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印度佛教分为许多派别,各自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有的虽然有内在的一致性,有的则相互矛盾,甚至完全对立。与印度在历史上几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相适应,印度传统认为,诸种异质事物的并存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印度佛教的若干派别也有融摄其他派别的理论为自己所用的倾向,如《涅槃经》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提出佛经可以按照十二部经、修多罗、方等、般若、涅槃这样的次序排列。但从总体看,印度佛教各派别仍是各自独立,并行发展。中国基本上一直处在大一统的格局中,有着为大一统格局服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讲究秩序的理论。中国人倾向于认为统一是正常的,分裂是不正常的。中国文化也倾向于把诸种异质事物融摄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由此铸成中国文化的深层意识。在道安以前,中国人还没有真正理解印度佛教,也没有能力对印度佛教进行整理。道安所撰《综理众经目录》连大小乘都没有分判,就是显著的例子。罗什来华以后,中国开始真正懂得佛教,佛教踏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从而在中国文化深层意识的驱动下,开始按照中国人的思路与习惯对多歧的印度佛教理论进行整理,力求把这些相互矛盾的理论条理化、合理化,并由此消弭它们之间的矛盾。这就是判教,亦即对佛说的经教进行判释。判教既然是佛教徒站在各自服膺的学说的立场对佛教理论的一种整理,其中必然加入许多主观的、派别的、宗教的因素。但是,从其底蕴,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影响与规范。判教促进了中国佛教的深入发展,对南北朝佛教学派的出现乃至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都有重要意义。
        判教
        第一个提出判教的,是鸠摩罗什的弟子慧观。时人评论什门弟子时称:“通情则生、融上首,精难则观、肇第一。”(《高僧传》卷七)慧观的排位还在僧肇之前。他十岁就以博见驰名,既妙善佛理,又探究老庄,可见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慧观认为,全部佛说的经教可以分为顿教与渐教两大类。所谓顿教是指《华严经》所说的理论; 所谓渐教是按照佛说法的先后顺序把所说理论分为五时:一、三乘别教,指佛最初讲的经教,重点指诸阿含经典。二、三乘通教,指佛对三乘一齐讲的经教,主要指般若类经典。三、抑扬教,指佛所讲的分别大、小乘高下的经教,如《维摩经》、《思益梵天所问经》等。四、同归教,指佛接着所说的主张三乘殊途同归的经教,如《法华经》。五、常住教,指佛最后所说,主张法身是常的最圆满的经教,指《涅槃经》。当时《涅槃经》传到中国不久,经中论述了对中国人很新鲜的法身思想,对佛教心性论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由于当时的佛教学者都很重视《涅槃经》,所以慧观把它当作最为圆满的经教。
        慧观的判教学说影响很大。从此,不同师承与观点的佛教学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一系列判教学说,传统有“南三北七”之说,亦即在南方流传的三种判教理论与在北方流传的七种判教理论。不同的理论对佛教经典各有自己的侧重,从而使得讲习不同经典的佛教学派得到发展。
        学派
        在这一时期,印度佛教的思想与典籍大量传入。中国僧人往往在会融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理解与需要攻研其中的某些经典,由此出现不同的学派。学派虽然也讲理论、讲师承,但没有出现与寺院经济相结合的嗣法制度,这是与后代佛教宗派的最大区别。另外,当时的学者几乎没有专宗一经一论的,甚至也不限于讲习某一派的经典,这也与后代的佛教宗派不同。
        这一时期大致有如下一些学派:
        三论学派。即研习鸠摩罗什所译《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学派。该派的僧人称为三论师。也有加上《大智度论》,称为“四论”的。
        该派实际在清理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佛教般若学的过程中诞生,当时是关河之学的组成部分。最早研习三论的是鸠摩罗什的弟子僧睿、僧肇等。《肇论》被认为是该派的主要著作。其后三论学派转向南方传承,学说有新的发展,称僧睿等的观点为“关中旧义”。梁、陈时,僧朗及其弟子僧诠在摄山弘扬三论,声名一时,使摄山在梁陈两代成为南方弘扬三论的根据地。北方弘扬这一派学说的则有北齐的道场、志念,北周的静蔼、道判、道安、慧影等。陈隋之际,吉藏在三论学派的基础上创立三论宗。
        成实学派。即研习《成实论》的学派,该派的僧人称为成实论师。
        《成实论》是印度诃梨跋摩的著作,姚秦鸠摩罗什译,昙晷笔受、昙影整理,十六卷。“实”即“谛”,亦即苦、集、灭、道“四谛”。所谓“成实”,就是“成就四谛”的意思。该论通过对概念下定义的方式论述佛教的理论,说理明晰易解,成为学习佛教的入门书之一。论内既讲“我空”,又讲“法空”,传统认为这是一部从小乘向大乘过渡时期的著作。
        《成实论》由罗什译出,早期研习《成实论》者亦均为罗什的弟子,如僧睿、昙影等。后罗什逝世,僧导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僧嵩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分别建立了成实学派的南北两系,但两派的理论差异并不大。
        南方系僧导曾参加罗什的译场,著有《成实义疏》、《三论义疏》、《空有二谛论》等,均佚。因曾经救过刘裕之子刘义真,为刘宋王朝所尊重。北方系则得到北魏王朝孝文帝的支持,曾盛极一时。根据《高僧传》,南北朝时期的成实论师在七十人以上。根据汤用彤先生统计,到隋为止,所撰《成实论》的注疏有二十四种。由此可见该派流传的情况。
        涅槃学派。即研习《大般涅槃经》的学派,该派僧人称为涅槃师。
        《大般涅槃经》是印度佛教的重要经典之一。本经以释迦牟尼在拘尸那伽涅槃为题材,着重论述了佛生身虽灭,法身常住的思想;涅槃常、乐、我、净的思想;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
        该经最初由法显与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三年(417)译出,仅初分,定名为《大般泥洹经》,六卷。大体同时,昙无谶于北凉玄始三年(414)至玄始十年(421)在凉州译出该经的全本(欠荼毗分),定名为《大般涅槃经》,四十卷,世称大本《涅槃》。大本《涅槃》于宋元嘉年中(424—443)传到南方。后慧严、慧观、谢灵运等依照六卷本《泥洹》对北本《涅槃》重新改定并增加品目,删定为三十六卷本,仍叫《大般涅槃经》,世称南本,将大本《涅槃》称为北本。
        涅槃学派的形成与竺道生、慧观有关。
        大本《涅槃》没有传到南方之前,六卷《泥洹》已经流传。经中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但卷四又说一阐提人(按:指断绝一切善根的人)没有佛性,不能成佛。竺道生认为,一阐提人包含在众生之中,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么一阐提人也应该有佛性,也可以成佛。印度传统有四种姓的区别,法显时代印度已经出现不可接触的贱民;当时还存在着激烈的大小乘斗争。所以,六卷本《泥洹》的“一阐提人不能成佛说”实际是印度上述情况在理论上的反映。但中国传统讲“仁者爱人”、“有教无类”。虽然也有人性恶的观点,但人性善的理论占据主导地位。所以,竺道生的“一阐提人也能成佛”的观点背后,显然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当时一些守旧的僧人认为竺道生的观点离经叛道,将他开除出佛教教团。但其后不久,北本《涅槃》传到南方,其中果然有一阐提人也能成佛的说法。于是大家服膺竺道生的孤明先发,同时也掀起研究《涅槃》的热潮。竺道生被视为“涅槃圣”。慧观的五时判教理论把《涅槃经》作为最圆满的“常住教”,也对涅槃学派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竺道生、慧观两人在顿悟、渐悟方面的不同观点,涅槃学派也分为两大系。

竺道生(黄泽《古佛图谱》)

        此后涅槃学派人才辈出,大家围绕着佛性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中心论点为佛性到底是什么?佛性到底是先天就有,还是后天因修行而获得?佛性问题的研究对中国哲学从玄学本体论到心性论的转变,起到积极的作用。
        毗昙学派。即研习小乘阿毗昙的学派,该派僧人被称为毗昙师。
        阿毗昙,又称“阿毗达磨”,意为“对法”,指佛教三藏中的论藏。中国的毗昙学派,主要研习小乘论藏,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著作。
        说一切有部,简称有部,主要流行在西北印度。早在东汉时期,安世高就译出有部的毗昙著作。公元四世纪前秦灭前凉,势力扩展到西域,西北印度的不少有部僧人纷纷来到中国,把大批小乘毗昙著作译为汉文。在这个过程中,道安、慧远等起了积极的组织、推动作用。当时译出的主要典籍有《蜱婆沙》、《僧伽罗刹集经》、《婆须蜜集》、《三法度论》、《阿毗昙八犍度论》、《阿毗昙心论》等。其后,又译出《舍利弗阿毗昙》、《三弥底论》、《阿毗昙毗婆沙》、《杂阿毗昙心论》等等。其中大部分为有部的论著,也有一些其他小乘部派的著作。
        有部论著主要论述“我空法有”与“法由缘生”的理论。其基本特点是细致地分析法相,亦即事物固有的特性与相状。由于它详细解释与分析事物的名相概念,对学习佛教起到入门引导的作用,所以在中国颇为流行,对于南方义学的影响尤大。庐山慧远的许多思想实际都受毗昙学的熏陶。但中国佛教的主体是大乘佛教,而毗昙论著属于小乘,故一般仅把它当作入门的阶梯。不少毗昙师兼弘《成实论》、《俱舍论》,与成实学派、俱舍学派合流。
        地论学派。即研习《十地经论》的学派,该派僧人被称为地论师。
        《十地经论》是印度大乘瑜伽行派主要理论家世亲对《十地经》的解释,是论述“唯识无境”理论的主要著作之一。《十地经》相当于《华严经· 十地品》,主要论述菩萨修行的十个阶次。由于经中有“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这样的命题,世亲由此撰成《十地经论》,用“阿黎耶缘起”解释上述命题,证成唯识无境的理论。但该论是世亲的早期著作,对不少问题交代得不够清楚,故此为研习者提供了进一步发挥的余地。
        该论是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至四年(511)由勒那摩提与菩提流支两人译出的。传说两人对该论的观点不一,从而使地论学派分为南、北两道。一说从相州去洛阳的通道有南、北两条,两家学徒沿两道分别发展,故此得名。一说勒那摩提与菩提流支分居洛阳御道街的南北,故将两派称为南北两道。由于北魏王朝的支持,地论学派在北方迅速发展,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北道的道宠、南道的慧光。其中慧光门徒遍及全国,是地论师中影响最大的一派。由于该派既联系上层,又注意普及,得到统治者大力支持。在魏、齐、周、乃至隋等数朝中,出任大统、国统、国都、州统等各级僧官的,以出身于南道的地论师为最多。著名的沙门统法上、净影慧远等都是这一派的成员。
        摄论学派。即研习《摄大乘论》与《摄大乘论释》的学派,该派僧人被称为摄论师。
        《摄大乘论》是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著名理论家无著的著作,《摄大乘论释》则是世亲对《摄大乘论》的解释。这两部著作用唯识无境的观点对佛教境、行、果等全部宗教学说作了新的解释,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瑜伽行派的重要著作之一。
        《摄大乘论》前后共三次译出。第一译为二卷本,由元魏佛陀扇多译;第二译为三卷本,为陈真谛译;第三译为三卷本,唐玄奘译。《摄大乘论释》前后也是三次译出。第一译为十五卷本,真谛译;第二译为十卷本,隋达磨笈多译;第三译为十卷本,玄奘译。南北朝的摄论学派所依据的是真谛的两个译本。
        传承摄论学派的均为真谛的弟子,有慧恺、智敫、道尼、法泰、曹毗、僧宗、慧旷等。这一学派先流传于南方,隋代传入北方。
        俱舍学派。即研习《俱舍论》的学派,该派僧人被称为俱舍师。
        《俱舍论》也是世亲所著,属于毗昙类著作。世亲本在有部出家,曾宣讲有部的重要著作《大毗婆沙论》,后摘其精华,撰成六百首偈颂,称《阿毗达磨俱舍论本颂》,后又亲自为这些偈颂一一注释,形成《阿毗达磨俱舍论》。但此论并非忠实祖述有部的观点,而是受到经量部思想的影响。该论全面论述了小乘诸法之体用及“迷”、“悟”之因、果、缘,是介绍小乘教义的基本理论著作,故译出后即受到欢迎。
        《俱舍论》前后共二次译出。第一译为二十二卷本,真谛译;第二译为三十卷本,玄奘译。南北朝的俱舍学派所依据的是真谛的译本。
        传习俱舍学的也是真谛的弟子,如慧恺、智敫、法泰等。由于《俱舍论》属毗昙,所以俱舍学派实际也是毗昙学派的一个支派。
        除了上述研习义理的诸学派之外,当时还有研习戒律的律师与传承禅法的禅师。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诸学派理论的争鸣,学风的差异,使佛教界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南北朝晚期僧人僧桀“少出家,尚游学。江河南北,靡所不经;关陇西东,触处皆履。涉历三国,备齐、陈、周。诸有法筵,无不必践。工难问,善博寻。”他曾撰写《十种大乘论》一卷,总结当时的义理与学风:“一无障碍、二者平等、三逆、四顺、五接、六挫、七迷、八梦、九相即、十中道。并引经论成文,证据甚有轨辙。”(《历代三宝记》卷一二)可惜已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