之君的两大要务，就是“节俭于身、恩加于人”。

第二，现今百姓徭役繁重，颇有怨嗟之言。京城和益州等地营造供奉皇室使用的物品，以及诸位亲王、妃嫔、公主的服装饰品，都被人认为不节俭。西汉文帝、景帝能够克尽俭约、让百姓安乐，到武帝虽穷奢极侈，但承文、景遗德而民心没有骚动。如果现在不能在节俭上做到善始善终，使恩德泽被后世，子孙的基业是令人担忧的。所以，戒奢纵是为子孙立久远之基。

第三，政治教化应该在能够修行的时候就加以修行，如若事变一旦发起，然后追悔当初，那就毫无意义了。这是观察前代国家成败兴亡得出的经验教训。君主们往往看到前代灭亡，知道前代政治教化所以失败的原因，却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上正存在的过失。由此商纣笑夏桀之亡，而周幽王、周厉王又笑殷纣之灭。现在我们看隋炀帝，亦如炀帝看北齐、北周。汉朝的京房对汉元帝所说的“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这句话，应该引以为戒。马周之意，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君主必须正视自身正在犯的一些错误，防微杜渐。

第四，劝告唐太宗在人有余力的情况下再行贮积，不可横征暴敛。从古以来，国家兴亡不在于国家的积蓄多少，只在于百姓的生活是苦还是乐。百姓苦乐决定国家兴亡，国家就应该节俭开支来休养生息，而不是对百姓强行征敛、役用不止。否则国家一旦遇到灾害、战争，则易为狂狡之徒利用而发生不测。针对如今出现的问题，马周还为唐太宗指出了一条矫正的道路。他认为，若唐太宗诚心励精图治，其实不必远求上古，只需回到贞观之初，持续贞观之初的精神即可。

从马周的谏言中，可以看出其风格与魏徵有明显区别。马周目的明确，但是措辞却较委婉。如他说到当今百姓徭役繁重时，他先说到的是唐太宗经常有颁布诏令减少百姓的徭役，只是官府事务没有减少导致诏令贯彻不力。令唐太宗看到了自己的过失却又不伤颜面。此外，马周针对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比较切实可行。他不是动辄要求唐太宗要以上古圣明君主为标杆，而是提出以唐太宗的从前的情况为参照。强调唐太宗纠正自己的偏差，只要回到当年执政之初的状态，重回当时的执政理念即可。这种建议，可行性及操作性强，听来自然更易于君王接受。难怪唐太宗一时不见就要想念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