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行
[唐]李白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肠断非关陇头水,泪下不为雍门琴。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 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贤哲栖栖古如此,今日亦弃青云士。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昨日方为宣城客,掣铃交通二千石。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楚人每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萧曹曾作沛中吏,攀龙附凤当有时。溧阳酒楼三月春,杨花茫茫愁杀人。胡雏绿眼吹玉笛,吴歌《白纻》飞梁尘。丈夫相见且为乐,槌牛挝鼓会众宾。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笑寄情相亲。
《猛虎行》,一作《猛虎吟》,属古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本篇是《乐府诗集》同题十首诗中最长的一首,也是最有思想深度和艺术个性的一首。
天宝十五载(756)春天,李白因避安史之乱,离宣城赴剡中,途经溧阳,遇书法家张旭,宴别于溧阳酒楼而作此诗,抒写时代的灾难和自己的遭遇。
全诗四十四句。 自开头至“鱼龙奔走安得宁”十二句,写安史乱军攻占洛阳,国家多难。生灵涂炭的惨象。一位“斗酒诗百篇”的大诗人,对这首《猛虎行》,竟须“朝作”、 “暮作”,其悲痛难言、欲语又休的情状可见一斑。接着用两句诗撇开令人悲哀的寻常原因。“陇头水”指乐府《陇头歌辞》,是写行人听到陇头流水呜咽而引起乡思之情的。 “雍门琴”指战国时齐人雍门子周鼓琴使孟尝君“立若破国亡邑之人”,感动得掉下泪来的故事。诗人用这两个典故强调了自己既不是因思念家乡而肠断,也不是因听到凄凄动人的琴声而下泪,而是因国难当头,人民遭殃。紧接着便连用八句诗写安史之乱。安禄山乘唐统治者歌舞升平麻木不仁之机,率十五万众,反于范阳,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奔而来,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河北、河南州郡相继陷没。关中人民多被安史乱军押往燕地当俘虏,作牛作马;洛阳陷落,胡骑遍野,横行无忌。紧接“一输”两句,又落实处,具体写出两件历史事实:一为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安禄山攻陷落阳,唐玄宗命右羽林大将军高仙芝率兵五万, 由宦官边令诚作监军,从长安出发,屯守于陕(今河南陕县)。这时,范阳节度使封常清率残军与高仙芝会合。高仙芝采纳封常清的建议,引兵退据潼关,以保卫京城长安。安禄山见唐已有准备,才领军退去。监军边令诚却向玄宗奏称封常清摇惑军心,高仙艺不战而退,并具言唐军失败之状。玄宗勃然大怒。遣边令诚即于军中斩决高仙芝、封常清。这里的“一输”,就是指高仙芝不战而退;“一失”是指玄宗听信宦官谗言,轻易地杀掉大将。另一件是: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抗击安禄山,河北二十三郡纷纷响应,有十七郡归附于唐。不久颜杲卿兵败,常山失陷,附唐州郡也多为安史乱军所攻占,于是河北诸州郡又归降安禄山,这就是“朝降夕叛”。诗人对此不胜忧虑,十分沉痛地说:“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将安禄山比作臣鳌,将人民比作鱼龙,形象地写出了乱军猖獗,杀人如麻,人民震骇,四出避难的情景。
自“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十八句,借张良、韩信的故事,抒发身遭乱世,不被昏庸的统治者任用,只能窜流南国的感慨。诗人与张良、韩信相比,颇有类似之处。其一,他们都是乱世中的人:张、韩遇楚汉相争,诗人遇安史之乱,战局都呈现翻覆无定、胜负不一的状态;其二,他与张良、韩信一样,都是急迫不安的“贤哲”和“青云士”。但是,写相似正是为了突出大不相似: “刘项存亡在两臣”,而诗人却是“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事已至此, “宝书玉剑”、 “金鞍骏马”全成了无用之物,或挂之高阁,或分给朋友。还是作客于宣城太守之家,和领取二千石奉禄的大官们借“六博”之戏来“快壮心”为好。绕床三周,大呼一声,掷棋一枚,其赌博时情态毕现于纸上,其愤慨之情亦倾泻于纸上。
自“楚人每道张旭奇”以下六句盛赞张旭的才能:楚人常称道他“奇”,可心藏风云,却不为世人所知。三吴的高级长官尊重他,四海的英雄豪侠追随他。他好比萧何、曹参,虽然暂时贱为沛中小吏,但“攀龙附凤当有时”,他终有一天会追随帝王, “绩著元勋,位居上衮”的。诗人赞美张旭,即赞美自己,说张旭“攀龙附凤当有时”,即相信自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行路难》)。诗人又在失望中萌生出新的希望,表现出执着追求的精神。最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与张旭宴别的情景。这时正是暮春三月,杨花茫茫,漫天飞舞,国破之痛、离别之忧,从“愁杀人”三字中透露出来。幸有绿色眼珠的胡儿吹奏玉笛,吴地的《白纻》歌声清越嘹亮,振得屋梁上的灰尘纷纷飞扬,这又激起了他满怀豪情: “丈夫相见且为乐,槌牛挝鼓会众宾”。他要宰牛击鼓,大宴宾客,以尽欢极乐。末两句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抱负: “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笑寄情相亲”。 《庄子·外物》载:任公子用一条粗黑绳装上大钩,以五十头犍牛为鱼饵,在东海钓到了一条大鱼。这鱼能使浙江以东、苍梧以北的人民都吃得很饱。诗人化用任公子钓大鱼的故事,突出表现了自己壮志犹存,雄心不已,一旦时机到来,就要奋起干一番回天转地的大事业。
这首诗涉及的方面很多。有对时局的概括,有历史的追述,有对古今人物的赞许,有作客和宴别情景的描绘,把上下几百年,纵横数千里本不相干的人和事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感情起伏跌宕,语调愤激豪迈,完美地表现了忧国伤时、待机图报的主题。清王琦说得好:“其悲也,以时遇之艰,其欢也,以得朋之庆”, “首尾一贯,脉络分明,浩气神行,浑然无迹”, (李太白全集》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