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蒿里行》是曹操的名篇之一。它和 《薤露行》 曾被称作 “诗史” 和“汉末实录”而为古今所传诵。它通过对军阀豪强割据势力之间勾心斗角、相互混战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的描述，表达了诗人渴望统一的愿望和对劳动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情。

蒿里行，乐府曲调名。蒿里，本地名，迷信说法言人死魂灵归于蒿里。蒿里又名薧里。蒿、薧，都是干枯的意思。人死则枯干，所以死人的居里为蒿里。诗人借以抒写时事，内容与题无关。

东汉末年，统治阶级内部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汉灵帝死后，少帝刘辨继位，外戚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宦官势力，密谋召董卓率兵入朝相助。董卓入京后，诛杀大臣，废掉少帝，另立汉献帝刘协。董卓自任丞相，独揽朝政大权。董卓的专权，引起了各地州牧郡守的不满。汉献帝初平元年 (公元190年)，关东各地州牧郡守，纷纷起兵讨伐董卓，并推举袁绍为盟主，进兵洛阳。为了保存实力，他们谁也不肯卖力气，因而观望不前。不久豪强割据势力便开始了一场大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曹操这首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诗的开头两句“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诗人从大处落笔，高度概括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关东，指函谷关 (今河南省新安县东)以东，义士，指关东州郡讨伐董卓的诸将领。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当时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兴兵，起兵。群凶，指董卓及其部将。董卓，东汉陇西临洮 (今甘肃岷县)人，字仲颖。桓帝时，官羽林郎。灵帝时为前将军，淫乱凶暴。汉献帝初平元年，关东州郡将领讨伐董卓，董卓挟帝迁都长安，自为太师，欲废汉自立，后被吕布所杀。董卓的篡权，引起了军阀们的不满，才造成了豪强之间的长期混乱。这两句，是全诗的“纲”。没有“群凶”作乱，不会有“关东义士”去讨伐。 “关东义士”“兴兵” 的目的是为了 “讨群凶”。 一个“讨”字， 极生动地表达了曹操对董卓一伙作乱的憎恨及其渴望统一的情怀。

接着，诗人用纪实和用典相结合的方法，强烈地表达了“关东义士”联合起来“讨群凶”的坚强决心。“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盟津，是当时讨董诸军会合的地方，相传又是武王伐纣时会集各方诸侯的地方。咸阳，是秦国国都。刘邦、项羽曾攻入咸阳，摧毁了秦王朝的暴虐政权。这里，诗人借历史典故对“关东义士”寄予美好的期望，希望他们像周武王伐纣那样会师孟津;像刘邦、项羽那样直捣咸阳，以便消灭“群凶”，实现国家的统一，结束社会动乱的局面，使人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

但是，事与愿违，“关东义士” 虽然集合在一起，然而却是貌合神离，“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面对“群凶”而踌躇不前，这些军阀是不会为国家的统一而流血牺牲的，这是由他们的本性所决定的。这里用 “踌躇”、“雁行”来形容军阀们那种观望不前、各怀鬼胎、勾心斗角的心理状态，既形象又贴切。

接着四句，对讨董诸路军阀畏缩不前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揭示： “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他们所以不肯前进，是为了保存实力;有了雄厚的力量，便可争权夺势。因此，他们相互残杀、火并，混战不休。当时的袁术已割据一方，称了帝号;袁绍也刻玺谋立刘虞为皇帝。可见混战的局面达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淮南弟，指袁绍的从弟袁术。淮南，指淮河下游南部以至长江以北地方。称号，指建安二年 (公元197年)袁术在淮南自立为皇帝。刻玺，指建安五年 (公元200年)，曹操击灭袁绍后，发现袁绍在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谋立刘虞为皇帝，已经刻了金印。诗人用 “争”、“戕”、“称号”、“刻玺”等行为，鲜明地展现出军阀间彼此争权夺势的丑恶面目，从一个侧面暗示了战乱必将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表现了诗人对军阀豪强势力混战不已的愤懑之情。

诗的最末六句，是直接描写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诗人饱蘸着愤怒感情的诗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多么悲惨、凄凉的历史画卷。透过这幅画卷，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连年征战，将士的铠甲不离身，生了虮虱，百姓大量死亡，累累白骨曝露在野外，千里之内荒无人烟，幸存者寥寥无几。这是一幅多么萧条、冷落、荒凉的景象。看到这些，怎能不使人有“断肠”之感。这既是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同时，也道出了千千万万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劳动人民对封建军阀、割据势力的血泪控诉。这六句诗，是整个诗篇的精粹之处。诗人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当写完军阀混战之后，笔锋一转，把诗的思想境界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生虮虱”、“露于野”、“无鸡鸣”、“百遗一”等典型事例的运用，恰到好处地反映出战乱给士兵和人民造成的苦难和不幸。这些，正是东汉末年社会动乱情景的真实写照。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十六句，但反映的内容却是十分丰富、深刻的。

在艺术手法上，这首诗质朴自然，语言朴实无华，感情深沉悲壮，诗人采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由于战祸连年而造成人民的重重苦难，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在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苦难的诗篇中，这首诗不失为著名篇章之一，它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