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中,佛教典籍大量涌现。首先是翻译的域外佛典在数量、质量乃至内容等诸方面都远远超出初传期;其次是中国人自己撰写出大量关于佛教的著作;再次是随着佛教学派的发展,讲习经典之风更加兴盛。上述种种,反映出佛教正向更深层次发展。
        佛典的传译
        前面已经从鸠摩罗什译经、判教与学派的角度介绍了若干佛典翻译的情况,这里再作若干补充叙述。
        在这一时期中,我国主要有如下几个佛典翻译中心:
        长安。从前秦起,长安已是重要的佛典传译地,道安在此组织翻译了不少典籍。罗什译经时期,长安更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佛典传译中心。十余年间,罗什本人译出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所译经典以龙树中观理论为主,包括许多方面,影响辐射全国。与罗什同时的还有竺佛念、弗若多罗、佛陀耶舍、昙摩耶舍等,还翻译经典三十部二百四十卷,不少是大部头经典。其中《十诵律》、《四分律》是此后我国佛教教团遵循的主要戒律著作;《长阿含》、《舍利弗阿毗昙》等都起到过重要作用。其后随着政治中心的他移,长安失去佛典翻译中心的地位。但随着北周建都长安,又有阇那崛多等在此从事译经。但不久遇周武帝废佛,故实际影响不大。
        姑臧。即今甘肃武威,为前凉与北凉的首都。前凉时,月氏优婆塞支施仑曾在这里译经,但影响不大。迨至北凉,这里成为闻名全国的译经中心之一,先后有昙无谶、佛陀跋摩、智猛等缁素九人,译出八十二部三百一十一卷。其中,昙无谶翻译的经典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甚大。
        建康。即今江苏南京,东晋与南朝宋、齐、梁、陈均以之为首都。它既是当时重要的佛教中心,也是重要的佛典翻译中心。东晋后期,僧伽提婆、佛陀跋陀罗、法显等十余人在此译出佛经一百多部,四百多卷。南朝时期,求那跋陀罗、僧伽跋陀罗、真谛等三十余人先后在此译出佛经五百余部,一千余卷。翻译的内容,涉及佛教大小乘、经律论各个方面。
        庐山。慧远在世时期,庐山也是当时的佛典翻译中心。如慧远曾请僧伽提婆在庐山译出《阿毗昙心论》、《三法度论》,请佛陀跋陀罗在庐山译出《达磨多罗禅经》、《出生无量门持经》等。但慧远逝世以后,庐山失去译经中心的地位。
        洛阳与邺都。北魏先都恒安(今山西大同),在这里也翻译了若干佛经,但数量有限。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洛阳即成为重要的佛典翻译中心。东魏、北齐建都邺都(今安阳北),佛典翻译中心亦随之迁移。北魏、东魏、北齐三朝,先后有勒那摩提、菩提留支、佛陀扇多、般若流支、那连提耶舍等十余人在上述两地译经,译出佛经约八十余部,三百余卷。大集部的经典至此大体译齐。《十地经论》等唯识经典影响甚大。
        综观这一时期的翻译,总数超出七百部,卷数达二千以上,印度佛教的各派重要理论都已译出。值得注意的是,在长安、姑臧、洛阳等北方中心,佛典翻译已经成为国家的事业,翻译都在官办的译场中进行。而在南方,佛典翻译虽然也得到朝廷与达官贵人的支持,但更多地由僧人自己进行。这种差异与南北僧团的不同形态及南北国家政权对全社会的控制度是一致的。
        佛典的讲习
        经典的讲习,是佛教僧人教习经典的一种方式,在印度它已形成转读、梵呗、唱导等一套程式。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东汉以来儒生讲解儒家经典形式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中国式的讲经程式。在这一时期,随着经典探讨的深入,学派义理的研修,佛典的讲习之风日益兴盛。
        佛典讲习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译主在翻译经典时有责任讲解该经的义理,当时的诸译场均皆如此; 一是诸教团、学派经常举行讲经法会,讲习某经义理。讲习时,除主讲的上座法师外,要指定一人负责唱经或发问,称“都讲”。通过上座法师与都讲的往来问答,以阐发经典奥义。有时法师与都讲配合得好,经典的讲习就会非常精彩。如支遁(道林)讲《维摩经》,“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遁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询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高僧传》卷四)。《世说新语》形容当时的场面:“支通一义,四座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世说新语》卷四)可见场面热烈。但由于参加讲习的任何人都可以即席提问,所以上座法师的水平高低十分重要,不少僧人通过讲经,发挥水平,从而博得声誉。如竺道生讲经,“吐纳问辩,辞清珠玉,虽宿望学僧,当世名士,皆虑挫词穷,莫敢酬抗”(《高僧传》卷七)。昙无谶讲经,“道俗数百人疑难纵横,谶临机释滞,未尝留碍”(《出三藏记集》卷一四)。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一次,道恒在荆州讲“心无义”,慧远即席攻难,道恒理屈词穷。从此心无义再也没有市场,而慧远却声誉鹊起。所以,有时也有人借讲习之机而为难别人:
        “于法开始与支公(按:指支道林)争名,后精渐归支,意甚不忿,遂遁迹剡下。遣弟子出都,语使过会稽。于时支公正讲《小品》。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言诣支公。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反多时,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世说新语》卷四)
        经典的讲习对佛教义理的普及与提高,都有极大的作用。
        当时还流行一种宣唱法理、开导众心的“唱导”,也是讲习经典的一种方式。唱导时往往并不完全拘泥于经文,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实际是后代俗讲的先导。从事唱导的僧人必须具备优美的声音、卓越的辩才、高超的才能,渊博的知识,善于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例如对于出家人要切语无常,苦陈忏悔;对于王公大臣要多用俗典,辞藻华丽;对于一般百姓可以指事造型,直谈见闻;对于下层的山野村夫则应该用通俗的语言来痛斥各种罪行。据载,在唱导会场上:
        “四众专心,叉指缄默。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后夜,钟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人迫怀抱,载盈恋慕。”(《高僧传》卷一三)
        由此可见这种唱导影响群众效果之大。