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史的史学品格
 杨庆辰 

 

摘    要：

文学史的内容分为文学史实与文学评论两部分 , 前者具有史学性质 , 后者具有诗学性质 , 史实部分是不能随意“重写”的。文学史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 求真是其根本性质。求真的前提是准确把握文献 , 进行细密的考证工作。文学史要以文学史料为基础 , 没有充分可靠能说明问题的史料 , 就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文学史。好的文学史一定要具有史学品格

 

关键词：

文学史; 史学; 求真; 史料;

 

作者简介： 杨庆辰 (1946-) , 男, 山东省费县人, 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收稿日期：1999-08-06

 

Received： 1999-08-06

 

朱自清远在五十多年前就说过:“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根据, 主要的是史学, 广义的史学。”[1] (P208) 文学史本身就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研究文学史必须符合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如果忽略这一点而侈谈文学史写作, 将会使文学史不成其为文学史。

 

一

文学史的绝大多数是为教学需要而编纂的教科书, 当然也有供一般阅读的文学史, 但对两者的基本要求却是相同的:即向读者提供介绍客观的文学史实。通行文学史往往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包括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等文学史实, 二是编写者对史实的评论。前者具有史学性质, 后者具有诗学性质。作为史书, 只罗列史实而不加批评是可以的, 如果作得好, 还可以从史实中见史观, 《资治通鉴》就是范例。反过来, 如果只有批评或以批评为主, 那就只能成为像王夫之《读通鉴论》那样的史评著作。文学史也是如此, 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吴文治著《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 陆侃如著《中古文学系年》, 都不加批评, 只描叙史实, 但都不失为有益于学者的较好的文学编年史。正如文学史家程千帆在吴著《序》中所言:“若文治此书, 上起春秋, 下迄近代, 二千余年之文学源流, 作者行迹, 莫不慎加采录, 粲然著明。承学之士览之以为研治我国文学史之助, 庶几事半而功倍, 其为用大矣!”而王瑶则把自己研究中古文学现象的著作名之为《中古文学史论》, 用意显然, 因为以论为主, 以示与文学史著有根本区别。

 

“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提出以后, 由于内容新奇而又字少易记, 就如“作家学者化”等口号一样广被人口, 但对口号是要进行具体分析的。如针对现当代文学史而言, 是有其道理的。由于政治原因, 几十年来使现当代文学史丧失了客观的本来面貌, 事实被严重扭曲, 恢复其本来面目十分必要, 不容置疑。但对古代文学史, 却没有这样简单。

 

对古代作家作品的评论, 不仅随着时代不同而不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 甚至因人而异, 乃至在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也有很大差异。《毛诗序》认为《关睢》是“美后妃之德”, 今天就百思不得其解。钟嵘《诗品》将陶渊明列入中品, 《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 对陶、杜的评价与后世大相径庭。宋葛立方《韵语阳秋》曾引黄庭坚跋陶渊明诗语:“血气方刚时, 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 如决定无所用智。”这表明同一读者对同一诗人的诗作, 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另外, 批评者还可因不同欣赏趣味, 所持不同批评标准、方法而仁智互见。由此可见文学史中评论部分不属历史范畴, 是可以不断“重写”的。

 

至于史实, 除对被有意歪曲者外, 是不能动辄“重写”的。除非是有重要材料的新发现才可谈改写, 而这又是希望渺茫的事情。有价值的文学史首先在于其科学性, 科学性的基础是把握客观事实。恩格斯对此表示了自己不容置疑的意见:“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 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2] (P469-470) “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 (自然界和历史) 时, 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绝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 (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 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 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 只是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 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 (至少在主要方面) 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3] (P238) 至于意大利科罗齐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是一句被人用滥了的时髦口号。这句话只承认当代人对历史的思考, 否认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本质, 恰恰表现了他反对历史具有客观性的观点, 是十分偏颇的。西方各种历史理论同文学理论一样, 都是片面的深刻, 深刻的片面。这种说法充其量是对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的解释, 属于历史哲学范畴, 不能成为随意涂抹历史的借口。

 

以中国古代文学史而论, 按当代意识“重写”的也有先例。50年代后期“兴无灭资”时, 北大师生编写了一部红皮文学史。书中以对人民的态度为古代作家排队划线, 以抨击统治阶级为标准来选择作品, 处处贴上阶级标签。作为大跃进、拔白旗的时代产物, 这部文学史在当时也没有被广泛使用, 今天更是只有某种标本意义了。

 

“文革”时期“批儒评法”运动中, 郭沫若的新著《李白与杜甫》、刘大杰新修订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无视客观史实更是登峰造极。郭著先将李白定为法家, 杜甫定为儒家;而法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 儒家则是开历史倒车的;前者处处被颂扬, 后者处处遭抨击。至于刘著, 更是把大量作家纳入儒法框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将武则天写入文学史, 这是中国自有文学史以来所未有过的。先将武则天的成份定为“庶族”, 再引了四句五言诗“说明她遵循唐初法治路线的决心, 以及平定边疆、保卫国家的气概。”最后根据《柳亭诗话》中“太白爽然自失”几个字, “表明李白对武则天诗的赞美。”就这样把没有什么创作实绩的武则天装扮成像模像样的诗人。这样的文学史所写史实丧失了客观性, 自然也无史的价值可言。

 

二

真实描述历史是历史学的使命。罗素曾指出:“历史学是有价值的, 首先因为它是真实的;而这一点尽管不是它那价值的全部, 却是所有它的其他价值的基础和条件。”“近代大多数的历史学家, 都似乎把真实性看作是构成为历史学的全部价值之所在。”[4] (P2) 文学史也应该而且必须把真实反映每个时代的文学面貌作为根本任务。

 

求真的前提是对文献的准确把握, 欲达此目的又必须首先进行细密的考证工作。中国学者, 特别是清乾嘉以来的朴学视考据为治学根本, 并取得骄人业绩。外国学者对此也十分重视, 罗素认为:“历史著作应该以文献研究为基础, 要想反驳这种意见将会是荒谬的。因为惟有它们才包含着有实际上发生过什么事情的证据;而且不真实的历史显然是没有什么大价值的。”[4] (P2) 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对此也发表过精辟意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几乎只有一小部分学者、经学家、文物鉴赏家坚持应用考据的方法。撰写高层次历史著作的作者不愿意将精力花在这类实验手段上, 在他们看来, 考据实在是太烦琐了, 甚至对别人考据的成果也不屑一顾。正如洪堡德所言, 化学家可不能怕弄湿手。对历史学来说, 将整理史料与编纂史书完全割裂开来, 也会带来双重的危害。轻视考证使人们阐释历史的尝试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缺陷。它不仅使人们忘却求实这一史学基本职能, 而且使历史学难以不断更新, 无法取得惊人的发现, 结果, 必然使它在陈旧的模式中徘徊不前”[5] (P65-66) 。一部充满文献错误的文学史, 有着再多的新奇议论, 也不会是合乎标准的文学史。而且流传愈广, 贻害愈大;以讹传讹, 还要误导后人。此类事例, 不胜枚举。

 

中国诗史上最重要的诗人杜甫, 可说是被研究得相当透彻的作家, 宋人即有“千家注杜”的说法。但对其生平行实, 直到最新出版的多种文学史仍有沿袭谬误之处。如杜甫在长安困守十年之后被任河西尉, 他没有接受旋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他在《官定后戏赠》一诗中自注道:“时免河西尉, 为右卫率府兵曹。”事实本已被当事人说得很清楚。《旧唐书·文苑传》也说他被“授京兆府兵曹参军”, 除将“右卫率府”误为“京兆府”之外, 官职则与杜甫自述一致。据此对其所任职务为“兵曹参军”完全可以定论。而《新唐书·杜甫传》将杜甫此职以一字之差讹成“右卫率府胄曹参军”, 自此两说并存, 后说渐呈流行之势。辨证此事的专文专著, 早在二十年前即已陆续刊布, 可这之后所出数量不少的文学史, 以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等较权威的读物还是将杜甫写成任“胄曹参军”。流览所及, 只有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不误。举这一小问题旨在说明撰写文学史准确之不易。推测致误之由, 无非据某一有误底本一抄了事, 不加审察, 遂相沿致误。可见对具体问题的辨误, 也非旬月踟蹰莫办, 远比千言空论为难。

 

对文学史著作应该作广义的理解, 即不必书名冠以文学史字样的才算文学史。凡是研究作家生平行年, 文学流派、思潮, 于文学有关的重大制度、事件的著作, 都可作为文学史看待, 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些著作才是有价值的文学史, 仅以考订唐代作家生平者而论, 如傅璇琮著《唐代诗人丛考》及他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 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及其续编, 郁贤皓《李白丛考》等均属佳作。这些著作都是作者殚精竭虑, 苦思精研的结果, 是毕生精力所萃。学术价值, 众所公认。归结到一点, 就是求真求确。真确又是同创新联系在一起的, 创新是为了求真, 求真又必然会创新。这需要艰苦细致地研究探索, 做的是顾炎武所说的“采铜于山”的工作, 不是锉碎前人铜钱而重铸的加工。

 

如盛唐重要诗人王昌龄的籍贯问题, 有太原、江宁、京兆三说, 莫衷一是。傅璇琮在《王昌龄事迹新探》中, 对此进行了深入考辨。认为江宁说是因王曾任江宁丞致误, 太原说则是将郡望与里籍混同的结果。作者并没有用简单的排除法, 去掉了错误的余下的就是正确的来做结论。而是引用王昌龄的诗作来证明京兆说。王诗没有直接说自己居住京兆, 却说住在“滋阳”。又引出土墓志证明“滋阳”即“芷阳”, 也就是万年县白鹿原, 属京兆范围。这种剥茧抽丝式的论证, 使得结论准确无疑。

 

再如李白是一入长安还是两入长安, 是研究李白生平的关键问题之一。虽然早在60年代稗山即已提出两入说, 嗣后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书中也已接受, 但学术界仍有人并不认同。郁贤皓于70年代末写成长篇论文《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 文章时此问题进行了细密地考证、深入地探讨, 从而使两入说成为定谳, 为唐诗学界所广泛接受。

 

上述两例成果都被一些新编文学史, 如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所采用, 从而使学习中国文学史者获得正确新颖的文学史实。但是, 中国文学史中像这样未得确证确解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即以李白一人而论, 孙望为郁著《李白丛考》所写序言就指出:“像李白这样伟大的诗人, 无论对他的诗歌本身或对他的生平事迹, 需要研究的问题太多了, 显然, 《丛考》中所涉及的还很有限。即如李白一生中结识的数以百计的人物, 《丛考》里涉及的也才只四十来人。如果能把这些人物及其与李白交往的情况摸清, 那末, 对李白生平的了解必能拓宽一步, 而对李白诗歌内容的理解也必能更为深入一步。”除李白而外, 还有其他唐代诗人;除唐代而外, 还有其他朝代的文学。这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人, 薪尽火传, 坚持不懈, 搞清一个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使文学史成为信史。

 

三

19世纪德国史学家兰克, 是有极高国际声誉并在世界范围形成强大学派的一代大师。他认为被陈述事实的基础是大量原始史料, 包括“回忆录、日记、信函、外交报告、见证者的叙述”等第一手材料[6] (P223)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也受其影响, 受影响最深的是被称为“中国的兰克”的傅斯年。他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 不是文词, 不是伦理, 不是神学, 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 不是作艺术的建设, 不是做疏通的事业, 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 或那个主义。”[7] (P2-3) 很多研究者认为史家陈寅恪也曾受兰克学派影响, 他的名言“无史料即无史学”就体现了该学派的宗旨。对这一学派过去曾进行过简单而粗暴的批判, 认为他们鼓吹史料即史学。其实姑且不论没有史料是否还有史学, 单就整理史料的方法而论, 这一学派所持方法也多种多样并行之有效的。重视史料不独兰克学派为然, 凡是认真而有成就的史家, 莫不视史料为生命。“以论代史”者最终是写不出历史来的。

 

文学史研究也是如此,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中国神话, 传世材料不多, 不能建成古希腊罗马那样的众神殿, 也不能成为古希腊罗马神话学那样的显学。屈原、关汉卿、曹雪芹等作家的家世生平, 由于传世材料过少, 因而写文学史时不是揣测就是阙疑, 没有办法进行细致完整的叙述。文学史质量高低, 是与材料多少成比例的。一切有价值有创见的文学史著莫不在材料的搜集与整理上下极大的功夫。

 

鲁迅的文学史研究及文学史理论都具有典范意义与深远影响, 因为他在文学史写作中遵循了历史科学的基本原则, 特别是重视史料的原则。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 至今仍为治小说史者所利赖。除因其在体例上可资借鉴, 并具有方法论意义外, 更重要的还在于材料的搜集与运用。他为编写《史略》, 搜集编纂了《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第一手材料。海外汉学家对此也给予极高评价:“从鲁迅为写作这本书 (按指《史略》) 查阅的大量原著和书中引用的各种材料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见解中, 我们不难发现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超的学术水平。”[8] (P655) 新发现的鲁迅1923年12月29日给胡适的信中就谈到了《史略》中的材料与论断问题:“《小说史略》竟承通读一遍, 惭愧之至。论断太少, 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 所以力避此事, 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明清小说, 则论断似较上卷稍多”[9] (P245) 。“论断”在文学中应占多大比例才合适, 是个复杂问题, 胡钱认力“论断”太少, 而鲁迅却正是“为避此事”, 因为怕强烈的主观感情、个人好恶渗透于论断之中从而影响史的客观性及可信度。英国史学家古奇总结兰克对历史所作贡献第一点就是, “他尽最大可能把研究过去同当时的感情分别开来, 并描写事情的实际情况。”[10] (P214) 可见描写史实时排除主观感情是中外大师的自觉追求。

 

鲁迅对文学史材料的重视是始终一贯的。《史略》出版之后, 他还为所用材料不够精确而遗憾:“我的《中国小说史略》, 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 这才陆续编成的, 当时限于经济, 所以搜集的书籍, 都不是好本子, 有的改了字面, 有的缺了序跋。《玉娇梨》所见的也是翻本, 作者, 著作年代, 都无从查考。”[11] (P573) 另外他一直打算编撰的中国文学史, 也要“先从作长编入手”[12] (P379) 。对当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的观点他并不满意, 但只要材料还丰富, 他认为还可阅读其中的材料部分。如他认为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乃文学史资料长编, 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 资以为史, 亦可用耳”[12] (P319) 。他给友人列举的较为可看的文学史, 有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陆侃如与冯沅君《中国诗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及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等五种。他认为“这些都不过可看材料, 见解却都是不正确的”[12] (P463) 。至于说见解都不正确不过是他的高标准要求, 而突出文学史材料丰富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但鲁迅评价很高的文学史, 却是薄薄一小册的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我看过已刊的书, 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 倒要算好的”。[12] (P180) 他在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又说:“我今天所讲, 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 我就略一点;反之, 刘先生所略的, 我就较详一点。”鲁迅的魏晋文学造诣, 举世公认, 是这一时期文学的真正专门家。他为什么对刘著推崇备至?主要因为刘书材料选择精当, 搜罗宏富。书中将每一专题说明问题的全部材料逐条排列, 可谓竭泽而渔。如第二课“文学辨体”即将关于“文笔”的论述排列出二十八条, 然后再分类加上简短准确、富有创见的按语。材料与观点紧密结合, 结论从材料自然生出, 将“文”“笔”的区别及特点显示得清楚明白, 远胜过数万言越说使人越糊涂的浮辞空论。因其态度客观、材料扎实, 这册仅七万字的小书至今仍是了解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批评的最好读物, 比阅读大部头文学史更能得其要领。这本书不因时光流逝而消失其学术价值, 就因为它所罗列的材料是准确的、全面的。后之研究者也基本不会超越这个范围, 但他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个人的理解与诠释。如鲁迅所说即使不同意其见解, 还可利用其材料。而大量文学史著, 观点既难惬人意, 又缺乏材料, 就一无可观了。

 

当然, 材料并不是文学史的全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文献学与文艺学是两种具有独特性质的学科, 各有自己的对象、内容和方法。学者们在研究上往往各有偏重, 各有取舍, 因而也各有不同的成就。但这两种学科又可以互相支持, 互相补充, 合则双美, 相得益彰;两者兼备, 每每能更接近‘事理当然之极’。”[13] (《序》) 文献学与文艺学结合的载体就是文学史, 所以文学史具备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性质和特点。“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它既不同于以分析和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为任务的文学批评, 也不同于以探讨文艺的一般的普遍规律为目标的文艺理论;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对象, 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14] (《重版题记》) 描述文学发展过程, 总结其固有规律要从材料实际出发, 否则就是无稽之谈。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 .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潮 [A ] .朱自清全集 :第 3卷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1990 .

 

[][2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72 .

 

[3]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A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卷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72 .

 

[][4 ]罗素 .论历史 [M] .北京 :三联书店 , 1991.

 

[5] 历史学家的技艺 [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1995.

 

[][6 ]兰克 .14 94 - 1514年的拉丁和日尔曼民族史·前言[A ] .何兆武主编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999.

 

[7]傅斯年 .史料论略 [A] .史料论略及其他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 1997.

 

[8]王靖宇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鲁迅 [A ] .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 [C]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1996 .

 

[9] 罗尔纲 .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增补本 ) [M ] .北京 :三联书店 , 1998.

 

[][10 ]古奇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M] .上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997.

 

[11] 鲁迅集外集拾·通讯《柳无忌来信按语》[A ] .鲁迅全集 :第七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

 

[][12 ]鲁迅书信集 :上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1976 .

 

[13]程千帆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M ] .沈阳 :辽海出版社 , 1998.

 

[14 ]王瑶 .史国文学论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