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佛教与民众佛教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既有比较精细、高深的哲学形态,也有比较粗俗、普及的信仰形态。由此,它能够适应不同层次人们的不同需要。我把前一种形态称为“高僧佛教”,把后一种形态称为“民众佛教”。其实,上述名称并不十分恰切。因为深研义理的不仅仅是高僧,还有许多世俗的知识分子。而参与佛教诸种信仰活动的也不仅仅是普通民众,还包括了各个阶层的人,乃至许多上层统治者。所以,更为恰切的名称或者应为“义理型佛教”与“信仰型佛教”,但信仰型佛教与普通民众相结合以后,除了一般的信仰型形态外,有时会伴生一些新的形态,如民间结社、宗教起义等等。这又与上层统治者的信仰型佛教不同。总之,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书为了方便起见,仍然采用高僧佛教与民众佛教这两个名词。
应该说明的是,这两种佛教虽然各有特点,有时看来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但有时又相互渗透、互为依存,很难把它们分开。如“般舟三昧”宣扬一种在诚信基础上的“十方诸佛悉在前立”的禅定法,并用梦中见佛来证明之,显然是一种信仰的形态。但它最后又把诸佛归结为“缘起性空”,表现为明确的义理的形态。又如道安是一个著名的高僧,但他也专注于弥勒信仰,希望投生于兜率天。因此,对于某一种具体的理论或某一个具体的人物,必须具体分析。高僧佛教以探究诸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而民众佛教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高僧佛教在我国佛教史上处于主导地位,它的兴衰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兴衰;但民众佛教为中国佛教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是中国佛教绵长生命力的基本保证。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中,两者不可偏废。
从初传期起,高僧佛教与民众佛教的分野已见端倪。如当时人们把佛教等同于“清虚无为”的黄老之学,可归入高僧佛教的范畴;而把浮屠与老子一起祭祀,实为民众佛教之滥觞。其后两种形态的佛教交织在一起,共同发展。但到初传期的末期,两者的分野已经非常明显,其标志有二:一是疑伪经开始出现;一是此时的民众佛教也出现了自己的领袖人物——刘萨诃。
疑伪经的产生
按照佛教的传统观点,只有佛金口所说,才能称为“经”,非佛所说而自称为“经”者,就是必须“秘寝以救世”的伪经。不过在中国佛教的实践中,一般认为凡是域外传入的翻译经典,均为真经;而中国人假托佛说所撰的经典,则为伪经。疑经是指真伪一时难定,有待将来鉴定的经。虽然它与伪经尚有区别,但中国佛教传统将它与伪经一起禁绝流通。
中国的疑伪经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现在已很难考证。但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 疑经录》中共著录疑伪经二十六部,说明此时疑伪经已有一定数量。由于这些疑伪经基本上没有能够保留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对当时疑伪经的情况不很清楚。但是,从在敦煌发现的大批后世的疑伪经看,有的实为域外传入,并非中国人自己撰集。在那些中国人假托佛说所撰的伪经中,有的经典反映了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与发展,有的反映了中国人理想中的佛教形态,其中也有不少反映了民众佛教的形态。由此可以推断,初传期疑伪经的情况,大约与此差不多。
正统的佛教徒对伪经从来深恶痛绝。道安说:“农者禾草俱在,后稷为之叹息;金匮玉石同缄,卞和为之怀耻。安敢预学次,见泾渭杂流,龙蛇并进,岂不耻之!”(《出三藏记集》卷五)所以他在所撰写的《综理众经目录》中特设“疑经录”,“列意谓非佛经者如左,以示将来学士,共知鄙信焉”(同上)。不过,中国佛教史已经证明,只要民众佛教不断发展,疑伪经就会被源源不断地编造出来。
民众佛教的代表——刘萨诃
刘萨诃,东晋人,与释道安大体同时。《高僧传》与《续高僧传》中载有本传。《法苑珠林》卷一二、卷三一,《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冥祥记》中均有记载。敦煌遗书中也发现不少关于他的资料。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关于他的画面。诸种资料对于他的籍贯、事迹的叙述略有出入,但主要情节基本相同。谓他年轻时喜欢田猎,后来突然死去,入冥界,备见地狱各种苦状,并得观音度脱。醒来后出家为僧,法名慧达。此后到处巡礼,朝拜阿育王塔,并有多种祥瑞出现等等。或谓他曾到西域巡礼。
我们从前述材料看不出刘萨诃具有多高的文化程度,掌握多深的佛教义理。他的突出事迹只有三条:一、入冥;二、巡礼;三、祥瑞。完全符合前述民众佛教的特征。僧祐说:“昔安法师(按:指释道安)摘出伪经二十六部,又指慧达道人,以为深戒。”(《出三藏记集》卷五)说明道安这样的正统的佛教徒对刘萨诃很不以为然。然而刘萨诃的活动既然已经引起道安的重视,也说明刘萨诃在生前已经众所瞩目,成为信仰型佛教的领袖人物。从而证明民众佛教在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与基础。
后世刘萨诃进一步成为驰名全国的高僧,并被尊为“苏何圣”,认为是观世音菩萨“假形化俗”,甚至被当作“刘师佛”,当作佛教的“第二十二代宗师”。“黄河左右,慈、隰、岚、石、丹、延、绥、银八州之地,无不奉者。”(《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由此可见民众佛教造神运动之一斑。
由于民众佛教固有的粗俗的信仰形态,往往伴有形迹可疑的“神迹”与种种来历不明的“祥瑞”。这种神迹与祥瑞虽然是动员民众的最好手段,也最易招致儒家人士的反对。佛教史上阵阵沙汰僧尼的浪潮背后,往往可以看到有民众佛教正在大发展的影子。
应该说明的是,这两种佛教虽然各有特点,有时看来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但有时又相互渗透、互为依存,很难把它们分开。如“般舟三昧”宣扬一种在诚信基础上的“十方诸佛悉在前立”的禅定法,并用梦中见佛来证明之,显然是一种信仰的形态。但它最后又把诸佛归结为“缘起性空”,表现为明确的义理的形态。又如道安是一个著名的高僧,但他也专注于弥勒信仰,希望投生于兜率天。因此,对于某一种具体的理论或某一个具体的人物,必须具体分析。高僧佛教以探究诸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而民众佛教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高僧佛教在我国佛教史上处于主导地位,它的兴衰决定了中国佛教的兴衰;但民众佛教为中国佛教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是中国佛教绵长生命力的基本保证。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中,两者不可偏废。
从初传期起,高僧佛教与民众佛教的分野已见端倪。如当时人们把佛教等同于“清虚无为”的黄老之学,可归入高僧佛教的范畴;而把浮屠与老子一起祭祀,实为民众佛教之滥觞。其后两种形态的佛教交织在一起,共同发展。但到初传期的末期,两者的分野已经非常明显,其标志有二:一是疑伪经开始出现;一是此时的民众佛教也出现了自己的领袖人物——刘萨诃。
疑伪经的产生
按照佛教的传统观点,只有佛金口所说,才能称为“经”,非佛所说而自称为“经”者,就是必须“秘寝以救世”的伪经。不过在中国佛教的实践中,一般认为凡是域外传入的翻译经典,均为真经;而中国人假托佛说所撰的经典,则为伪经。疑经是指真伪一时难定,有待将来鉴定的经。虽然它与伪经尚有区别,但中国佛教传统将它与伪经一起禁绝流通。
中国的疑伪经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现在已很难考证。但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 疑经录》中共著录疑伪经二十六部,说明此时疑伪经已有一定数量。由于这些疑伪经基本上没有能够保留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对当时疑伪经的情况不很清楚。但是,从在敦煌发现的大批后世的疑伪经看,有的实为域外传入,并非中国人自己撰集。在那些中国人假托佛说所撰的伪经中,有的经典反映了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与发展,有的反映了中国人理想中的佛教形态,其中也有不少反映了民众佛教的形态。由此可以推断,初传期疑伪经的情况,大约与此差不多。
正统的佛教徒对伪经从来深恶痛绝。道安说:“农者禾草俱在,后稷为之叹息;金匮玉石同缄,卞和为之怀耻。安敢预学次,见泾渭杂流,龙蛇并进,岂不耻之!”(《出三藏记集》卷五)所以他在所撰写的《综理众经目录》中特设“疑经录”,“列意谓非佛经者如左,以示将来学士,共知鄙信焉”(同上)。不过,中国佛教史已经证明,只要民众佛教不断发展,疑伪经就会被源源不断地编造出来。
民众佛教的代表——刘萨诃
刘萨诃,东晋人,与释道安大体同时。《高僧传》与《续高僧传》中载有本传。《法苑珠林》卷一二、卷三一,《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冥祥记》中均有记载。敦煌遗书中也发现不少关于他的资料。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关于他的画面。诸种资料对于他的籍贯、事迹的叙述略有出入,但主要情节基本相同。谓他年轻时喜欢田猎,后来突然死去,入冥界,备见地狱各种苦状,并得观音度脱。醒来后出家为僧,法名慧达。此后到处巡礼,朝拜阿育王塔,并有多种祥瑞出现等等。或谓他曾到西域巡礼。
我们从前述材料看不出刘萨诃具有多高的文化程度,掌握多深的佛教义理。他的突出事迹只有三条:一、入冥;二、巡礼;三、祥瑞。完全符合前述民众佛教的特征。僧祐说:“昔安法师(按:指释道安)摘出伪经二十六部,又指慧达道人,以为深戒。”(《出三藏记集》卷五)说明道安这样的正统的佛教徒对刘萨诃很不以为然。然而刘萨诃的活动既然已经引起道安的重视,也说明刘萨诃在生前已经众所瞩目,成为信仰型佛教的领袖人物。从而证明民众佛教在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与基础。
后世刘萨诃进一步成为驰名全国的高僧,并被尊为“苏何圣”,认为是观世音菩萨“假形化俗”,甚至被当作“刘师佛”,当作佛教的“第二十二代宗师”。“黄河左右,慈、隰、岚、石、丹、延、绥、银八州之地,无不奉者。”(《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由此可见民众佛教造神运动之一斑。
由于民众佛教固有的粗俗的信仰形态,往往伴有形迹可疑的“神迹”与种种来历不明的“祥瑞”。这种神迹与祥瑞虽然是动员民众的最好手段,也最易招致儒家人士的反对。佛教史上阵阵沙汰僧尼的浪潮背后,往往可以看到有民众佛教正在大发展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