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七年，太宗谓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轨之辈。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①。’凡养稂莠^②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③，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④。’又蜀先主^⑤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之间^⑥，每见启告治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故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⑦每年数赦，卒至倾败。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绝不放赦。今四海安宁，礼义兴行，非常之恩，弥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⑧。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诏令格式^⑨，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言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⑩。《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⑪。’且汉祖日不暇给^⑫，萧何起于小吏^⑬，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义，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长孙皇后遇疾，渐危笃^⑭。皇太子启后曰：“医药备尽，今尊体不瘳^⑮，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⑯，冀蒙福佑。”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者;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之教耳^⑰。常恐为理体之弊。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注释〕　①　喑哑：　口不能言。这里指不能言。 ②　稂莠：　有害农作物的草，形似禾苗。 ③　奸宄：　犯法作乱。 ④　文王作罚，刑兹无赦：　谓周文王制定的处罚条令，在行刑时是一概不赦的。语本《尚书·康诰》。 ⑤　蜀先主：　指刘备。 ⑥　陈元方、郑康成：　元方名纪，东汉末名士;康成名玄，东汉末经学家。 ⑦　梁武帝：　即萧衍，南朝梁的建立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佞佛的皇帝。在位时大建寺院，并三次舍身同泰寺。 ⑧　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　出罪指断案官吏判有罪为无罪，或判重罪为轻罪;入罪指断案官吏判无罪为有罪，或判轻罪为重罪。 ⑨　诏令格式：　唐代法律的表现形式。诏是皇帝的命令，规定刑名轻重;令是各种行政制度的规定;格是规定对官民奖罚的各项标准;式是规定官署应用文件的程式。 ⑩　“《周易》称……不复也”句：“涣汗其大号”，语本《周易》涣卦的爻辞，其后还有“涣王居无咎”。意思是说，天下人心的涣散，如同王者身患疾病。经过人心的聚集后，王者便如同身出大汗疾病已去。这里是说，发号施令，像人体出汗，一出就收不回来了。 ⑪　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　语本《尚书·周官》。说发布命令在慎重，命令一经发布就要坚决执行，不能更改。 ⑫　汉祖日不暇给：　汉祖，指汉高祖刘邦。日不暇给，指事务繁多，时间不够。 ⑬　小吏：　指萧何，后为宰相的他，早年曾为沛县小吏。 ⑭　危笃：　病重濒于死亡。 ⑮　瘳(chōu)：　病愈。 ⑯　度人入道：　佛教以使人脱离尘世为度。入道，指皈依佛教。 ⑰　异方之教：　佛教兴起于印度，自西域传入中国，与儒家伦理有冲突，故蔑视称为“异方之教”。

【鉴赏】　本篇内容为两个方面，一是说赦令的发布不能过多，二是说法令要简约、稳定。赦令是指国家减免犯人罪行的命令。它表示当政者对犯人的宽恕，是当政者仁慈的体现。古代皇帝常常在登极、改元、太后寿、立嫡、取得军事胜利时，宣布天下大赦以示恩宠。唐太宗认为，使用过多会带来很多弊病。一年之内颁布几次大赦令，就会让好人不愿说话了。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举了诸葛亮与梁武帝萧衍的例子作比较：“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毎年数赦，卒至倾败。”诸葛亮是治国能臣，史书上说他是萧何的“匹亚”，刑政虽峻，而无怨恨，“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诸葛亮很有点法家的味道，不过乱世用法家治世，也是古代中国常见的现象。以法家治国，在短时间内是不会行大赦的。梁武帝在君王中是一个另类，用清心寡欲式的老僧来形容他是比较妥帖的。他一顶帽子戴3年，一条被子盖2年。平时不饮酒，不听音乐。穿的是布衣，床上挂的是木绵制的黑色帐子。一副苦行僧的样子，好叫人相信他对佛教的信仰是纯正的。他到同泰寺舍身，说自己要当和尚。大臣没有办法，就出大批钱财把他从同泰寺中赎回。他3次舍身，大臣们就赎回3次。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二册中，对梁武帝的描绘是入木三分的：“梁武帝对待亲属和士族，一概不用法律，这些人犯了罪，都可以得到宽免”，“他专精佛教戒律，每次断重罪，总要涕泣，整天表示不高兴;士族犯罪一概宽免，亲属甚至犯谋反罪，哭着教诲一番也就算无罪。”这是唐太宗说“梁武帝每年数赦”的缘由。梁武帝无非是要表示自己是个仁慈的君主，殊不知这恰恰是对法律公正的严重破坏，而对犯罪者是一种福音。《水浒传》里，宋哲宗大赦天下，赦出了高俅这么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坏蛋。虽说是小说，但毕竟也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唐太宗从历史事实的对比中得出结论，认为赦免令不能随意颁布。因为赦免愈多，就会使犯罪的人心存侥幸，达不到刑罚惩恶劝善的目的。唐太宗慎用赦免令，意在维持社会法制的稳定。

长孙皇后对赦令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当她病重即将死亡之际，太子李承乾说：“药用尽了而身体未康复，请奏告父皇赦免囚徒，并度人出家奉佛，以求神灵保佑。”长孙皇后不赞成这一做法，认为人的生死，不是人的力量能够左右的。大赦是国家大事，不能因为我一个妇道人家“而乱天下法”。至于佛教，唐太宗总是说，只是保留一种异域传来的宗教罢了。也就是对外来文化，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长孙皇后对人的生死，所持着理性的态度，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谓侍臣曰：‘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这是说，不能把一种罪规定为几种轻重不同的条款。这样容易生出奸诈来，想出罪就用轻判的条文，想入罪就引重判的条文。律法应该稳定划一，不能互相抵触，这样执法时才能做到公允平等，“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法律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强制性手段，应当为人们提供一个共同遵循的标准，不能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对其所制裁之人的行为，均同地、普遍地发生效力而无例外。也即唐太宗赞誉萧何“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之意。过了一年，唐太宗又说：“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意思是说，法律一定要保持长期的稳定，经常变易，就会造成人们的疑惑不解。不能轻率地发布诏令，必须详加审定。法律一旦制定后，就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暮改。只有当社会状况发生较大变动时，才有修订法律的必要。贞观时期，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唐太宗希望法令“常定”，是现实的需要和反映。

《贞观政要》中出现“太宗谓侍臣曰”共有73处，频率相当高。“侍臣”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唐太宗的心腹，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马周、褚遂良等人。二是指史官，如职掌天子起居法度的起居舍人等。对心腹重臣的谈话，则多标明姓名与职务。不明姓名的“侍臣”，则多指帝王身边的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