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获释
纳尔逊·曼德拉是当代南非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他是南非黑人运动中伟大的战略家和指挥员,是众望所归的民族领袖。1990年2月11日,纳尔逊·曼德拉终于结束了27年半的铁窗生涯,回到了人民中间,继续投入到他所为之奋斗的事业中。
纳尔逊·曼德拉于1918年7月18日出生在南非特兰斯凯地区的鸟姆塔塔。他的父亲是当地科萨人滕布部落的酋长,1930年去世。曼德拉是在大酋长达林戴波的监护下长大的。
曼德拉小时候常帮助家里放羊、种地。那时,他常听部落里的老人们讲起白人到来之前,非洲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乐业的故事和那些为抗击白人侵略而进行斗争的英雄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地印在了曼德拉的脑海中。他为这些人的事迹所感动,也为非洲人英勇不屈而感到骄傲。他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以后也要为非洲人民从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进行战斗。
1938年,曼德拉从当地的一所教会学校毕业后,考入到南非黑尔堡大学读书。这是一所专门招收黑人学生的大学。在这里,曼德拉结识了不少黑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如奥利弗·坦博(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等。3年级时,曼德拉因参加学生抗议活动而被停学,回到了家乡。正在这时,他的监护人决定为已长大成人的曼德拉娶妻,并让他参与管理部落的事务。曼德拉不同意,他逃到了约翰内斯堡,继续学习。
约翰内斯堡是南非最大的工业中心。然而在这个工业中心里,由于种族主义的劳工制度,黑人工人不能从事技术性工作,只能干些又脏又累、收入又低的工作。他们住在破烂、拥挤的工棚里,在贫穷困苦中挣扎,还不时受到警察的骚扰。这一切,使曼德拉加深了对南非种族主义政策的认识和对南非黑人苦难生活的了解。
正是在这个时候,曼德拉认识了南非民族主义活动家沃尔特·西苏鲁,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西苏鲁对曼德拉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和他后来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西苏鲁的帮助下,曼德拉得到了学习法律的机会,并且成了一名律师。
1944年,曼德拉加入了非洲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并很快成为这个组织中的杰出人物。他参与起草了青年联盟宣言,并在后来又当选为该联盟的总书记。
1948年,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党——阿非里卡人(即布尔人)的国民党上台执政后,抛出了一整套种族隔离法令,肤色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对非洲人在就业、居住和社会福利方面的限制更加严厉。非洲人不仅被剥夺了合法的政治、经济权利,而且还丧失了人身自由。它使南非黑人面临着空前的灾难。为此,南非青年联盟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制订新的纲领和策略,以适应新的斗争的需要。在曼德拉和其他一些人的推动下,非洲人国民大会由1948年通过了《1949年行动纲领》,提出了“民族自治”、“反对任何形式的白人统治”等口号。并以此为方针,掀起了整个50年代的非洲黑人反对种族隔离法的群众运动。
195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共同发起组织了“蔑视不公正法运动”,曼德拉被指定为全国志愿者运动领导人。这场运动从伊丽莎白港开始,很快就席卷整个南非。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不顾南非当局的法律限制,排队从只准白人通过的入口走进车站、邮局和其他公共场所。晚上,他们还无视当局对黑人的宵禁令,以表示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反抗。就连一些白人也加入到这场斗争中来。
在这场斗争中,共有8500人被当局以“蔑视法律”罪投进监狱,但这并没有影响整个运动的进展,相反,它激起更多的人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来。在斗争中,曼德拉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被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瓦省主席。这使当局加强了对他的注意。当年12月11日,当局对他实行禁令,不准他参加群众集会,并把他的活动范围只局限在约翰内斯堡。
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和他的同学与战友奥利弗·坦博在约翰内斯堡办起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专为黑人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
1955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有色人”人民组织以及白人民主主义者联合发动了“人民大会运动”。6月26日,他们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科利普敦召开了有2844名代表参加的大会。在会上,通过了著名的“自由宪章”,提出在南非建立民主制度的要求。“人民大会运动”在南非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许多非洲人、南非印度人和“有色人”都积极参加到这场运动中来。而且白人民主人士也成为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南非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威胁到了南非白人当局的统治。他们为了阻止不断高涨的人民大会运动,于1956年12月逮捕了曼德拉等156名大会运动的领导人,并指控他们犯有“叛国罪”。为此曼德拉夜以继日地准备辩护证词,利用法庭揭露白人政权的非正义性和不合法性,并且系统地宣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近50年的和平方式的斗争及其政治主张。他们强有力的辩词,为大会运动的胜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经过长达4年半的审判后,法庭不得不推翻当局对156名大会运动领导人的指控,宣布他们无罪释放。
进入60年代以后,南非的政治气候越来越险恶。白人当局为了逃避英联邦国家对其种族主义政策的指责,不顾广大黑人的意愿,单方面决定退出英联邦。就这样,占整个南非人口3/4的南非人完全被排除在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政治之外。
为了反抗白人当局的这种作法,曼德拉组织召开了完全是非洲人参加的全国大会。来自全国各地145个组织的1400名代表,聚集在纳塔尔省的彼得马里茨堡,要求政府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来决定南非的前途。并且通过决议:如果南非白人当局无视非洲人民的意愿,就举行全国范围的游行示威。曼德拉被推选为全国行动委员会书记。委员会号召所有非洲人在白人共和国成立之时举行3天总罢工。全国各地的黑人工人、职员、商人、学生等纷纷起来响应,参加到这场运动中来。
通过斗争,曼德拉深深地认识到,光靠和平手段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只有组织起来,用暴力进行反抗,才能给敌人以有利的反击。1961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央执委会在讨论了曼德拉的建议后,决定建立自己的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并由曼德拉担任第一任总司令。
为了筹建这支武装力量,曼德拉于1961年开始转入地下。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利用各种巧妙的化装和群众的掩护,成功地躲开了警察的跟踪,奔走于南非各地。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1961年12月16日,“民族之矛”斗争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一天,游击队战士们在南非各主要中心城市袭击了白人政府办公机构。南非黑人单纯非暴力的反抗历史从此结束了。
为了为今后长期的游击战争进行准备,曼德拉于1962年秘密出国。他出席了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泛非自由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特别强调了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斗争的残酷性,呼吁非洲和全世界都来支持南非人民的斗争,并呼吁国际社会对南非实行制裁。大会之后,曼德拉访问了15个非洲国家,并应邀参观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司令部,还在那里接受了军事训练。随后,他又到了英国,会见了工党和自由党领导人。曼德拉每到一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达到了他寻求援助和支持的目的。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
访问结束之后,曼德拉立即回到了南非,准备把他的军事训练计划付诸实施。然而,他回国后不到20天,就由于被人告密,于1962和8月5日在纳塔尔省被当局逮捕。
曼德拉被捕后,当局以非法出国罪和煽动罢工罪判处他5年监禁。
曼德拉的被监禁,使非洲人国民大会遭到了又一次严重的损失。1963年7月,该组织的地下指挥部遭到了警察的袭击,沃尔特·西苏鲁等领导人被捕入狱。随后,警察开始大肆搜捕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使该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1963年10月到1964年6月,南非当局对被逮捕的黑人运动领导人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审判。
在这场审判中,曼德拉和其他黑人领导人一起,同南非当局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而且国际舆论也对这场审判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开庭两天之后,联合国大会就以106票赞成、1票反对(南非自己)通过决定,谴责南非对政治犯的迫害,并要求它立即停止这场“专横的审判”,并对被告和所有反对种族隔离而被监禁的人实行大赦。
与此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地下组织也积极发动群众,准备以更大规模的斗争回击当局对黑人运动领袖的迫害。他们在法庭内外散发传单,警告白人当局:“如果这些领导人死于沃斯特(当时的南非总理)之手,白人和他们的家庭就得以命抵命。”
南非当局迫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没有对被告判处死刑,而是以终身监禁的判决结束了这场长达5个多月的审判。
1964年6月12日,曼德拉与西苏鲁等人被当局投入到罗本岛的监狱里,开始了他们漫长的铁窗生涯。
罗本岛位于开普敦7英里外的大西洋上,面积仅为8平方公里。小岛被南大西洋海水所包围,并不时受到强烈的海风袭击。自17世纪以来,这里就成为关押非洲民族领袖的政治监狱。
曼德拉等人被囚禁在单人牢房中,斗争和读书成了他狱中生活的主要内容。在狱中,他们首先注意的是不使自己脱离运动。他们时刻注意从当局的报纸、广播中,从外界获得的情报中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并且千方百计地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保持联系。他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们在狱中还同难友们一起,要求当局改善政治犯的待遇,反对虐待非洲人政治犯。在曼德拉等人的影响下,政治犯的处境得到了改善。
除此之外,曼德拉在狱中始终坚持学习。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组织狱中的青年人也这样做。他说,这是为了他们的事业。
在漫长的监禁岁月中,曼德拉的妻子温妮始终如一地和他站在一起。
温妮是在50年代末期同曼德拉相遇并相爱的。他们于1958年6月结婚。当时白人当局对曼德拉的禁令还没有消除,而且他还在叛国罪中受到指控,没有行动自由。曼德拉是在向法院申请获准之后,才离开约翰内斯堡前往温妮的家乡举行婚礼的。但是,传统的婚礼仪式还没完,他们就匆匆赶回约翰内斯堡。
婚后,他们一直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很少有时间在一起。特别是1961年6月曼德拉转入地下斗争后,他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更困难了。从1958年6月结婚到1968年曼德拉被捕,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不到两年。但是,曼德拉是一位体贴的丈夫和一位慈祥的父亲。他和温妮有两个可爱的小女儿,他们的家庭是幸福的。
曼德拉被捕后,温妮承受住了这个巨大的打击。她不但担当起抚养孩子的重任,还比以往更坚决地投入到反抗白人当局的斗争中来,使当局不断地对她实行禁令,限制她的行动自由。但温妮对此毫不屈服。
曼德拉在被关押期间,温妮尽可能多地去罗本岛探望他。虽然每次只准见半个小时,而且还是隔着玻璃、通过话筒进行交谈,旁边还有看守监视,但是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在这短短的30分钟的时间里,相互得到了安慰和鼓舞。温妮在谈到她与曼德拉的会面时说,每一次都是他感染了她和鼓励了她,就象“电池重新充了电一样”。
然而,就是这样的探望也难以保证。自曼德拉入狱以后,当局一直对温妮进行迫害和刁难。一个接着一个的禁令使她失去了行动自由。这些禁令规定:不准她参加任何会议,不准她公开讲话,不准她同时与一个以上的人说话,不准她与另一个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的人交谈或联系,禁止她出版任何书籍和文件,也不准报刊引用她的话。由于温妮时常触犯这些毫无道理的禁令,因此她常常受到指控、拘留和监禁。1967年,温妮被当局指控去罗本岛探望时违犯了当局对她的指令,而被判了14个月的监禁。紧接着,1969年5月,温妮和另外20人又由于违犯《恐怖主义法》而被逮捕,直到1970年9月才被释放。但随后,她又被软禁了5年。
1970年11月,温妮被获准去罗本岛探望曼德拉。这是自1967年见面后两年多的第一次会面。曼德拉得知当局对温妮的迫害后,内心甚感痛苦。但是即使如此,敌人也无法摧毁他的意志而使他消沉。他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乐观信念及不可战胜的气概激励着温妮为南非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战斗。
1975年,温妮发现,南非当局对她的禁令已经到期,而新的禁令还没来得及颁布。她决定趁此机会到全国各地去进行活动。她所到之处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这一年,她当选为“南非黑人妇女联合会”的副主席。对此南非当局很快就对她宣布了新的禁令,温妮不仅失去了行动和交谈的自由,还被迫搬到了布兰德福特——一个种族主义情绪非常严重的闭塞小镇。
进入80年代后,南非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释放曼德拉运动。不仅非洲人国民大会等民族解放组织把释放曼德拉和所有政治犯作为解决南非问题的先决条件,而且南非国内的黑人工人、学生、妇女、宗教等组织也把释放曼德拉列入到自己的政治要求之中。成千上万的黑人仍把曼德拉视为他们的民族领袖,甚至越来越多的白人也把曼德拉看作是南非消除种族冲突、实现和解的希望。
此时,整个南部非洲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白人种族主义的罗得西亚,被新兴的津巴布韦共和国所代替。黑人的革命在那里获得了成功,终于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南非黑人从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同时也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们以“一人一票”作为自己鲜明的政治目标,开始了新的大规模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
在这场新的斗争浪潮中,曼德拉成了南非黑人解放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在南非黑人中拥有了最广泛的支持和信任。南非“全国矿工工会”把曼德拉作为他们的终身主席;黑人城镇的青年学生则把自己的学校命名为曼德拉学校。不少青年人还拿起武器,以暴力对抗军警的镇压。因为,他们崇拜武装斗争的创始人曼德拉。
南非当局千方百计地想消除曼德拉在黑人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他们长期把他隔绝在一个孤岛上,不准南非的任何出版物引用曼德拉的言论或刊登他的照片,幻想把他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然而,事实是无情的,曼德拉的影响是抹不掉的。正如索维托“十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博士所说:“如果有一个人能把不同派别、不同组织的战斗的南非黑人团结起来,他就是纳尔逊·曼德拉。”
在南非国内争取释放曼德拉的运动热火朝天的进行时,国际社会也掀起了一场释放曼德拉的高潮。从公众到政界,人们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印度授予曼德拉尼赫鲁荣誉奖;莱索托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雅典、罗马、格拉斯哥、悉尼等城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英国伦敦郡的市政厅门前竖起了曼德拉的塑像;世界各国还有很多以曼德拉命名的街道、广场;甚至英国利兹大学还把他们新发现的一颗粒子以曼德拉命名。英联邦秘书处的代表团还亲自到南非,把1985年“第三世界奖金”赠送给温妮·曼德拉,以表彰曼德拉夫妇为民族解放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近年来,随着南非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性的释放曼德拉运动规模更大。英国民众成立了“释放曼德拉协调委员会”,并发起了50万人的签名运动,呼吁联合国向南非施加压力,使其释放曼德拉。美国的大学和民间组织也开展了广泛的活动,抨击里根政府对南非的政策,要求美国公司撤出南非,并促使美国国会于1986年10月通过了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的法案。西方一些有影响的政界人士,也开始活动,一再敦促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南非问题。
在国际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和世界发展形势的影响下,南非政府终于在1990年2月11日释放了曼德拉。
经过27年半的铁窗生涯,曼德拉又重新获得了自由。
纳尔逊·曼德拉于1918年7月18日出生在南非特兰斯凯地区的鸟姆塔塔。他的父亲是当地科萨人滕布部落的酋长,1930年去世。曼德拉是在大酋长达林戴波的监护下长大的。
曼德拉小时候常帮助家里放羊、种地。那时,他常听部落里的老人们讲起白人到来之前,非洲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乐业的故事和那些为抗击白人侵略而进行斗争的英雄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深深地印在了曼德拉的脑海中。他为这些人的事迹所感动,也为非洲人英勇不屈而感到骄傲。他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以后也要为非洲人民从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进行战斗。
1938年,曼德拉从当地的一所教会学校毕业后,考入到南非黑尔堡大学读书。这是一所专门招收黑人学生的大学。在这里,曼德拉结识了不少黑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如奥利弗·坦博(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等。3年级时,曼德拉因参加学生抗议活动而被停学,回到了家乡。正在这时,他的监护人决定为已长大成人的曼德拉娶妻,并让他参与管理部落的事务。曼德拉不同意,他逃到了约翰内斯堡,继续学习。
约翰内斯堡是南非最大的工业中心。然而在这个工业中心里,由于种族主义的劳工制度,黑人工人不能从事技术性工作,只能干些又脏又累、收入又低的工作。他们住在破烂、拥挤的工棚里,在贫穷困苦中挣扎,还不时受到警察的骚扰。这一切,使曼德拉加深了对南非种族主义政策的认识和对南非黑人苦难生活的了解。
正是在这个时候,曼德拉认识了南非民族主义活动家沃尔特·西苏鲁,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西苏鲁对曼德拉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和他后来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西苏鲁的帮助下,曼德拉得到了学习法律的机会,并且成了一名律师。
1944年,曼德拉加入了非洲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并很快成为这个组织中的杰出人物。他参与起草了青年联盟宣言,并在后来又当选为该联盟的总书记。
1948年,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党——阿非里卡人(即布尔人)的国民党上台执政后,抛出了一整套种族隔离法令,肤色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对非洲人在就业、居住和社会福利方面的限制更加严厉。非洲人不仅被剥夺了合法的政治、经济权利,而且还丧失了人身自由。它使南非黑人面临着空前的灾难。为此,南非青年联盟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制订新的纲领和策略,以适应新的斗争的需要。在曼德拉和其他一些人的推动下,非洲人国民大会由1948年通过了《1949年行动纲领》,提出了“民族自治”、“反对任何形式的白人统治”等口号。并以此为方针,掀起了整个50年代的非洲黑人反对种族隔离法的群众运动。
195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共同发起组织了“蔑视不公正法运动”,曼德拉被指定为全国志愿者运动领导人。这场运动从伊丽莎白港开始,很快就席卷整个南非。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不顾南非当局的法律限制,排队从只准白人通过的入口走进车站、邮局和其他公共场所。晚上,他们还无视当局对黑人的宵禁令,以表示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反抗。就连一些白人也加入到这场斗争中来。
在这场斗争中,共有8500人被当局以“蔑视法律”罪投进监狱,但这并没有影响整个运动的进展,相反,它激起更多的人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来。在斗争中,曼德拉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被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瓦省主席。这使当局加强了对他的注意。当年12月11日,当局对他实行禁令,不准他参加群众集会,并把他的活动范围只局限在约翰内斯堡。
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和他的同学与战友奥利弗·坦博在约翰内斯堡办起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专为黑人提供法律方面的帮助。
1955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有色人”人民组织以及白人民主主义者联合发动了“人民大会运动”。6月26日,他们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科利普敦召开了有2844名代表参加的大会。在会上,通过了著名的“自由宪章”,提出在南非建立民主制度的要求。“人民大会运动”在南非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许多非洲人、南非印度人和“有色人”都积极参加到这场运动中来。而且白人民主人士也成为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南非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威胁到了南非白人当局的统治。他们为了阻止不断高涨的人民大会运动,于1956年12月逮捕了曼德拉等156名大会运动的领导人,并指控他们犯有“叛国罪”。为此曼德拉夜以继日地准备辩护证词,利用法庭揭露白人政权的非正义性和不合法性,并且系统地宣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近50年的和平方式的斗争及其政治主张。他们强有力的辩词,为大会运动的胜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经过长达4年半的审判后,法庭不得不推翻当局对156名大会运动领导人的指控,宣布他们无罪释放。
进入60年代以后,南非的政治气候越来越险恶。白人当局为了逃避英联邦国家对其种族主义政策的指责,不顾广大黑人的意愿,单方面决定退出英联邦。就这样,占整个南非人口3/4的南非人完全被排除在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政治之外。
为了反抗白人当局的这种作法,曼德拉组织召开了完全是非洲人参加的全国大会。来自全国各地145个组织的1400名代表,聚集在纳塔尔省的彼得马里茨堡,要求政府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来决定南非的前途。并且通过决议:如果南非白人当局无视非洲人民的意愿,就举行全国范围的游行示威。曼德拉被推选为全国行动委员会书记。委员会号召所有非洲人在白人共和国成立之时举行3天总罢工。全国各地的黑人工人、职员、商人、学生等纷纷起来响应,参加到这场运动中来。
通过斗争,曼德拉深深地认识到,光靠和平手段是不能达到目的的。只有组织起来,用暴力进行反抗,才能给敌人以有利的反击。1961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央执委会在讨论了曼德拉的建议后,决定建立自己的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并由曼德拉担任第一任总司令。
为了筹建这支武装力量,曼德拉于1961年开始转入地下。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利用各种巧妙的化装和群众的掩护,成功地躲开了警察的跟踪,奔走于南非各地。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1961年12月16日,“民族之矛”斗争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一天,游击队战士们在南非各主要中心城市袭击了白人政府办公机构。南非黑人单纯非暴力的反抗历史从此结束了。
为了为今后长期的游击战争进行准备,曼德拉于1962年秘密出国。他出席了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泛非自由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特别强调了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斗争的残酷性,呼吁非洲和全世界都来支持南非人民的斗争,并呼吁国际社会对南非实行制裁。大会之后,曼德拉访问了15个非洲国家,并应邀参观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司令部,还在那里接受了军事训练。随后,他又到了英国,会见了工党和自由党领导人。曼德拉每到一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达到了他寻求援助和支持的目的。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
访问结束之后,曼德拉立即回到了南非,准备把他的军事训练计划付诸实施。然而,他回国后不到20天,就由于被人告密,于1962和8月5日在纳塔尔省被当局逮捕。
曼德拉被捕后,当局以非法出国罪和煽动罢工罪判处他5年监禁。
曼德拉的被监禁,使非洲人国民大会遭到了又一次严重的损失。1963年7月,该组织的地下指挥部遭到了警察的袭击,沃尔特·西苏鲁等领导人被捕入狱。随后,警察开始大肆搜捕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使该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1963年10月到1964年6月,南非当局对被逮捕的黑人运动领导人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审判。
在这场审判中,曼德拉和其他黑人领导人一起,同南非当局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而且国际舆论也对这场审判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开庭两天之后,联合国大会就以106票赞成、1票反对(南非自己)通过决定,谴责南非对政治犯的迫害,并要求它立即停止这场“专横的审判”,并对被告和所有反对种族隔离而被监禁的人实行大赦。
与此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地下组织也积极发动群众,准备以更大规模的斗争回击当局对黑人运动领袖的迫害。他们在法庭内外散发传单,警告白人当局:“如果这些领导人死于沃斯特(当时的南非总理)之手,白人和他们的家庭就得以命抵命。”
南非当局迫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没有对被告判处死刑,而是以终身监禁的判决结束了这场长达5个多月的审判。
1964年6月12日,曼德拉与西苏鲁等人被当局投入到罗本岛的监狱里,开始了他们漫长的铁窗生涯。
罗本岛位于开普敦7英里外的大西洋上,面积仅为8平方公里。小岛被南大西洋海水所包围,并不时受到强烈的海风袭击。自17世纪以来,这里就成为关押非洲民族领袖的政治监狱。
曼德拉等人被囚禁在单人牢房中,斗争和读书成了他狱中生活的主要内容。在狱中,他们首先注意的是不使自己脱离运动。他们时刻注意从当局的报纸、广播中,从外界获得的情报中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并且千方百计地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保持联系。他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们在狱中还同难友们一起,要求当局改善政治犯的待遇,反对虐待非洲人政治犯。在曼德拉等人的影响下,政治犯的处境得到了改善。
除此之外,曼德拉在狱中始终坚持学习。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组织狱中的青年人也这样做。他说,这是为了他们的事业。
在漫长的监禁岁月中,曼德拉的妻子温妮始终如一地和他站在一起。
温妮是在50年代末期同曼德拉相遇并相爱的。他们于1958年6月结婚。当时白人当局对曼德拉的禁令还没有消除,而且他还在叛国罪中受到指控,没有行动自由。曼德拉是在向法院申请获准之后,才离开约翰内斯堡前往温妮的家乡举行婚礼的。但是,传统的婚礼仪式还没完,他们就匆匆赶回约翰内斯堡。
婚后,他们一直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很少有时间在一起。特别是1961年6月曼德拉转入地下斗争后,他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更困难了。从1958年6月结婚到1968年曼德拉被捕,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还不到两年。但是,曼德拉是一位体贴的丈夫和一位慈祥的父亲。他和温妮有两个可爱的小女儿,他们的家庭是幸福的。
曼德拉被捕后,温妮承受住了这个巨大的打击。她不但担当起抚养孩子的重任,还比以往更坚决地投入到反抗白人当局的斗争中来,使当局不断地对她实行禁令,限制她的行动自由。但温妮对此毫不屈服。
曼德拉在被关押期间,温妮尽可能多地去罗本岛探望他。虽然每次只准见半个小时,而且还是隔着玻璃、通过话筒进行交谈,旁边还有看守监视,但是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在这短短的30分钟的时间里,相互得到了安慰和鼓舞。温妮在谈到她与曼德拉的会面时说,每一次都是他感染了她和鼓励了她,就象“电池重新充了电一样”。
然而,就是这样的探望也难以保证。自曼德拉入狱以后,当局一直对温妮进行迫害和刁难。一个接着一个的禁令使她失去了行动自由。这些禁令规定:不准她参加任何会议,不准她公开讲话,不准她同时与一个以上的人说话,不准她与另一个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的人交谈或联系,禁止她出版任何书籍和文件,也不准报刊引用她的话。由于温妮时常触犯这些毫无道理的禁令,因此她常常受到指控、拘留和监禁。1967年,温妮被当局指控去罗本岛探望时违犯了当局对她的指令,而被判了14个月的监禁。紧接着,1969年5月,温妮和另外20人又由于违犯《恐怖主义法》而被逮捕,直到1970年9月才被释放。但随后,她又被软禁了5年。
1970年11月,温妮被获准去罗本岛探望曼德拉。这是自1967年见面后两年多的第一次会面。曼德拉得知当局对温妮的迫害后,内心甚感痛苦。但是即使如此,敌人也无法摧毁他的意志而使他消沉。他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乐观信念及不可战胜的气概激励着温妮为南非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战斗。
1975年,温妮发现,南非当局对她的禁令已经到期,而新的禁令还没来得及颁布。她决定趁此机会到全国各地去进行活动。她所到之处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这一年,她当选为“南非黑人妇女联合会”的副主席。对此南非当局很快就对她宣布了新的禁令,温妮不仅失去了行动和交谈的自由,还被迫搬到了布兰德福特——一个种族主义情绪非常严重的闭塞小镇。
进入80年代后,南非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释放曼德拉运动。不仅非洲人国民大会等民族解放组织把释放曼德拉和所有政治犯作为解决南非问题的先决条件,而且南非国内的黑人工人、学生、妇女、宗教等组织也把释放曼德拉列入到自己的政治要求之中。成千上万的黑人仍把曼德拉视为他们的民族领袖,甚至越来越多的白人也把曼德拉看作是南非消除种族冲突、实现和解的希望。
此时,整个南部非洲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白人种族主义的罗得西亚,被新兴的津巴布韦共和国所代替。黑人的革命在那里获得了成功,终于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南非黑人从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同时也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们以“一人一票”作为自己鲜明的政治目标,开始了新的大规模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
在这场新的斗争浪潮中,曼德拉成了南非黑人解放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在南非黑人中拥有了最广泛的支持和信任。南非“全国矿工工会”把曼德拉作为他们的终身主席;黑人城镇的青年学生则把自己的学校命名为曼德拉学校。不少青年人还拿起武器,以暴力对抗军警的镇压。因为,他们崇拜武装斗争的创始人曼德拉。
南非当局千方百计地想消除曼德拉在黑人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他们长期把他隔绝在一个孤岛上,不准南非的任何出版物引用曼德拉的言论或刊登他的照片,幻想把他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然而,事实是无情的,曼德拉的影响是抹不掉的。正如索维托“十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博士所说:“如果有一个人能把不同派别、不同组织的战斗的南非黑人团结起来,他就是纳尔逊·曼德拉。”
在南非国内争取释放曼德拉的运动热火朝天的进行时,国际社会也掀起了一场释放曼德拉的高潮。从公众到政界,人们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印度授予曼德拉尼赫鲁荣誉奖;莱索托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雅典、罗马、格拉斯哥、悉尼等城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英国伦敦郡的市政厅门前竖起了曼德拉的塑像;世界各国还有很多以曼德拉命名的街道、广场;甚至英国利兹大学还把他们新发现的一颗粒子以曼德拉命名。英联邦秘书处的代表团还亲自到南非,把1985年“第三世界奖金”赠送给温妮·曼德拉,以表彰曼德拉夫妇为民族解放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近年来,随着南非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性的释放曼德拉运动规模更大。英国民众成立了“释放曼德拉协调委员会”,并发起了50万人的签名运动,呼吁联合国向南非施加压力,使其释放曼德拉。美国的大学和民间组织也开展了广泛的活动,抨击里根政府对南非的政策,要求美国公司撤出南非,并促使美国国会于1986年10月通过了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的法案。西方一些有影响的政界人士,也开始活动,一再敦促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南非问题。
在国际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和世界发展形势的影响下,南非政府终于在1990年2月11日释放了曼德拉。
经过27年半的铁窗生涯,曼德拉又重新获得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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