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入的时间与路线
研究中国佛教首先遇到的就是传入的时间与路线问题。由于佛教初传时并不为人所重,没有留下可靠的记载,使得后代对这些问题纷争不已,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诸种传说
佛教究竟什么时候传入中国? 古来传说甚多。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都有详细的解说。大体有这么一些说法:
(1) 唐虞时代(约前2200)协助大禹治水的伯益已经知道古印度有佛教,并把它写入《山海经》。(《见参弘明集》卷二)
(2) 西周昭王二十四年(前977)释迦牟尼诞生于古印度,当时在中国出现种种祥瑞,中国人由此知道西方有圣人出世。(法琳《破邪论》引《周书异记》)这种说法后来在中国颇为流行,不少中国僧人计算佛教正法、象法、末法的年代即以此为依据。
关于西周时中国人已经知道佛教,或者佛教已经传人的说法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
(3) 春秋时孔子已经知道有佛教,并称颂西方大圣。(参见《列子· 仲尼篇》)
(4) 战国燕昭王七年(前305)古印度道术人荷锡持瓶,来华炫技。(参见《拾遗记》卷四)
(5) 中国先秦时已有阿育王寺。(《弘明集》卷二、《广弘明集》卷一一)
(6) 秦始皇时外国沙门释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华。(参见《历代三宝记》卷一)
(7) 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始闻佛教。(参见《魏书 · 释老志》)
关于汉武帝时中国已经知道佛教,还有其他一些说法,不一一列举。
(8) 刘向(约前77—前6)校阅朝廷图书时,已经见到佛经。(参见《世说新语· 文学篇》注)
上述传说,都非信史,不可凭据。大抵是佛教在社会上占据一定的地位后,部分佛教徒以及博物好奇之徒追溯佛教传入历史时,因渺茫无据,便择取诸书中之异闻以影射附会。更重要的是,魏晋以后佛教与道教的斗争加剧,双方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对方,都编造出许多故事,把本教的历史大大提前,各种传说于是出笼。
传入时间
学术界认为,《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 西戎传》的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王使臣向西汉博士弟子口授《浮屠经》的记载,相对较为可信: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日复立(《世说新语· 文学》篇注引作“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三国志· 魏书· 东夷传》注引)
上述“浮屠”、“复豆”即“佛陀(Buddha梵)”的异译。“临蒲塞”即“优婆塞”。其余的名称实际为各种抄本《浮屠经》对沙门、比丘的异称。大月氏原居我国河西走廊一带,因受匈奴的压迫而逐步西迁,约于前130年左右迁到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经信奉佛教。因此,公元前一世纪末大月氏的某些已经接受佛教信仰的人士把佛法传入我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
我国宗教界则一般把更具故事性的“汉明感梦求法说”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序》,谓: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第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於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出三藏记集》卷六)
该《四十二章经·序》未详作者,但从《出三藏记集》的编排看,僧祐显然把它当作三国以前或三国早期的著作。东汉末年牟融所撰的《理惑论》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内容大同小异。说明在汉末、三国,这个故事已经广泛流传。
上述故事只说汉明帝曾经感梦求法,没有说明这件事发生的具体年代。后代则先后出现永平七年(64,《老子化胡经》)、永平十年(67,《历代三宝记》、《佛祖统记》)、永平三年(60,《汉法本内传》)、永平十一年(68,陶弘景《帝王年谱》)等各种说法。对究竟派遣哪些人前往求法,说法也不一致。还出现聘得摄摩腾(有的则说聘得摄摩腾、竺法兰两人)来华译经,汉明帝为之修建白马寺的传说。
且不论上述西汉末年已经发生的“伊存授经说”,根据确切史料,最迟到永平八年(65),东汉皇室中已经有人信奉佛教。而且如“感梦求法说”所示,当汉明帝询问大臣时,大臣中已经有人了解天竺有佛,说明中国人当时已经知道佛教。所以,无论“感梦求法说”本身是否真实的历史事件,它都不是佛教初传中国的标志。
综合上述情况,学术界一般把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定为两汉之间。
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张骞通西域以后,丝绸之路贯通,中西交往不绝,从各种情况考察,佛教完全有可能在此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所以主张把佛教初传中国的年代定为张骞通西域。但是,在没有发现新的确凿证据之前,上述推论只是一种推论。而学术研究不能以未经证实的推论为前提。
当然,上面所说的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实际是指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至于佛教传入现中国新疆地区年代,以往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的传教使团已经来到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公元前一世纪末,又发生了大月氏使臣口授《浮屠经》,把佛教传入内地的事件。由此可知,最迟到公元前二世纪,佛教应该已经传入新疆。另一种观点认为,佛教并非沿着新疆南部的沙漠绿洲逐步推进,而是跟随商队跳跃式传播。因此,不能认为佛教传入新疆地区的时间一定比内地早。最新的研究则认为,佛教有可能在公元前100年左右传到龟兹(今新疆库车)。到公元前74年左右,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已经传入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传入喀什的时间大约与于阗相当。较晚的是若羌、吐鲁番等地,但也不会晚于公元一世纪。(新疆社科院宗教所《新疆宗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传入路线
佛教最初通过哪条路线传入中国? 以往对此没有争议,一般认为佛教最早从西域道,亦即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至于南海道的开通则为时较晚,最早不会早于三国时期。八十年代末期以来,由于在沿长江流域的许多东汉墓葬发现不少早期佛教造像,有些研究者提出除了西域道之外,可能存在着滇缅道,亦即从印度,通过缅甸,进入我国云南,然后入四川,沿长江东下,这么一条佛教传播路线。但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滇缅道还不可能开通。他们指出,长江流域的佛教实际也是经由西域道传入,然后在河西走廊入青海,进四川,沿江而下。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诸种传说
佛教究竟什么时候传入中国? 古来传说甚多。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都有详细的解说。大体有这么一些说法:
(1) 唐虞时代(约前2200)协助大禹治水的伯益已经知道古印度有佛教,并把它写入《山海经》。(《见参弘明集》卷二)
(2) 西周昭王二十四年(前977)释迦牟尼诞生于古印度,当时在中国出现种种祥瑞,中国人由此知道西方有圣人出世。(法琳《破邪论》引《周书异记》)这种说法后来在中国颇为流行,不少中国僧人计算佛教正法、象法、末法的年代即以此为依据。
关于西周时中国人已经知道佛教,或者佛教已经传人的说法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
(3) 春秋时孔子已经知道有佛教,并称颂西方大圣。(参见《列子· 仲尼篇》)
(4) 战国燕昭王七年(前305)古印度道术人荷锡持瓶,来华炫技。(参见《拾遗记》卷四)
(5) 中国先秦时已有阿育王寺。(《弘明集》卷二、《广弘明集》卷一一)
(6) 秦始皇时外国沙门释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华。(参见《历代三宝记》卷一)
(7) 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始闻佛教。(参见《魏书 · 释老志》)
关于汉武帝时中国已经知道佛教,还有其他一些说法,不一一列举。
(8) 刘向(约前77—前6)校阅朝廷图书时,已经见到佛经。(参见《世说新语· 文学篇》注)
上述传说,都非信史,不可凭据。大抵是佛教在社会上占据一定的地位后,部分佛教徒以及博物好奇之徒追溯佛教传入历史时,因渺茫无据,便择取诸书中之异闻以影射附会。更重要的是,魏晋以后佛教与道教的斗争加剧,双方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对方,都编造出许多故事,把本教的历史大大提前,各种传说于是出笼。
传入时间
学术界认为,《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 西戎传》的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王使臣向西汉博士弟子口授《浮屠经》的记载,相对较为可信: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日复立(《世说新语· 文学》篇注引作“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三国志· 魏书· 东夷传》注引)
上述“浮屠”、“复豆”即“佛陀(Buddha梵)”的异译。“临蒲塞”即“优婆塞”。其余的名称实际为各种抄本《浮屠经》对沙门、比丘的异称。大月氏原居我国河西走廊一带,因受匈奴的压迫而逐步西迁,约于前130年左右迁到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经信奉佛教。因此,公元前一世纪末大月氏的某些已经接受佛教信仰的人士把佛法传入我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
我国宗教界则一般把更具故事性的“汉明感梦求法说”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四十二章经·序》,谓: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第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於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出三藏记集》卷六)
该《四十二章经·序》未详作者,但从《出三藏记集》的编排看,僧祐显然把它当作三国以前或三国早期的著作。东汉末年牟融所撰的《理惑论》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内容大同小异。说明在汉末、三国,这个故事已经广泛流传。
上述故事只说汉明帝曾经感梦求法,没有说明这件事发生的具体年代。后代则先后出现永平七年(64,《老子化胡经》)、永平十年(67,《历代三宝记》、《佛祖统记》)、永平三年(60,《汉法本内传》)、永平十一年(68,陶弘景《帝王年谱》)等各种说法。对究竟派遣哪些人前往求法,说法也不一致。还出现聘得摄摩腾(有的则说聘得摄摩腾、竺法兰两人)来华译经,汉明帝为之修建白马寺的传说。
且不论上述西汉末年已经发生的“伊存授经说”,根据确切史料,最迟到永平八年(65),东汉皇室中已经有人信奉佛教。而且如“感梦求法说”所示,当汉明帝询问大臣时,大臣中已经有人了解天竺有佛,说明中国人当时已经知道佛教。所以,无论“感梦求法说”本身是否真实的历史事件,它都不是佛教初传中国的标志。
综合上述情况,学术界一般把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定为两汉之间。
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张骞通西域以后,丝绸之路贯通,中西交往不绝,从各种情况考察,佛教完全有可能在此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所以主张把佛教初传中国的年代定为张骞通西域。但是,在没有发现新的确凿证据之前,上述推论只是一种推论。而学术研究不能以未经证实的推论为前提。
当然,上面所说的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实际是指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至于佛教传入现中国新疆地区年代,以往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的传教使团已经来到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公元前一世纪末,又发生了大月氏使臣口授《浮屠经》,把佛教传入内地的事件。由此可知,最迟到公元前二世纪,佛教应该已经传入新疆。另一种观点认为,佛教并非沿着新疆南部的沙漠绿洲逐步推进,而是跟随商队跳跃式传播。因此,不能认为佛教传入新疆地区的时间一定比内地早。最新的研究则认为,佛教有可能在公元前100年左右传到龟兹(今新疆库车)。到公元前74年左右,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已经传入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传入喀什的时间大约与于阗相当。较晚的是若羌、吐鲁番等地,但也不会晚于公元一世纪。(新疆社科院宗教所《新疆宗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供养菩萨(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回鹘佛寺遗址壁画)
占梦(新疆若羌米兰第3号寺院遗址壁画)
传入路线
佛教最初通过哪条路线传入中国? 以往对此没有争议,一般认为佛教最早从西域道,亦即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至于南海道的开通则为时较晚,最早不会早于三国时期。八十年代末期以来,由于在沿长江流域的许多东汉墓葬发现不少早期佛教造像,有些研究者提出除了西域道之外,可能存在着滇缅道,亦即从印度,通过缅甸,进入我国云南,然后入四川,沿长江东下,这么一条佛教传播路线。但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滇缅道还不可能开通。他们指出,长江流域的佛教实际也是经由西域道传入,然后在河西走廊入青海,进四川,沿江而下。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