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传统思想研究综述 精读

林继中

漳州师范学院

 

摘    要：

文章从文学与道教、儒学、佛教、任侠之间关系诸方面入手 , 对隋唐文学史现代研究成果作了综述。明确了该段文学史之前期之继承 , 即继承六朝思想学说之多元化 ;后期之变异 , 即反映了旧学向新儒学嬗变的轨迹。

 

关键词：

隋唐五代文学; 传统思想; 综述;

 

作者简介： 林继中1944年12月生, 文学博士, 漳州师范学院教授　福建漳州　363000;

 

历史学家陈寅恪《论韩愈》一文称:“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 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 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 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 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论述隋唐五代文学与传统思想之关系, 亦可准此分为前、后两期, 即:隋至盛唐 (581—755) 为前期, 中唐至五代 (756—960) 为后期。大体言之, 前期主继承, 后期主变异。

 

一

隋代思想界不活跃, 其间儒学一度抬头, 并对文学造就影响。隋文学倡儒学, 但“素无学术”, 而隋末儒者王通则代表儒家正统思想, 重道轻艺、重行轻文, 但影响不大。客观地说, 隋代抑制浮艳文风对唐文坛向刚建清新取向过渡是有利的。

 

唐人从六朝继承的最大一份遗产是思想学说的多元化, 它与唐代社会在民族、文化、政治诸方面的兼收并蓄是相适应的。论者一般将唐前期思想界视为“三教并用”, 即儒道释三家并行不悖的局面。兹分述如下:

 

1、“道教”往往是道教迷信与道家思想的混合体。道教是唐朝的“国教”, 皇族与李耳攀了亲, 在唐前期地位显赫。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称:

 

六朝以后之道教, 包罗至广, 演变至繁, 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 故思想上尤易融贯吸收。

 

道教与文学之关系, 论者大多集中于作家作品研究, 尤集中在李白研究方面。郭沫若、范文澜、李长之诸学者视李白为道教徒;列举李诗与炼丹方术神仙之关系即为显例。

 

魏晋玄学对唐人也有潜在而深刻的影响。魏晋玄学本属儒道兼综的一种哲学思潮, 后来又有玄佛合流的趋势, 其内容颇为复杂。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将魏晋玄学称为“新道家”, 并分为“主理派”与“主情派”。玄学所谓“应物而无累于物”的情, 事实上是对具体事物的诗化, 隐去功利目的的超越, 是一种哲理化了的情绪。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更明确指出: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 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 也情致化了”。也就是说, 空灵的玄学精神与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是构建晋人艺术境界的思想基础, 这对唐人有深刻的影响。牟宗三《才性与玄理》解释魏晋名士清逸之气有云:“精神溢出通套, 使人忘其在通套中, 则为逸……是则逸者解放性情, 而得自在, 亦显创造性。”不但是李白, 盛唐诗人都普遍地存在着率真飘逸之气, 实属时代风格, 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玄学的影响。不同的是, 魏晋玄学重精神气质表现为由经世致用转向为个人的逍遥抱一, 思想中心不在社会;唐人则由于儒学的介入而情志合一, 个人逍遥抱一而不弃经世致用之理想, 故唐诗更重“意气”。李白的仙人、大鹏形象与阮籍、嵇康的仙人、大鹏也由是而有质的差异。

 

做为玄学谈重要话题的言意之辨对文学之影响更深远, 汤用彤《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指出“文学与思想之关系不仅在于文之内容, 而亦在文学所据之理论。”此论引起文化家颇广泛的注意, 但以此论唐前期文学者亦不多见。海外学者叶维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也对道家与文学之关系做了研究, 其中论及王维一派山水诗的创作方法尤其独到, 但他常与禅宗影响合讲。 (《从现象到表现》) 事实上言意之辨是透过陶渊明、谢灵运诸优秀诗人的作品而对唐前期诗人发生内在的影响。陶、谢将玄学的任性适情引向田园山水, 唐人接受了它, 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排除了六朝人因杀夺政治所带来心头浓重的死亡阴影, 在诗的领地获得一片“宁静潇洒的精神天地”, 王孟田园山水诗派可为代表。

 

2、儒学。隋及唐前期虽然对儒家典籍做了许多整理工作, 如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 颜师古定《五经定本》, 使历来纷争歧义的儒学得到统一, 有深远的意义, 但总体说来, 隋及唐前期统治者对儒学大多采取实用主义态度 (“外王”) 。其影响主要有二方面, 一是典章制度;二是文化价值追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指出隋唐制度源自北魏北齐、梁陈, 以及西魏北周。如果从文化价值的层面看, 其影响似更深刻。盖儒学经北朝血的洗礼, 为生存不得不减弱其“严华夷之辨”的成分而具相当的兼容性。这种儒学的新品格在大一统而胡汉交融、南北交融的唐代具有巨大的意义。人们津津乐道的唐人宏放的精神与儒学在唐前期的“外王”而不排它的品格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唐前期士人好事功积极用世与南朝士人的“罕关庶务”自鸣清高截然不同, 当与继承北朝儒风有关。闻一多《四杰》曾敏锐地指出:“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庭走到市井, 五律到王扬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 但认为这是由于“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都市中的轻薄子, 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庭的堕落”, 没有看到他们受隋以来渐抬头的儒家诗教的内在影响, 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 杨炯《王勃集序》都反映了这一事实。许多论者已注意到唐前期史学家论文及陈子昂的倡“风雅”、“兴寄”与儒学传统之间的联系, 而唐诗走向刚健雄浑之路, 个人的“情”与关怀社会之“志”的结合等, 与儒家美学思想的内在联系, 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3、佛教对文学之影响, 大体可归结为对文人思想行为及对文学思想、创作方法两方面的影响。隋唐佛教仍继承魏晋以来走中国化的路子, 无论天台宗、华严宗, 或后起的南禅宗, 都能援儒、道入释, 是佛教中国化的成熟期。赖永海《佛学与儒学》认为, 所谓“中国化, 在相当程度上则是指儒学化;而所谓儒学化, 又相当程度地表现为心性化。”如天台宗称“心是诸法之本”, 华严宗称“一切法皆唯心观”, 禅宗称“即心即佛”, 劝人“菩提只向心觅, 何劳向外求玄?”只要返观内照, 顺应自然, 即世间也就是出世间。这就为士大夫亦官亦隐提供了哲学依据, 也是自在自适的盛唐田园诗的一个需要心理依据。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佛学的这一影响, 而王维研究成绩尤著。

 

佛学思想是如何影响文学的?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认为: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 造成空寂中生气流行, 鸢飞鱼跃的境界, 即王维诗歌的静远空灵, 便是植根于这一境界。陈允吉《佛学对文学影响之我见》更明确指出佛学对文学影响途径有八个方面, 如佛教的时空观念、生死观念和世界图式的影响;大乘佛教的认识论和哲理思辨的影响等。在《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宗思想》中又认为:王维常把自身进行的理念思维和审美体验结合起来, 塑造那种虚空不实和变幻无常的境界如此等等。

 

除了“三教”, 任侠也是唐代社会思想的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陈伯海《唐诗学引论》认为, 汉魏以来, 扶危济困的任侠精神与士大夫宣泄不平之气相结合, 汉魏以后文人诗歌对游侠的歌咏, 大多出自这种心态。此风至唐而盛, 一是因为唐承隋后建立大一统王朝, 北方少数民族尚武之习气被吸纳到唐代社会生活中来;二是唐代商品经济兴盛, 都市繁荣, 为任侠提供了温床。唐诗倡“风骨”, 崇尚宏大的气魄和刚健的笔力, 抒写英雄怀抱, 与之有关。事实上侠、儒、释、道四股思潮是互相渗透形成错综的关系。如儒与侠结合, 促使儒学中济苍生忧社稷的一面充分展开, 而任侠的思想行为也获得较广阔的视野。又如道与侠结合, 便凸现伸张个性的一面而削弱委曲求全的另一面。李白研究中对任侠思潮与文学之关系有较充分的讨论。

 

二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称:“中国自秦以后, 迄于今日, 其思想之演变历程, 至繁至久。要之, 祗为一大事因缘, 即新儒学之产生, 及传衍而已。”而中唐至五代正是新儒学诞生最关键的孕育期, 其间重要文人如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等, 与有力焉。故论后期传统思想对文学之影响, 以旧儒学向新儒学之嬗变最为深巨。

 

新儒学者, 接受二大挑战之产物也。一是安史之乱的挑战, 二是释、道之挑战。陈寅恪《论韩愈》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局面所引起, 其中心思想是“尊王攘夷”。张跃《唐代后期儒学》更详尽地对此做了论证。他认为唐后期随着政治体制失去平衡和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削弱, 儒学思想方面的缺陷日益突出, 许多人不断提出复兴儒学的要求, 使之成为时代的课题。历史资料表明, 中唐以后皇帝至士大夫, 都将加强中央集权寄希望于儒学的复兴。社会需求促使儒学首先在学风上由寻章摘句崇尚空谈的传统转向阐扬义理、讲求致用的新路子。学风的转变必然引发文风的转变。无论韩愈的“文以载道”, 还是柳宗元的“文以明道”, 都表明在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们对“文”的社会功能、教化功能的重视。与之相应的是对形式的要求, 无论韩愈的“陈言务去”, 还是柳宗元的“词正而理备”、“言畅而意美”, 都与“最便宣传, 甚合实际”的目的相一致。与之相平行的是元结、杜甫的倡“比兴”、“风雅”, 至讲究“讽喻”的“新乐府运动”, 尤其是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一系列主张, 都受到儒学“致用”思潮的深刻影响。历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 而有待进一步辨明的是, 杜甫所倡的风雅比兴与元结、白居易所倡风雅比兴虽然都源自儒家传统, 但仍有区别。大略言之, 杜甫更多地继承了《诗》、《骚》乃至陈子昂“兴寄”的传统;元结、白居易则与隋末王通的文学思想更为接近。也就是说, 后者有更明显的功利主义, 在这一点上与新儒学在本质上相通, 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传统儒学在制度法律等国家学说及公私生活诸方面对中国社会之影响至为深巨, 但于学说思想方面转不如佛道二教之系统化与深入人心。释、道二教经高宗、武则天以来的大发展, 至中唐而炽盛, 是对儒学的严重挑战。儒学应战虽然以韩愈“攘斥佛老, 独树儒学”为旗帜, 但实际上却沿柳宗元主张的“以儒为主, 综合三教”的方向发展。诚如一些学者所发明, 所谓“统合”, 其实就是儒学对释、道二教的吸收。如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称:新儒学主要来源有三:一是儒家本身;二是佛家, 包括以禅宗为中介的道家;三是道教, 主要是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云。其中影响最深刻的, 在中唐应是精神修养方面。

 

佛教在长期中国化过程中, 接受儒家心性论的影响, 建立了一整套自我完善的理论, 使隋唐佛学在当时哲学思想中处于领先地位, 并促使道教哲学也向心性论发展。面对释道心性论优势, 儒学也开始将理论重心转向心性论, 《大学》、《中庸》和《孟子》受到重视, 个人修养被视为治国的必要条件。韩愈《原道》强调的就是“正心诚意”, 以达到“内圣外王”的目的, 用来抵制释、道“外天下国家”的“出世主义”, 也就是任继愈所指出的, 韩愈排佛的实质是排斥“夷狄之道”, 维护传统文化, 包含有反对藩镇割据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现实意义。事实上韩氏在批判中将儒家心性之学与佛教心性之学相沟通了, 使彼为我用, 归诸“君君臣臣”之礼教。李翱则进一步援释入儒, 其《复性书》深受佛学影响, 将韩愈阐明的“道”的指针从向外拨回向内, 将“情”与“性”对立起来, “情不作, 性斯充”, 由是提出“循礼法而动, 所以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 (《复性书》上篇) 这种由外视转入内视的思维方式, 及其对个人道德修养之重视, 影响于文学思想, 便是对“文”与“道”的一系列认识, 及由此引伸的“文章务本”论。

 

儒学受佛道禅宗的影响还鲜明地体现在将“随缘任运”、“委顺奉身”的空无思想引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处世原则之中。在白居易研究中, 许多论者注意到白氏时之来也陈力以出, 时之不来也奉身而退的处世态度, 是与其“处顺世间法, 内脱区中缘”儒释思想混杂有直接关系。“兼济”与“独善”互补的原则又影响其对文学形式的理解。白氏将其诗分为“讽喻诗”与“闲适诗”, 使生命之二元与文学之二元同步。这标志着唐人已从“文学的自觉”走向“形式的自觉”, 此后一批文人如陆龟蒙、皮日休等, 自觉地以小品文言其志, 又以唱和、闲适诗抒其情, 都表明了这点。这种以文学为自我调节之具的思想还介入审美意识, 使中晚唐以来高逸风格的地位日见提高。

 

玄学、禅宗是释道融合的产物, 其认识论与思维方法对唐文学有深刻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境界”说的萌生与对“象外之象”的追求两个方面。二者一直是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讨论的热点。

 

佛教思想还是促成唐传奇小说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认为:“佛教之影响于小说, 一方面在思想内容, 另一方面在艺术构思以及表现方法。”尤其值得重视的是, 孙氏指出:“佛教关于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等迷信, 以粗俗、幼稚但却又富于形象的感性形式流传于民间, 并被接纳入民间文学艺术之中。这样, 民俗佛教信仰和佛教观念就很容易与小说结合起来。”事实上唐传奇与俗讲变文都与中晚唐由雅入俗的社会潮流密切相关, 是一个综合的文化现象。将佛教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放在这一现象中进行整体研究, 是必要的。如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五《成就剑法》条云:“唐小说所纪剑侠诸事, 大抵在肃、代、德、宪之世, 其时密教方昌, 颇疑是其支别。”剑客、小说、藩镇、密宗, 诸多因素交叉发生综合效应, 不是对某一因素单独进行线式研究所能奏效。因此, 这种整体的宏观的研究方法仍值得提倡。

 

与道家思想相联系而又相区别的道教思想, 对中晚唐文学之影响也不可忽视。中晚唐人面对苦难多变的现实, 仿徨、苦恼、怅惘的情绪亟需渲泄, 道教那虚幻的神鬼世界恰好提供了一条渠道, 尤其是在生死与爱情的问题上。如李贺诗中充满神仙鬼魅的意象, 由这些意象组合成扑朔迷离的虚幻仙境与冥界, 并以此表达其对生之恋、死之恐惧。再如李商隐诗, 也往往有玉山青凤之类的道教意象, 借此以表达对爱情自由的向往之情。在中晚唐小说中, 问题要复杂些。与中晚唐佛教相似, 道教也有一个民俗化的过程, 韩愈《华山女》诗曾生动地描绘了佛、道以俗讲争夺信徒的场面。道教进入市井, 必然染上市井俗民的感情色彩, 影响于文学, 便充出现充满人情味的人神、人鬼与人怪之恋的故事。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下编第三节对此做了论述。他指出, 道教神奇怪异的意象一进入文学, 则改变了它的宗教色彩, 使得神鬼都具有人性, 变得那么端庄可爱。这些意见在传奇《任氏传》、《李章武》等多篇作品中得到印证。

 

至若任侠精神, 唐前期是与建功立业、拯物济世的理想相结合的, “踏进中唐, 这种精神开始衰减, 往往转形为个人的特立独行、奇操异节, 甚至带有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情味, 而与改造人生的目标反倒脱了节。” (《唐诗学引论》) 中晚唐任侠精神的嬗变固然与藩镇割据士人择主而从的现实有直接的关系, 但也不无佛道二教的影响。如传奇人物聂隐娘、昆仓奴的“飞仙剑客”化, 就源自二教无稽之谈。

 

五代半个世纪的动荡, 朝代频繁更迭, 使传统道德论丧。这样的社会现实使一些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士大夫乃至僧徒隐士, 企盼能以诗教来维系社会伦理道德, 于是“教化说”再度盛行, 成为“整个唐末五代文学批评中颇引人注目的观象”。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 白居易因其讽喻诗而被张为《诗人主客图》尊为“广大教化主”便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然而, 现实社会伦理道德已丧失殆尽, 诗教说、明道说都只能是一纸空言。因此, 传统的儒家诗教思想至唐末五代只剩下“一种讲究比兴寄托的思维定势”, 并被庸俗化为“由物象求政教意义的读诗方法”。 (同上) 如僧虚中的《流类手鉴》, 把诗中描写的种种自然物象都附会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内容与政治含义。应当说, 这并不是传统思想对五代文学发生的真正影响, 恰恰相反, 它显示了传统思想在该时代的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