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曹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帝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蒿里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属《相和歌辞·相和曲》。本是齐国东部士大夫、庶民送葬时所唱的挽歌。曹操运用这一哀伤的曲调来写乱世人民的苦难、抒发自己深沉的感慨,内容和调式是很合谐的,这是曹操运用旧题乐府的一个特点。
        这首诗被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钟惺《古诗归》)。确实,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公元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 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前四句写诸侯起兵,讨伐董卓,以勤王灭贼号召天下。中间六句写军阀为了争夺权势而互相残杀。这六句又可分为三个递进的层次,“军合力不齐”二句,写结义兵之初,已然露出危机;“军合”只是表面上的合, “力不齐”已预示出分裂的危险; “踌躇”二字写尽这些“勤王”的英雄们畏敌如虎,拥兵自重的心理, “雁行”已预示着必然要分道扬镳。 “势利使人争”两句,则进一步写出他们之间终于为了争权夺利而很快互相杀伐起来。 “淮南帝称号,刻玺于北方”两句则举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袁绍、袁术这两个堂兄弟竟然成了死对头,袁术自己要称帝,大骂袁绍为家奴;袁绍则更阴险,想借用刘虞为帝而号令天下。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名门望族,当时又兵力最强,其叔父又被董卓所杀,因而自然成了各路诸侯之盟主,曹操在这里举二袁之争,可以概见当时乱世群雄的情形。读了这六句诗,我们仿佛看到这帮军阀从暗斗以至明争,终于打得不可开交的一个历史过程。无怪乎钟惺说曹操“看尽乱世群雄情形,本初(袁绍字)、公路(袁术字)、景升(刘表字)辈,落其目中掌中之矣。” (《古诗归》)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 “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 自然要痛断肝肠了。作者在写这段纷繁的历史事变时,从大局着眼,从关节处入手,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善于突出重点,使人感到诗人自是站在高处,全局在胸,所以运笔自如,简劲有力。从“史”的角度说,这首诗真不啻就是一首汉末良史。
        但这首诗,最动人的还是作者的“诗情”。从情的角度分析,这首诗也是脉络分明的。前四句,可以说写诗人起初的愿望。 “关东义士”虽可泛指诸路将领,但我以为主要是曹操隐然自指。曹操兴义兵,讨群凶是其本心,尤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两句,正可谓是曹操开始追求的目标:他想大家合兵于孟津对洛阳构成一种进逼的势态,一旦洛阳得手就可打开进攻长安的门户,就可完成灭贼勤王的大计。这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讲的是很清楚的。中间六句写曹操的失望。他没有料到这些军阀竟然这般卑鄙,因而大有“竖子不足与谋”的感慨,鄙视和痛恨之情感溢于言表。最后六句写曹操的哀伤,他既是伤生民之苦,也是伤自己整顿乾坤宏愿的受挫。从曹操情感发展的线索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以天下为己任,救万民于水火的博大胸怀和深挚情感。这才使这首诗具有“诗史”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