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送应氏》二首，作于建安十六年 (公元211年)。应氏指应玚、应璩兄弟。应玚为建安七子之一。时年曹植二十岁，被封为平原侯，应玚被封为平原侯庶子，同年七月，曹植随其父曹操征马超途经洛阳。当时应玚也在军中，之后不久，应玚受命为五官将文学，行将北上，曹植设宴送别应氏，便写了这两首诗。第一首写洛阳遭董卓之乱后的残破景象;第二首写依依惜别之情。首先欣赏第一首。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二句，开门见山，写登上北邙山的目的。北邙即邙山，在洛阳城北，是曹植送应氏的必经之路。诗人送别朋友，不是从送别写起，而是别开生面地把在送别途中的所见所感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给人以新鲜、自然之感。“登”和 “望”提契全诗，“登”是 “望”的前提和条件，而 “望”是 “登”的目的，只有登上北邙山，才能使洛阳四周的群山历历在目。这两句，既交待了诗人观望洛阳的立足点，又为下面描写洛阳的荒凉景象，选择了适宜的角度，使人感到诗中所呈现的景物自然、真切。

接着，描写洛阳山下的景象。首先入眼帘的是洛阳战乱后的萧条、凄凉之景：“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可谓触目伤心，往日洛阳繁荣、昌盛的景象不见了，眼前只是一座被焚烧后的寂寞荒城。至此，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当年董卓焚烧洛阳的情景。那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人为的大灾难。初平元年 (公元190年)，董卓为了逃避关东州郡联军的进攻，便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临行前火烧洛阳，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里，诗人用 “何寂寞” 引起下文，为后面具体描绘洛阳的残破景象作了必要的铺垫。

被焚烧破坏后的洛阳到底是一幅何等的惨景，诗人进行了具体地描绘：“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顿擗”二字极为形象地道出宫室毁坏的程度，墙壁倒塌崩裂，残破不堪，洛阳城变成了一座废墟，丛生的荒草荆棘高接云天，这是一幅何等的伤心惨目的景象!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幅大乱后的凄凉萧索之景，为前两句所反映的事实作了极形象的说明和补充，这两句是诗人远望中所见到的洛阳的惨景。从景又进一步写到人：“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旧耆老，是指年迈的老人。新少年，是指年轻后生，这里，诗人满含热泪，向读者沉痛地诉说洛阳城中所见到的景象，由于长期战乱，往日那些年迈的老人都先后死去了，见到的尽是些不相识的后生少年。可见，社会动乱给人们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

接着，诗人又继续描绘在郊外所见到的惨景：“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由于战乱，田园无人耕种，杂草丛生，路径难以辨识，只好拨开草丛侧身前进，足见其荒芜的程度。诗人摄取了生动、具体的画面，细致入微地刻画出在草丛中步履艰难的情状，使人感到自然、真实、可信。正是由于田园荒芜，杂草丛生，所以，诗人紧接着写道：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句中的游子指应氏。应氏曾在洛阳居住过，董卓乱起，应玚漂泊在外，一直未有回过洛阳，故曰 “久不归”。战乱使家乡一片荒凉，他又怎么能辨识家乡田间的小道呢!

以上几句，诗人描写了在远望中所见洛阳的惨目景象，在点上进行了必要的渲染，极形象地说明了战乱给社会和人民所带来的沉重灾难。但是，诗人并没有就此而止笔，而是把视野从点向面继续扩展开来，从洛阳移到整个中原大地：“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这两句，在全诗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作者采用一种感叹的句式，用一个 “何萧条”的感叹，和“无人烟”的概括，把千里平原一片荒凉寂寞的惨景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从而使诗的意境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二句，是诗人代应玚设词。面对灾难深重的现实，对于人民的苦难和人生飘泊不定的生活，应玚想到即将离开洛阳，(他或许曾家住过洛阳)“平常居”再也不能居了，郁结在胸中的忧愁，竟使他达到不能言的程度。这里集中地表达了诗人憎恶战乱，同情人民的思想情怀。

这首诗作于距当时祸乱发生的时间已有二十年之久，而社会景象仍如此荒残，可见当时祸乱给人民所造成的危害的程度。诗中从城市的破坏、田园的荒芜，人民的死亡等不同角度，详尽地描绘出战乱之后洛阳和中原广大地区残破萧条的景象，反映了“千里无人烟”的凄凉、悲楚的社会现实，是那个时代由于战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形象反映，它可以和历史相互印证。

这首诗在写作技巧上有许多独到之处。首先，突破了送别诗的写作框框。从此诗的题目看，这是一首典型的送别诗，但诗人没有从送行入手，而是别开生面地描写洛阳衰败残破的景象，这种残破不堪的景象又同特定的社会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诗歌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超出了一般送别诗的范围。本来，送别诗应写依依惜别之情，但作者不是这样，而是借送别朋友之际，写送别途中所见所感，揭露了社会现实，抒发了忧时伤乱的满腔悲愁之情。其次，诗人在艺术构思上也独具匠心。开头两句，总领全诗。诗人登高远望，先从洛阳山下笔，然后再写残破的洛阳、萧条荒凉的原野。最后“托应自言所见。”这样，总述与分写相间，由远及近地展开，层次分明，章法伸缩灵活，换笔顿挫。第三，语言准确、形象、简明、生动。诸如 “登”、“望”，“何寂寞”、“尽烧焚”、“皆顿擗”、“上参天”、“侧足”、“无人烟”等等。写洛阳的残破，用“尽烧焚”来形容、渲染，“尽”字用得恰到好处。一个“尽”字，既写出了董卓之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又交待了“何寂寞”的原因。又如“侧足无行径”句中的 “侧足”二字，也用得极妙。诗人把在草丛中步履艰难的情状，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出来，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总之，这首诗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成就方面，都表现了很高的水平。它是建安诗歌中直接反映汉末社会现实的优秀诗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